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陆云地区行政公署大门两边的墙壁上，赫然横着两幅灼目的大幅标语：
    “史国锐必须向人民老实低头认罪！”
    “只有坦白才是出路！”
    笔力粗矿，咄咄逼人。
    史国锐低着头，拖着一把大扫帚，打扫会议室门前的道路，他不敢抬头看标语上的任何一个字，那每一个字都是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对准他的心脏。
    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的离他远远地走过去，仿佛他身上带着一种病毒，一不小心就会传染给自己；有的走到他脚前故意狠狠吐一口唾沫，以表示仇恨和厌恶；有的则开口训斥道：“扫干净点！现在怎么不神气了？”
    提升不久的堂堂陆云地委副书记兼副专员的史国锐，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惶惑茫然，不知所措。有时，他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史国锐还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反右派斗争的狂澜已经席卷全国。他听取了中央首长关于反右派斗争的讲话，了全国各大报刊的社论和短评以及各省市的报道，也了解到北京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并且认真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重要文章，考虑着回去以后怎样领导本地区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他完全站在党中央的立场，认识到这场运动的严肃性和必要性，意识到这既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又是一项扎实细致、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实事求是地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说过一些错话，干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与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严格区别开来，不放过坏人也不冤枉好人。在工作中要改正自己以往个性太强的缺点，和其他领导密切配合，共同领导好这次运动。
    会议结束后，其他与会的许多同志在北京又参观游览了五六天，他出于工作的需要，一天也不想耽搁，当天就乘火车返回。上车前，他向地委发了电报。
    从北京开往兰州的特快列车在陆云刚一停稳，他便提起皮包，兴致勃勃走出车厢，下了站台，等待单位的小车来接。过了半个多钟头，仍不见车来，他只好乘公共汽车回市。下车后又步行一段路程来到地委，想把会议精神立即向吴书记汇报。
    走到行署门前的小广场，他离远就看见行署大门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他精神更加振奋，自语说：“我们地区的动劲可真不小，可见领导往往落后于群众。”
    他快步走到跟前一看，才大为震惊，原来这些标语和大字报多是冲着自己来的。
    第一个醒目的标题是：《从史国锐的家庭出身看他的阶级本性》，指控他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的妻子张灵芝家庭也是大地主，他们两个合二为一，臭气相通。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岳父——恶霸地主张耀先（外号张阎王）接到陆云市以养病为名，使之逃避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第二份大字报标题是《史国锐反党二三例》，列举他反党的几件罪行：其一是反对扫盲运动，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其二是目无组织领导，个人主义第一，拉帮派、立山头；其三是污蔑社会主义，说民办教师生活待遇太低。
    另外还有揭发他个人作风问题的，说他和张灵芝姐妹同睡一床；还有漫画：《看当今之陈世美》，画着竹梅领着孩子到陆云找他，他拒之门外，千方百计要与前妻离婚等等。
    他没有看完就头疼欲裂，只想把头在墙壁上撞破，撞死。他自工作以来，一直是青云直上，经历过“三反”、“五反”等各大运动，从未受过任何冲击。他简直没有任何精神准备来承受这么沉重的打击。凭良心，他是一心一意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他的成绩有目共睹。当然，至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自己不会没有，可这些大字报的内容简直是要置人于死地，这些人用心何在？这是群众的意愿还是领导的意图？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我要找吴书记澄清事实。”他抬腕看了下表，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他转身径直朝吴书记家走去。
    吴书记刚下班，正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夹在手指中的烟头已自动掉在地上。老婆魏丽萍正在厨房做饭，不时传来油锅发出的嗞嗞声。
    “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先坐房子，饭很快就好了。”魏丽萍看见史国锐，提着锅铲走到厨房门口招呼，围裙带子把她的腰身束得更加窈窕，显出一张油腻腻红扑扑的笑脸。
    “吴书记在吗？”史国锐边走边问。
    “在，在房子。你可别走啊！”魏丽萍仍回到锅边。
    院中说话的声音把朦胧中的吴书记吵醒了，一睁眼，只见史国锐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吴书记笑着站起来，向前几步和史国锐握手：“小史，我料到你今天会回来的。怎么样？在北京一个月，收获不小吧！”
    “收获的确不小。”他把带来的文件从皮包里抽出来，放在吴书记眼前的茶几上，“这些文件，请你认真看一看。”
    吴书记把文件随便翻了几页，顺手撂在他的写字台上，脸上却仍旧是一副若无其事，让人信赖的笑容：“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看到外面的大字报了？”吴书记取出香烟，让史国锐抽，史国锐摆手拒绝。
    “怎么，烟也戒了？”
    “不，现在不想抽。”
    吴书记自己抽出一支，放在嘴唇上，点燃，吸了一口，把烟夹在手指中，看着发红的烟头，半响无语。
    “大字报我看了，我想你也看过了。你对那些揭发我的大字报有什么看法？”
    吴书记眼睛盯着烟头上的白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从来就是相信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这是群众的意见，我希望你能够正确对待，但也不要有过重的压力。实事求是嘛，哈哈……洗个热水澡，再轻装上阵，有利于将来更好地工作嘛。像你这样的年轻干部，将来前途无量啊。我——老了，力不从心了。”最后一句话，吴书记在史国锐面前说了不止一次了。
    史国锐非常仔细地听着吴书记的谈话，感觉到话里既有真诚的安慰，又有猜不透的弦外之音，使他抓不住要领，摸不透底细。
    “吴书记，我再次请求你把我带来的这些材料认真看一看，尤其是**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我相信你说的话——实事求是。好，我走了。”
    “呃，吃过饭走吧，饭马上就好了，咱再好好喝几盅。”
    “不了，我还得马上回家去。”
    “你还没进家门？既是这样我就不强留了，你慢走。”吴书记把史国锐送到房门外，拉住史国锐的手，“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
    “怎么没坐就要走了？饭好了！”厨房又传来魏丽萍银铃似的挽留声。
    “唰——唰——”扫帚无力地在地上划着，划出一道道弯弯曲曲的条纹，腾起一层层薄薄的尘雾，他犹如在云端里似的，飘飘悠悠。猛一惊醒，又回到现实中来，原来眼前是铁一般的事实，并非梦幻。
    从吴启明家出來，他头脑稍微冷静了一点，他发现吴启明并非他原来所认识的那么简单、粗鲁，其实这个人是很难对付的。可见要全面认识一个人，真不容易。“唉，要是王书记不调走就好了。王书记不调走，也许我不会提升，但情况绝不会是现在这样。‘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这话说得太对了。我待人以诚，人未必以诚待我。可话说回来，我把他老吴怎么了？……也许他未必一定要整我。我跟李济伦当面顶撞过几次，这人向来心不容人，是不是他在背后作祟？我应该找他谈一谈，把事情说透，他也许能谅解我。”他又折身朝李济伦家走去。
    李济伦显出不冷不热的样子，先问他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他还没有说完，李济伦就插话说：“我们地区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义愤很大，火力也很猛。”
    国锐一听这话，心里更加狐疑，说：“群众情绪高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领导一定要把握政策，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李济伦知道国锐的意思，他反驳说：“你的意见是我们不要搞大民主，把群众的手脚捆住？”
    “不，李专员，请你不要误解，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是什么？说说我听。”
    “我们的民主，仍然是党领导下的民主，任何时候，党都不能放弃领导职责。”
    “谁说我们放弃领导了？我们的领导是党委集体领导，不是个人独断专行，这些常识你并不是不懂。你刚回来，对一些情况不了解，这方面的话，我们最好在党委会上说好不好？”
    国锐还想说什么，但又无法再说。
    “这次在北京游览了不少地方吧，故宫去了没有？”李济伦故意岔开话题。
    “别人游览，我没有心思游览，会议一结束我就回来了。”
    “可见你政治嗅觉灵敏。”
    “李专员，我想对你说一下，我过去和你发生过一些争执，但这都是工作方面的，尽管意见有分歧，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想把工作搞好。我的许多错误希望你能谅解。”
    “七十年的谷，八十年的糜，提那干什么，我早就忘了。”李济伦双手拄着大腿，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史国锐再没有话可说，就回去了。
    到了家中，妻子迎接他的是一副冰冷的面孔，既不问他一路如何，也不问他吃了没有，屁股坐在沙发上抬都没抬。他所遇到的一切都是这样反常。
    “我看这独家院也住不长久了。”这是张灵芝迎接他的第一句话。
    他没有回答，向沙发上一倒，两个拳头支着下巴，六神无主。
    涛涛攀着他的腿嚷着：“爸爸，你给我买小汽车了没有？”
    他推开涛涛：“你早点睡去吧，爸爸今晚不舒服。”
    “哼，说话不算数，光骗人。”涛涛又去翻他的皮包。
    睡觉时，张灵芝另拉开被子，不愿和他同寝，他也没理她。
    灯熄了，房子漆黑一团，他眼望着看不见的天花板，久久不能入眠……
    “唰——唰——”扫帚在地上仍然无力地划着。他似乎觉得他手里拿的不是扫帚，而是一只船桨，他眼前是一望无边的大海，他用手中的桨在海上漫无目标地划着，既看不见灯塔，也望不见海岸，可他仍然奋力划着……
    大字报一直贴到他家门口，内容却并没有多少翻新，但语气越来越刻毒，越来越尖锐，要求他停止工作，深刻检查。一提到他的名字，前边都要加“右派分子”的定语。
    他进退为难，又去找吴启明。吴启明的回答非常简单：“现在只有取得群众的谅解，才是出路。”他的思想压力更大。
    “请你向群众解释一下，因为你对我是了解的。”他简直是在乞求。
    “你怎能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吴启明向他第一次表示严肃的面孔。
    “不，我是在请求你，除此我再没有别的办法。”
    “你是要我保你，我也并不是不想保你，只是目前我不能这样做。”吴启明的语气又缓和下来，显出知己者的神态，“你想想，我一出面替你说话，群众就会把问题完全看在我身上，说我有意包庇你。这后果将有多么严重，你想过没有？你这么聪明的人，有时考虑问题十分可笑。”
    晚上，史国锐坐在写字台前，准备第二天同群众见面的检讨材料。他摊开一叠稿纸，抽了半盒烟，坐了两个多钟头，稿纸撕掉了十几页，却写不出一句确定的话来。平素他报告演说，多是自己拟稿，思路清晰，一挥而就，现在脑子竟变得不听使唤，一落笔就是错字病句，脑子里犹如塞着一团乱麻。压力过大，精神快要垮掉，他抱住头想哭，却又哭不出一滴泪来。天快亮的时候，稿纸仍然是一片空白。他将笔往桌上一摔，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
    “天明怎么对群众说呢？只有实话好说，要说实话，我根本就没有反党的意思，而群众却硬要说我是反党，这样一来，不是和群众的矛盾更尖锐了吗？我不是有意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吗？要是我说我反党，这不是自己定自己的罪吗？如果我真的反党，我可以承认，我没有反党，这叫我怎么承认呢？……到会上再说吧，反正我不承认我反党。至于工作方法、工作态度方面的错误，我一概承认。”
    他总算理出了一点头绪。
    果然不出所料。在群众大会上他作了三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深刻，但还是得不到群众的谅解。现在只能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实际也已经到了几乎承认的地步。
    他身体已经垮了。白天连半碗饭也吃不下，晚上连两三个钟头的觉也睡不着。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面容，大吃一惊，镜子里的他，两颊深陷，目光痴呆，胡子半寸长，简直成了坐牢的犯人。他自己打了半盆热水，把胡子刮了刮。
    他又去见吴书记。这一次，吴书记对他不像前两次那么客气了，显出不屑一顾的傲慢神情，几乎不想理他。
    “吴书记，现在只有你出面说话了。”他又一次恳求道。
    “说不定下一步就轮到我了，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呀。”
    “你不好对群众说，可以在常委会上点一下，让常委们分头给群众做一下工作，这样总可以嘛。”
    “你让我把指头往磨缝里塞？你真是聪明过头了！”
    “我想，这对你没有什么，因为你是常委一把手，现在只有你说话顶用。”
    “你怎么知道对我没有什么？你敢保证火就不烧到我的头上？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再拉扯别人！”吴启明把头一拧，不想再理他了。
    底牌完全亮出来了，是吴书记调动人马整他＃蝴早就看出这一点了，那为什么还要反复向吴书记求情呢？他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他估计吴书记想借此机会整一整他，但并不一定非要把他弄倒；二来，吴书记即使有这样的预谋，他多次恳求，吴也许能回心转意，因为他和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只是吴和李济伦过从甚密，因此，对他也有看法。但没想到吴启明为人这么奸诈，一心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几次对吴低声下气，实在是忍了再忍，现在到了不能再忍耐的程度。他真想拍桌子跟他直说：“吴启明，你不要以为你搞的阴谋诡计我不亮清！”但他又强忍住了。他想：“这样把他痛骂一顿有什么用处呢？只能图一时的痛快，结果反倒把自己推到更加被动的地步，让他更有把柄可抓，我这样做，吴启明会更高兴。这不是显示自己有骨气，而是说明自己太傻。形势看来越来越不利，但也许还有百分之一的扭转可能，在水落石出以前，这样做是失策，是大大的失策。”
    他再没有说一个字，便离开了吴启明的家。从此，他再没登过吴启明的门。几次开常委会，也没有通知他。
    他给省里写过几封信反映自己的情况，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声势越来越严峻，火药味越来越浓，全国各大报刊和各省报不断点名，许多很有声望的人都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这对他压力越来越大。
    他变得糊涂起来，内心矛盾重重。有时，他把眼前的斗争和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政治斗争相联系，这样就自然得出“忠臣无下场”的结论。但他又立刻否认：“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我怎么能把它和以前历史上的统治集团相提并论呢？这样看问题的立场本身就是错误的。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领袖是伟大的**，我们从事的是前所未有的光辉事业，历史上哪个王朝能与今天相比？身为一名**员怎么能这么糊涂？可见自己的思想的确有问题……那么，自己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吗？”他自己又不能承认，因为从内心讲，他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图。“那么，是不是个别人故意借这个运动整我呢？是的，应该说是这样。可是，给我贴大字报的是群众。**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群众和自己过不去，自己如何向群众解说，如何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呢？”他陷入两难悖论之中。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他迫不得已承认自己不自觉地犯了反党罪过，表现是反对上级领导，具体地说，是顶撞李专员。群众要求他追查思想原因，他说：“原因是自己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本人思想没有彻底改造。”
    经过多次检讨，这是群众最满意的一次。他想，这下就可以过关了，于是，内心松宽了一点。谁知……
    “啪”，他手一松，扫帚掉在地上。随着这“啪”的一声，疯狂旋转的大脑机器突然停止运转了，他又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他茫然抬头看了看远处，周围静悄悄的，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职工都下班回家去了。这时，捆绑在他身上的千万条绳索才稍微觉得放松了一点。他直起腰，目光不知怎么盯在墙壁标语上，那上面的每一个字又都变成了青面獠牙的魔鬼，向他怒视，甚至随时都要向他扑来。他全身一阵痉挛，同时心里激起强烈的愤慨，真想冲上去把那些标语全部撕下来，并且他真的向前迈出了一步，也伸出了手。可这时，他眼前的魔鬼又不见了，什么都模糊了，接着又出现许许多多的人头，有的露着狰狞的面目，高举拳头，向他怒吼；有的拍手称快，哈哈大笑，庆幸他们取得的胜利……他感到一阵惊慌，不禁后退了一步，耳畔又响起要他老实交代的呼喊声，他吓得急忙弯下腰，把掉在地上的扫帚又捡起来……
    他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群众对他的谅解，等待着组织对他的宽大处理，等待着关于他的消息……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
    “史国锐，下午两点半参加会议！”
    一听到这声音，他开始感到高兴，啊，终于有了结果……接着，他又感到恐慌——这会是什么结果呢？他猜不透，实在猜不透……这天中午，他连家都没敢回，在城外的田间小路上兜着圈子，他觉得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慢，他羡慕那些即将成熟的庄稼，羡慕那些弯腰劳作的菜农，甚至连一只羊、一条狗他也羡慕，觉得他（它）们比自己自由，比自己幸福。他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变成了宿命论者，他曾记得在这儿遇到过一个算命先生，他曾暗自嘲笑过他，现在要是再遇见这个算卦先生，他会叫他给自己算一命，卜一卜未来的吉凶。
    他提前十分钟赶到会场，蹲在一个角落里，觑视着吴启明、李济伦等地区党政领导先后来到会场，在主席台各自的位置就坐，互相谈笑、递烟，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自己心里更加难受。那台上本来也有他的一席之地，可他现在却成了任人摆布的阶下囚，他羞愧难当，感到自己更加不妙。
    会议准时开始了，由李济伦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现在请地委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地委书记吴启明同志宣布对史国锐的处理决定。”
    台下群情激昂，口号声连绵不断，看来只有将史国锐立即枪毙才能使他们解恨。其实史国锐并没有把他们每个人都怎么样——墙倒众人推，这是中国人的特性。
    吴启明连连摆手让群众安静下来，然后振振有词地照文宣读：“经十月十三日机关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决定：停止史国锐党内外一切职务，监督劳动，由群众继续揭发他的问题。”
    宣布之后，叫史国锐立即退出会场。
    从此，史国锐被监督劳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像一只被人打伤的飞鸟，再也举不起翅膀。他羞于在公共常葫露面，羞于见任何人，只想永远躲在家中闭门思过。
    他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让他受伤的心灵能够得到抚慰。可是张灵芝对他越来越过不去，特别是当他们搬出住了没有一年的公寓，住进厕所旁边的那间木棚之后，他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张灵芝每次下班回来很晚，一进门就摔东撂西，怨言百出，他却一忍再忍，连一句辩解的话也不好说，他在妻子面前自感理亏，对不起她。要是实在忍受不下去，便以规劝的口吻说：“你忍耐一点行不行？”
    “忍耐，忍耐，我忍耐到什么时候？人家把你不当人连我也不当人！”说着，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国锐反觉得妻子委屈，灵芝却越发凶狠，在家里饭要国锐做，衣服要国锐洗，涛涛跟着灵芝也不理国锐，家庭成了改造他的第二常葫……
    “史国锐，回去！下午掏茅厕，按时到，听见没有？”
    “嗯。”他夹着扫帚，悄悄向厕所旁边的木棚走去。
    他进门时，妻子正要出门。
    “晚上我回来迟，要是不放心，就再来捉奸！”
    史国锐侧目看着蛮横的妻子的背影，只好咽一口唾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