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陆云行政公署第三会议室的灯光还亮着。由于室内空气十分闷热，勤务人员已经将窗户全部打开（当时，在此就坐的每一位干部还没有见过电风扇）。原计划九点结束的会议已经延续了一个多钟头，现在看来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十几位领导围着排成长方形的会议桌，有的摇着扇子，没拿扇子的则用笔记本扇风，有的连一件单薄的衬衣也穿不住了，想脱掉又嫌不太体面，于是解开纽扣，敞开衣襟，把衣服半披在背上，露出整个胸部。强烈的电灯光照射着每个人的脸，汗水泛着油光，从脸上直往下流。
    地委书记王景坐在正中最显眼的位置，他的背头正中已经有点歇顶，但容光焕发，气色非常好。左边紧挨王景的是地委副书记、行政专员吴启明。这人四方大脸，粗眉翘成倒八字形，有点像北方蒙古族人，有人说汉族是个大杂烩，看来这话有一定道理。吴启明对面是副专员李济伦。按座次他应该在王景右边，但他却坐在了王景的对面，叫人难以捉摸。这人黑脸黑发，大嘴双下巴，目光深沉。除了这三位主要领导，地委和行署各部局领导散坐在会议桌的四周，行署办公室的记录人员张谕正在用笔疾书。这时，李济伦和史国锐正就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争辩，二人互不相让，气氛非常紧张。
    他们的争执是有一定背景的。前边提到过，负责教育的副专员李济伦和史国锐在许多事上合不来，而他又是一个王伦式的人物，心胸狭窄，惯于搞宗派、拉山头，对工作有闯劲，又认真扎实的史国锐早有成见，认为他目无上司，善出风头。自从一年前全省扫盲工作现场会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那次扫盲工作现场会在陆云地区召开，由省教育厅牵头而实际筹办是陆云地区教育局。史国锐简直成了那次会议的新闻人物，由他带领参观，并在全体大会上作重点发言。他的讲话内容新颖，事实充分，分析中肯，既不扩大成绩，又不隐瞒缺点，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会议结束不久，他的发言稿经过整理修改刊登在《甘肃日报》第三版教育专栏头条位置。相形之下，主管地区教育工作的副专员李济伦反倒有些冷落。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头露面演主角的不一定在于职位高，而在于你有没有实际工作能力，属于不属于直接领导。李济伦不能客观地认识这一点，总认为是史国锐抢他的戏、有意表现自己，内心更加怀有成见。
    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陆云地区中高级领导层内已逐渐形成两派，一个是以吴启明为首的山西派，另一个是以王景为首的地方派。王景初到陆云是副专员，三四年内提升到地委书记，爬到从山西调过来的吴启明的前头。吴启明逐渐感到自己大权失落。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暗中拉拢势力，形成了山西派，在工作中和王景产生摩擦。王景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也为自己笼络亲信。史国锐是王景从文川县带到陆云去的，吴启明和李济伦自然视他为异己。然而，史国锐却不愿拉帮结派，他认为拉山头不符合党性原则，这样搞总是不好。前几年中央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已是前车之鉴，不能不引以为戒。但他又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对错误的东西总不妥协，不管这派那派，正确的他就坚持，错误的他就抵制，在“五反”运动中，他就反对过王景“极左”的错误。当时要把陆云地区一直有名望的党外人士王驰前的问题按敌我矛盾处理，国锐提出证据不足，应再作调查，缓作结论。后来省上也下达指示，王驰前才免予处分。而奇怪的是，吴启明对此视而不见，反倒认为王景在许多事情上偏袒史国锐，史国锐怎么说他也能受得下，从而使矛盾不但不能和解反而更加激化。
    这次会议本来是汇报性质的，是为下半年召开的地区第二次人代会作材料准备的一次普通会议。会议由专员吴启明主持。他首先简单地提出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然后把话题转给王景，王景又强调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和必要性，这些自然都是每次开会的套话，接着就由各部局领导汇报前半年的工作。
    对各部局的领导来说，这实际也是一次表功会。他们都很掌握领导听取汇报的心理：两头专心而中间恍惚。工作出色的几个部局长开始争着发言。从宣传部长马占山开始到粮食局的冯佑胜，已经有四个人发了言。他们的汇报都是好大喜功，华而不实，有的吹牛连自己都把握不住，引得周围的人暗暗失笑。没有发言的几个局长按照这几个部局长的措辞和套路在重新修改自己的讲稿，记录人员不停笔，汗水也顾不得擦。而王景、吴启明等几个领导却越听越乏味，越听越走神。吴启明在津津有味地回忆着他和百货公司几个女营业员跳舞的动作，脚在地板上暗暗地踏着节拍，仿佛自己又在舞厅中托住舞伴的腰肢，随着轻快的舞曲飘旋。王景靠着椅背在低头打盹。当他们听到与自己有关的内容（当然是阿谀逢承之词）时，才稍稍振作一下。
    当史国锐要发言的时候，侧身倒在木椅扶手上的李济伦坐直身子，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不耐烦地说：“时间不早了，尽量说简短一点。”
    史国锐有了气，他压住心头的怒火说：“别的我就不说了，我只提两点建议：一、我提议今年暑假在我们地区师范办一个短期教师培训班，让全区中学教师集中学习一个月的业务，各县也可办暑期教师培训班，对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以缓解燃眉之急；二、适当提高民办教师的现金补贴。”
    史国锐话音刚落，李济伦轻蔑地一笑，问：“史局长，你看民教补贴提高多少为宜？”
    史国锐不假思索地说：“这要按我们地区当前的财政承受能力，提高四、五元我看是可以的。”
    “全地区有多少民办教师？”吴启明抬起头来，用竹蔑扇子驱赶着从窗外飞进来的蚊子，慢条斯理地问。
    “二万五千多人。”史国锐说。
    “这个账可以算一下，一个人五元，那么二万五千多人呢？这一笔钱我们目前拿得出来吗？”吴启明摇着扇子，含笑问大家。
    会场一时冷静下来，没有一个人答话。
    “杨局长，你说呢？”
    财政局长杨德全略加考虑，说：“目前我区财政状况还是紧张，要是教育方面加大投资，其他开支就得压缩。”
    这话说得非常圆滑，在座的人都听得出味道来。
    李济伦清了清嗓子，接上说：“史局长，这个问题你在下边对我提过几次了，我也曾表示过态度。现在你又提到会议上来。民办教师一月拿五、六元的补贴我看就可以了。正式职工一月能拿多少？一般也只不过就是三、四十元。”
    一听这话，国锐更加激愤，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站起来说：“你没有到下边去过，没有亲眼看一看民办教师的生活状况。他们一个月领那么几个钱连自己本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不要说养家糊口。有些山区的民办教师上讲台没有浑全鞋子穿，头发长了没钱理发，他们怎么能安心教学？这里有几个民办教师给教育局写的联名信，我读一下，请各位听一听。”他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张劣质纸信笺，展开念道：
    尊敬的地区各位领导：
    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写这封信，请你们目光向下看一看我们，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问题县上不解决（他们不能解决，或者是不想解决），所以才提请你们。我们是国家职工和农民的混血儿，我们干的是和公办教师一样繁重的工作，力不比他们少出，苦不比他们少下，而我们的待遇却远远不如他们，我们立不起蹴不下，想甩手不干怕耽误我们的下一代，想好好干又力不从心。请你们下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是怎么生活，怎么工作的。前几天，我们学校的张继荣老师因患肾炎无钱医治，带病坚持上课，病情恶化，转成尿毒症，死在学校，全校老师凑钱将他埋葬了。
    尊敬的地区领导，你们心中有全区几十万人民，难道唯独没有我们？
    辛庄小学民办教师：
    路友情   李祝成   宋守仁
    秦蕙芳   马文明   陈  忠
    56年X月X日读信的时候，史国锐眼睛湿了，会场内一片沉静，几个人表现出严肃的神情。
    史国锐一读完，吴启明就说：“我看这只代表了民办教师中个别落后分子的意见，他们就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我们不能迎合他们这种心理，否则，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
    史国锐表情沉痛地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他将文件夹一合。
    事情本来可以到此结束，可是李济伦觉得这样收场好像不过瘾似的，他想借此机会煞一煞史国锐的嚣张气焰，泄一泄压在自己心头的怒气，显示一下自己的职权。他抬起屁股放松了一下身体，眼睛扫视了一下周围，把目光从吴启明脸上移到史国锐跟前，阴不阴阳不阳地说：“民办教师嘛，我看就可以了。我们红军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一张口就向党和人民伸手要钱，这像话么？作为教育战线上的主要领导干部，对这种落后意见不分析、不抵制、不疏通，反而撑腰打气，除了说明他和这些人穿一条裤子再能说明什么？”
    “李副专员，目前民办教师待遇低这是事实。这不是我说了算，各县都有这种反映，财政有没有能力适当解决，这是另外的问题。我把实际情况反映上来，这不为之错吧！怎么动不动就扣大帽子，说我代表了落后分子的意见？”史国锐最后这句话连吴启明也捎带上了，但吴启明有城府，他斜了一眼史国锐，没说什么。
    李济伦还是穷追不舍：“反映问题可以，可是我们今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什么，你搞清楚了没有？”
    “清楚。今晚是各部局的工作总结会。总结我已经写好了，散会时递交就是了。我本来要照本宣读，可是你让我长话短说，我就只好省略。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提了出来。没想到我一说你就穷追猛攻，好像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两人你一枪我一棒互不相让。李济伦摆自己老干部的资格，又拉出革命战争年代红军的艰苦生活作例证，史国锐反驳说：“你动不动就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如何。你应该知道，红军长征那是逼出來的。再说，红军那时候受苦受难，正是为了能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道理我想你应该懂。”
    李济伦气得一挥手：“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我看民办教师没有什么了不起！”
    史国锐毫不示弱：“民办教师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么，你当专员有什么了不起？你能当专员，不一定能当教师！”
    这一下正刺到李济伦的疼处。几乎是文盲的李济伦最忌讳别人说他没文化、没能力。他气得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头上冒汗，脸色发青。
    李济伦有冠心病，一些好心的人生怕他的病发作，叫国锐不要再说。劝阻时，对国锐口气严厉，为的是给李济伦压火。阿谀逢迎之辈则借此讨好，急忙端水，递毛巾擦汗，不停地念叨：“李专员克制点”；“李专员息怒”。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则暗中高兴，在外边嘀咕几句又踅近来，添油加醋地说：“全国人民都在艰苦奋斗，民办教师生活水平低一点，这是暂时的嘛，是可以理解的嘛，何必这样吵吵闹闹，大做文章呢？”
    王景从众人的发言中看出了一些问题，但他没有急于发表意见，来回踱着步子，装作思考的样子，一言不发。
    李济伦冷不丁从椅子上弹起来，手指着国锐说：“是的，我是贫农出身，没有文化，我干不了。你地主出身的有文化，你干，我打报告辞职！”他起身向外走，走了几步站立不住，用手扶住墙，几个人赶快跑过去，用手搀住，扶出会议室。
    “问题下去我们再研究，会议暂时开到这里。”吴启明宣布散会。
    史国锐推着自行车走出行政公署大门，街上阒静无人，凉风习习。他从官场的角逐中渐渐清醒过来，心情十分懊丧。本来是诚心实意反映情况，却引起这么一场轩然大波。他开始反省自己，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这种刚直性格的弱点。
    清凉的夜风吹拂着国锐散乱的头发，他拂去心头的沉闷，振作起来，跨上自行车，飞快地朝家中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