第五十八章

    一场大风把夏天的酷热连同秋天的凉爽一起刮走了，严寒又一次控制了河西走廊。长城国营农场接受劳教的右派分子再次面临寒冷的威胁，而且有比寒冷更严酷的摧残，那就是饥饿。
    一般说来，短期的饥饿并不可怕，因为除了粮食、蔬菜之外，人还可以从野生动、植物中得到补充。可怕的是长期挨饿，连野生动、植物的潜力全部挖尽之后，并且断绝了一切其他援助，在这种情况下，饥饿才是最可怕的。长城国营农场本来就缺乏野生动、植物，只能依靠家庭援助，而现在，家庭援助也供给不上了，饥饿成了绝望的痛苦。让人白白地饿着等死，请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滋味？人在忍受病痛的折磨时，还可以用止疼药剂进行缓解，而饥饿的痛苦，除了食物，还能再用什么缓解呢？就这样一时一日，一月半载，把人体内的能量一点点消耗殆尽，直到停止呼吸。这种滋味，大概只有忍受的人才有切身体会，别人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右派分子已经这样苟延残喘了半年，他们每天只靠三两面充饥，也就是说，他们每天只能喝到两碗照得见人影的清汤，当地人叫滚水。蔬菜起初还有一点，九月份以后就没有了。靠邮寄的外援也基本断绝了，他们的亲属也自顾不暇。
    现在几乎全躺倒了。正如看守人员说：“现在放开让他们跑，也跑不出去了。”的确如此，周围几百里全是戈壁，他们饿得走路都没力气了，能往哪儿跑呢？
    有的人连续几天不解一次大便，到解的时候，肛门憋得难受，想解，却又半天解不下来，蹲着活受罪，要是解出一点点来，羊屎蛋一样的粪便上带着血，因为他们长期不见油水。
    有的人知道自己不行了，开始写遗嘱。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死后能把遗骨送回原籍。他们活着不能和亲人在一起，死后能偎依在亲人身边。可悲的是，仅连这点愿望也不能实现，而且许多人直到临死还在请求组织宽耍蝴们的“罪过”！
    他们死后连一副薄板棺材都没有，用他们的被褥一卷，挖个四五尺深的坑埋在沙丘之下。而他们——甚至连同他们的直系亲属——背着右派分子的黑锅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
    进入九、十月份，体质弱的开始死亡，三天两头死去一个，进而一两天死一个，有时一天死两三个。死后同室的人按对待亡灵的规矩给死者换上干净点的衣服，用被褥裹好，偷偷哀悼一番，然后七八个人抬到宿舍后边的沙丘下挖坑埋葬。场部在给死者家属的通知书上一律填写因玻豪亡，从不说饿死。家属接到通知，有的因付不起路费不来，有的因怕受株连不敢来，只在家祭奠一番；有的不顾一切地来了，一看这种惨景，哭得死去活来，想迁尸，但路途遥远无能为力，只得重新就地掩埋。
    十一月份以后，死亡人数迅速增加，掩埋也来不及了，暂时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抬。墓地由远到近，墓坑由深到浅。有的人白天看来还不太要紧，晚上睡觉时还在说心里话，可是第二天早晨，睡在旁边的人发现他已经死了，不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死的。有的临死前不停地哭喊、呻吟，那口气断不了，惹得旁边的人难受得哭。
    右派分子中有一个名叫汪清泉，是湖北郧县人，四十一岁，劳教前在甘肃省商业厅工作。他爱人是兰州市某小学教师。他被打成右派后怕妻子受牵累，劝妻子和他离婚，妻子坚决不同意。他在长城国营农场劳教时又几次写信劝妻子离婚，向妻子郑重讲明将来的利害关系。妻子给他回信说：“清泉，你太看不起我了！要是我被打成右派，你能这样做吗？况且我们已经有了孩子。再不准你胡思乱想，好好保重身体。我要尽一切力量搭救你，因为你是受冤屈的。你出来以后，就是回家务农，我也跟你一块回去。”
    开始挨饿以来，妻子每过一两个月就去看丈夫一次。她从兰州乘火车到酒泉车站下车，再步行八十多里才能到达农场。妻子每次来都带些各样食品，基本够他添补吃一个多月。而且每次回去时要告诉她下次要来的大体时间。到了下次约好要来的那个时间，丈夫就望眼欲穿地等候着妻子的到来。
    由于路途遥远，妻子到农场以后不能当天返回酒泉市，要在农场住一夜。利用这点时间，妻子缝补一下丈夫的破衣，替他捉内衣的虱子，不嫌他身上脏，晚上和他挤在一个被窝，给他说宽心话，抚慰他受伤的心灵。
    妻子对他越体贴，他心里越难受，他把脸埋在妻子怀里，含泪小声说：“丫子（妻子比他校耗岁，他常这样称呼她。她的学名叫刘丽群），要是世上真的有鬼，人能轮回转世该有多好……”
    妻子理解他的话意，立即打断：“你胡说什么？哪里有鬼！”
    “当然没有。我是说，如果有的话……”
    “不许你再胡说。”妻子又一次打断他的话，接着给他讲家里的情况，以此转移他的思绪。妻子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丈夫看。照片上有三个人——妻子和两个孩子。
    “你看，孩子快和我一般高了。”妻子勉强露出笑容，“敏哲已经上初二，敏娜上小学五年级了。我上次回去后把你的情况告诉了孩子，孩子难受得哭了。敏哲说：‘咱尽量节省一点，吃孬点没关系，咱怎么说也比爸的日子好过。’布袋里那几个馍圪垯，是孩子在学校节省的。”
    丈夫掂量着妻子带来的一布袋吃食，难为情地说：“你们不要过分节俭，孩子要上学，你要工作。千万不能把你们的身体撂倒！”
    “不会的。你看他俩多精神！”妻子指着照片上的孩子。
    照片上，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穿着新衣服，站在妈妈身前，面带笑容。丈夫看了又看，宽慰地笑了。
    可是他哪里知道，孩子穿的新衣服全是借别人的。妻子每月工资四十多元，既要养活三口人，还要接济丈夫。为了给丈夫节省几斤面粉，她和孩子多半靠菜蔬维持生活。母子三人本着一个心愿，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清泉搭救出来。
    这次回去以后，妻子病倒了，两星期没有上班，工资扣发，学校领导找她谈话，批评她不能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她说：“我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可他是我家的人，生活上我不能不管。”校长指责说：“生活上别人能过，他不能过？你这是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耽误教学，影响学生，要是再这样，考虑你受处分！”
    一个半月过去了，到了她和丈夫约定的时间，可她要给丈夫带的东西还没有着落，她又怕学校给她什么处分，她非常为难，但她决定还是要去。为了不让领导发觉，她选定了国庆节职工放假的时候。
    到了妻子要来的日子，王清泉急切地盼望着妻子的到来。他一天不知要往场外的路上望多少次，希望妻子忽然出现在他的视线内。前几次妻子都是准日到达。而这次却迟迟不见妻子到来，他担心妻子在路上发生事故，心里说：“这次来我要说她，叫她以后不要再来了，真叫人担不尽的心。”他又怨恨自己……
    等啊等，总不见妻子到来，他有些失望了。
    以前妻子每次来带的食品他都精打细算，按日食用，即使再饿，也不多吃，这样，当妻子下次来时，总能剩一点，让妻子看见高兴。妻子来时，剩下的这一点他就和妻子共同分享了，他不忍心让妻子空着肚子回去。可现在，他按日存留的那点食品在两天前已经吃完了，而留着和妻子共同分享的半碗炒面总舍不得吃。因为他相信妻子会来。当他饿得不能忍受的时候，就用三个指头撮吃一口。这样又过了几天，妻子还是没有来。到了第十天，他感到自己不行了（他曾患过肾炎，体质一直不好，要不是妻子尽力扶持，说不定他早已离世了）。到了晚上，他对旁边的难友说：“我等不住我的妻子了，这点炒面留着，要是我妻子来了，就说这是我留给她的。过些日子要是她还不来，你就把这点炒面吃了。我死后，你看着把我埋好一点，不要让我妻子伤心。”当天夜里，他就停止了呼吸。
    偏偏第二天，他的妻子就赶到了。她带来的杂面馍馍和炒面，还有冬天加添的衣服——这一切，她丈夫再也用不着了。在丈夫遗体前，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喊道：“清泉，我对不起你啊……我……我只晚来了一天啊……”
    十一月中旬，已经有二百多人因饥饿死去。原来每个宿舍人挤得满满的，现在却空了许多铺位。为了抵御冬天的严寒，把剩下的人集中在一起，有的宿舍空下了。
    这时，史国锐还活着。自从那次自杀未遂，他生活的勇气反而更大了。他不像别人，有亲人的尽力资助，他是孤身一人。正如前边所交代的，他没有一个亲人经常写信鼓励他，给他寄维持生命的食品。他的弟弟国强来过几封信，寄过两次钱和粮票，以后就再没有消息了。按说，他是最匮乏、最孤独的，但不知为什么，他的身体比一般难友看起来还略好一些。也许是他的体质比别人好，对这恶劣的生活环境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也可能是他性格开朗，在极艰苦的生活中，能不断地调整自己；或者说他把一切都想开了，觉得无所谓，没有任何精神负担；也许是由于别人所不知道的其他原因。总之，他还活着，而且干着一件十分有意思的工作——为死者写墓碑。那些可怜的亡灵墓前立一块巴掌大的青砖，上边用毛笔小楷写着本人的姓名、年龄和籍贯。由于史国锐写一手好字，管教领导便叫他干这件事情。不知道这是对他的器重还是惩罚。当别人躺在铺上保存着体内仅有的一点能量时，他还要劳动，而饭食方面对他没有任何优待。他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挨着时日，真是度日如年啊！
    有时他想，反正过一天就离尽头少一天，要是忽然出现什么奇迹，也许能活着出去。这是他最乐观的想法。
    国庆前夕，他们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听说国家要在国庆前后进行大赦。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有了生还的希望。
    国庆后的一天，集合他们开会，听说要向他们传达一份中央文件。个个都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到了。
    不错，真的是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文件，文件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特赦令。特赦对象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和部分国民党在押战犯，与他们毫无相干。他们的希望再一次破灭了。
    国锐依旧干着他原来的工作。当他面前的一码青砖在不断地减少，一个个死亡者的姓名在他手下经过时，他生还的希望也在逐渐泯灭。不过，人和别的动物一样，都有一种求生的本能，除非是出现意外的情况，如无法承受的精神痛苦，或本人意识到没有必要活下去而自寻无常之外，无论什么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哪怕临死前的一分钟，他都要与死神搏斗。这也可以作为对史国锐为什么还一天天活着的一种解释。
    可是进入十一月下旬，史国锐感觉自己一时不如一时了。他又拼命挣扎了两三天。第四天上午，他忽然觉得有一种轻松感，像要解脱似的。他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好的征兆，可能是死期到了。他便用青砖也为自己写了一块墓碑，上面只写了自己的姓名。
    这天晚上，他旁边的人听见史国锐痛苦地呻唤了一夜，他们听着也心如针扎。第二天早晨，没等上喝那一碗“滚水”，史国锐就离开了人世。
    从先一天下午到这天早晨，共有五人去世。有两个先天晚上就埋了。可是到这天下午，史国锐和另外两个还没有埋，用各自的被褥裹着，放在宿舍外边，因为活着的人实在没有力气抬了。
    直到第二天上午，这三具尸体还没有埋。喝过下午的一次“滚水”以后，看守人员来喊叫：“把这三具尸体赶快埋掉！”
    恰在这时，一个风尘仆仆的女人出现在众人面前。她头上裹着一块蓝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身穿棉衣棉裤，肩膀、胸前、膝盖都缀着补丁，腕上挎一个大布袋，布袋颜色鲜艳得如同姑娘结婚的陪嫁品。这个女人的出现使大家非常惊异，连要抬死人的人也站着不动了。远处的人也三三两两一摇一晃朝这边走来，各人都在想，是不是自己的亲人来了？
    这女人把捂着嘴的头巾解开，正要问话，却被她眼前躺着的一具尸体怔住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具尸体，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反复看了几遍，突然扑在死者身上大哭起来。旁边的人呆站着摸不着头脑。哭了将近十分钟以后才有人将她拉起来，说：“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女人摇头，说：“就是他。”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看守人员问。
    “史……史国锐。”
    这时，众人才明白过来。可是，和史国锐住在一个宿舍的人又感到奇怪：史国锐曾说他没有亲人，他爱人已经离婚走了。这女人究竟是谁？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看守人员问。
    她好像难以启齿。看守人员等得不耐烦了，又问：“他是你丈夫？”
    女人摇头。
    “兄弟？”
    她还是摇头。
    “你和他总有一定的关系。”
    “不，非亲非故。”
    旁边的人一个个惊愕地注视着这个衣着褴褛的农村妇女，听她言谈，又不像一个没有文化的人。
    这时，王枫端着一碗“滚水”艰难地向这边走来，他边走边喝。他的身体也虚弱透了，为了喝一碗比别人稠一点的清汤，他每次开饭总去得最迟，因为锅底毕竟稠一点。
    他到了众人面前，听了旁边人的一些介绍，朝着女人脸上瞅了又瞅，便分开众人，走到女人跟前，说：“你是不是竹梅？”
    女人一惊，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国锐曾对我谈过你，因此我才敢这样问，没想到还问对了。要不嫌，你先把这半碗汤喝了。”说着，把碗递到竹梅眼前。
    竹梅忙用手捧住，但没有接，连声说：“你快喝，饭冷了。”
    “你要是早到一两天就好了。”王枫十分惋惜地说。他把竹梅叫到一边，向她谈了国锐的有关情况。竹梅一边听一边擦眼泪，哽咽着说：“我不生他的气，我只为他伤心，他……他太可怜了……”
    竹梅从灶房要了点热水，给国锐洗了手脸，把带来的一件新衣服给他套上，整了整容，把他一直送到墓地。
    原来竹梅是从国强口中得知国锐的情况才匆忙赶到这里的。她想，要是国强早告诉她一两天，说不定能把国锐搭救到世上。世上的事情好像冥冥之中总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
    当天已经不能返回酒泉市，竹梅在伙房蹲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她冒着严寒离开了长城国营农场。临行前，她把所带的干粮给自己留了一点路上食用，剩下的给了王枫，祝愿他能活着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