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横七竖八的沙丘围困着一片不毛之地，看上去如同阿拉伯神话中的古堡一般荒凉、神奇。此地离甘肃酒泉市四十多公里，在酒泉市东北方向，长城脚下。我们前边所叙述的那些右派分子将要在这里接受改造。这块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戈壁滩被命名为长城国营农场。
运送右派分子的那列货车停停走走，走走停停，经过两天多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酒泉车站，时间是早晨七点，天还不亮。这些颠簸得疲惫不堪的罪犯们在一片吆喝与辱骂声中被轰下车厢，在一连荷枪实弹的士兵看守下，集结在一个露天场地待命。谁要大小便，都得向士兵请示。现在，他们头脑里什么价值观念都没有了，什么等级都不存在了，唯一的感觉就是自己还活着。
黎明前的黑暗——其实对他们根本不存在什么黎明——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听见狂风的嘶叫声。他们一个挨一个，尽量团挤在一起，以抵御寒风的侵袭。这儿的风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而是从四面八方袭来，刀片似的削着他们的脸，针芒似的刺透他们的衣着。十月天气，内地还不十分冷，这儿却已经滴水成冰。“我的妈，这地方咋这么冷！”有几个站起来跺脚，被看守的战士一声训斥，又乖乖地蹲下了。当初从家启程时，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好人，是为了向党交心才到这儿来的，都有一个将来回去后继续工作的愿望。现在才知道他们的想法落空了，多数人已经后悔，但要返回是不可能了。
忽然，车站上显出几点亮光，那是过往的列车停靠在酒泉车站。这时，有的右派分子内心发出这样的祈祷——老天爷啊，让我坐这列车回家去，我死在家里都行。几分钟后，亮光消失了，又是穿不透的黑暗……
不知什么时候，东边天际开了一个血红的口子，犹如产妇下身流出的血，大地轮廓开始显得分明。向东看，是野牛奔驰似的一座座小山丘；向北向西是茫茫无际的沙漠，黑暗中有几点鬼眼似的火星，那也许是酒泉钢铁基地；向南是耸入云际的祁连山脉，白皑皑的雪峰洒满朝晖，风景煞是壮观，然而却唤不起他们的任何美感，美，在他们心中已经死灭了。
这四百多名右派分子中，心境稍好一点的，恐怕只有史国锐一个人。对他来说，这地方可以算是故地重游。十六年前，史国锐和另外三个同伴从兰州乘长途汽车到酒泉来上中等师范时，这地方比现在还荒凉，现在起码还有一个孤零零的火车站，有铁路通往内地，而当时这里除了荒沙乱石，再什么都没有。他们当时的艰苦程度与现在相差无几。肃州师范是一所公费学校，一切费用由国家承担，但生活十分艰苦，稍微有钱的家庭是不愿让孩子上这类学校的。当时史国锐家乡遭了灾，他父亲不愿再供他上高中。国锐的父亲在平凉华亭县中学当校长，每月工资一百大洋，收入是可观的，尽管颗粒无收，但他家庭的状况完全能供他上高中，可他父亲的心思完全在发财致富上。他父亲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要在穷人倾家荡产的时候大捞一把，多买些土地，再在地边水旁修建油坊水磨。要是让儿子把钱拿去上学，自己的计划就要落空。因此，他直截了当要国锐停学，去当小学教员，理由是国锐下边还有三个弟妹都要念书，他供给不起。言下之意，对国锐的责任他已经尽到了。国锐坚决不干，要继续上学。他父亲当时拍了桌子，说若要继续上学，就自己去筹集学费，他无钱再供给了。在万般无奈之下，国锐报考了当时的公费学校——肃州师范。全家支持他上学的只有竹梅一人。当时竹梅刚生了头一个孩子，孩子感染四六风夭折了，她还没过满月，拖着虚弱的身子为国锐准备衣物，在娘家各处筹集路费。临走时，竹梅一再叮咛：“再苦也要完成学业，不能半途而废。在外要顾惜身体，一年至少要回一次家。家中一切有我，你不要操心。”说着说着，二人相对而泣。他能完成学业，多半是竹梅对他的精神鼓励和物质资助。当时竹梅娘家虽说不是富裕之家，日子却也过得去，她母亲隔三间五给她几个钱，她舍不得花，给丈夫攒着。冬天夜长，她在油灯下打麻绳做鞋袜经常到半夜，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国锐回家返校时全带走了。
肃州师范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吃饭时间只有半小时。半小时一到，一吹哨子，一律停止用饭。天气再冷，必须用凉水洗脸。手在水中稍微一停就冻住了。与他同时考入的三个同乡第一学年没有结束，就卷铺盖回家了，只有他一人坚持到毕业。冬天睡觉，冷得不敢脱内衣，时间长了，全身痒得不行，一脱衬衣，衣上虱子成堆，没有办法处理，只好把衬衣压在室外的一块石头底下，等来年夏天再清洗。那样的艰苦生活他也熬过来了，现在的苦，他想也能支持。在这四百多人中，他年纪轻，体质也好，这也是他的有利条件。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过去虽然艰苦，可他是一个自由人，而现在他是囚犯，脚手戴着无形的镣铐；过去，有竹梅按时将他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寄到学校，他每年还有两个假期可以回家，而现在有谁关心呢？他能随便回家吗？一想到这里，他心情又十分沉重。
九点多，沙漠上忽然卷起几股黄尘，几只金甲虫在黄尘中钻出钻进，金甲虫越变越大，变成了几辆卡车，卡车上蒙着帆布，摇摇晃晃地朝这边驶来。
右派分子正在露天场地吃早饭，他们中间放几桶白开水，已经不热了。他们喝着开水，嚼着上火车时发给他们的蒸馍。有的人饭量大，没计划，馍已经在火车上吃完了，只好喝点白开水，看别人吃。有的吃着心里不忍，把自己的馍给瞅他的人分一点，那人毫不推辞，接过就吃。
卡车刚一停稳，负责押送他们的指导员立即发出命令：“停止用饭，马上上车！”正在喝水的把碗里水泼掉，正在吃馍的咽下口中的馍，拿在手上的不敢再吃，各提各的行李，不顾一切地往车上挤，企图占一个好位置，体弱的自然落在后边。五辆卡车挤得满满的，坐着的腰不能弯，站着的脚放不下去。持枪士兵轰猪似的一个劲喊：“快上，死硬了！妈的！”用枪托打那些挤不上车人的屁股。
这些右派分子像装载货物似的被全部装上车，车厢一关，引擎发动了。七辆车开始在几乎没有路的戈壁上蠕动。前后两辆坐的是押送人员，把五辆装载右派分子的车夹在中间，以防不测。
车速极慢，狂风卷起的黄沙像炒面似的往口里填塞，车上的人都闭着眼，用袖口捂着嘴。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运行，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一睁眼，全都傻了。
从兰州出发的时候，他们还这样考虑：既然是国营农场，总会有先到的人为他们盖好房子，总应该有起码的生活设备。现在才知道，他们的想法全部落空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沙滩洼地，四围几十丈高的沙丘是隔离他们的自然屏障。东、西、南三个角有三栋红砖砌的平方，那是看守人员住的。北面是茫无边际的戈壁，要逃是逃不出去的。他们就要在这样的地方接受改造。早来的人转到另一个名叫新添墩的农场，那儿离这里二十华里，情况稍好一些。
这些右派分子一下车，汽车就掉转头，载着押送他们的战士开走了。正式看管他们的人员经过培训，已提前到达这里。
他们一下车，先集合点名，然后是搜查。要求他们把行李全部打开，被子平铺在地上，一样一样检查，并且搜身，命令右派分子将衣扣裤带解开，手伸进去乱摸，只要查出可疑的东西，立即登记没收，甚至连随身所带的粮票也要没收。尤其是书籍、笔记本、钱夹之类检查更是详细，看里面有没有记载的反动言论。即使没有，书籍、笔记本也要没收。有的人对这种野蛮卑劣的检查手段极为愤慨，但敢怒不敢言，有的无法忍受这种侮辱而气得痛哭流涕。李京芳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从小就跟随父母信仰耶稣。他历史清白，家境比较贫寒，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学，1949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投身于新中国教育事业，在陆云师范学校任教。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害怕校领导因他是基督徒而罗织罪名，在言语方面十分谨慎。大鸣大放结束时找不出他任何把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说他不发言比发言还反动，还狡猾，仍被定为右派分子。来夹边沟接受劳动教养时，他把一本小《圣经》缝在被角，接受检查时，检察人员让他把被子拉开，他一边解行李，一边默默向救主耶稣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藏在被中的《圣经》不要让他发现。”果然，这本《圣经》没被查出。
从早晨九点他们吃了点冷馍，喝了点开水直到下午三点，再没见一点吃的东西。一搜查完毕，又命令他们就地搭帐篷。这时，他们一个个又饿又困，精疲力尽，但帐篷必须搭，否则，他们只有在露天过夜。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显示出团结与集体的力量，除了几个有病的，其余的人都忍着饥饿，主动参加支搭帐篷的劳动。管理人员中也有两三个好心肠的人，不是呵斥命令、指手画脚，而是亲手帮助他们，使这些右派分子很受感动，知道至少还有个别人关心他们，把他们当人看待。
这项工作结束时，天快黑了。要做饭，没有水，国锐主动带头，和几个年轻力壮的人拉着水车到三四里远的地方去拉水。
天黑透时，一人喝了一碗玉米面糊糊，然后摸着黑，拉开铺盖，在帐篷里躺下了。他们身子底下铺着薄薄的一层干草，草底下便是沙石，越睡越冷，有的人实在冻得受不了，便包着被子坐起来。
外边狂风大作，能听见沙石击打帐篷的响声。风越刮越猛，像要把整个世界掀翻，耳边不住地响着各种怪叫的声音，如狼哭鬼号，又如千军万马在奔驰，每个人只紧紧裹着被子，忍受着从未经受的严寒。
看守人员的平房里，这时炉火正红，他们身穿羊皮大衣，头戴栽绒暖帽，围着火炉，吃烤羊肉。吃着骂着，发泄着内心的不平，似乎他们被派到这地方来也算倒霉了。
“你们说，这地方能种庄稼吗？这他妈是谁出的馊主意？”一个小个子士兵问。
“不选这样的地方，那些坏杂种能改造好吗？”班长解释道。
士兵连连点头，显出佩服的样子。
“今晚有他们好受的。”另一个战士说。
“冻死才好呢！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小个子士兵抹抹嘴，站起来，向外一瞅。这时，外边传来脚步声，手电的光柱也向这边扫来。
门推开了，正副场长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全都起立，班长王新田行了个军礼：“报告首长：一切正常！”
场长魏世雄瓮声瓮气地说：“不要麻痹大意，风大天黑，要是让这些右派分子跑掉一个，我拿你是问！”
副场长冯国庆接着指示：“晚上一定不能睡觉！每过两小时要巡查一次。有意外情况立即汇报。你们西南角是关键部位。”又回头对魏世雄说，“魏场长，铁丝网是不是得赶快架？”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明天就架。”魏世雄又转身对王新田说，“可要提高警惕！”
王新田立正敬礼，说：“请首长放心＃涵敢跑我就毙了他。”
两位首长到别处查看去了。他们又开始谈天说地。
“班长，想不想老婆？”小个子挤挤鬼眼。
“想顶屁用——你这小子也想女人了！”
“这鬼地方，难得见一个女人。”
“明年夏天放假，我领你到兰州去，那里街道上什么样的女人都有。”
“可人家谁能看上咱呢？”
“不要太自卑嘛，比起这些右派分子，我们不是略高一等吗？”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时，门又推开了。他们以为首长又来检查，正要站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右派分子，手里拿个搪瓷缸，鞠了一躬，结结巴巴地说：“各位领……领导，一个同志——哦，不是同志，是右派分子，肚子疼，快……快不行了，给……给点水……”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声喝断：“谁让你跑出来？去，滚回去！再乱窜我毙了你！”
那个右派分子提着空茶缸，哆哆嗦嗦地走了。他回到帐篷，埋怨起大伙来：“我说不行不行，硬要让我去，看是白跑？”
“我去。”史国锐站起来，接过茶缸，走出帐篷，来到看守房间，说：“请给一点水，帐篷里一个人肚子疼得翻滚。”
“又来了？回去！”王班长厉声喝道。
“不是我要喝，是另一个人。改造归改造，总不能见死不救！”说着，自己提起炉台上的水壶，倒了一茶缸水端走了。
看守人员气得直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