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再说说我所在的那个班吧：
    进校时，我们班有三十八个学生，其中有七个女生：“江南七怪”。剩下三十一个男生分别住在323、324、325和326，四个寝室。我住在324寝室，物以类聚，324寝室的每个人都不喜欢读书，每次考试倒数前五名必会被我所在的寝室包揽。
    323寝室是一群运动狂，他们一天到晚不是打篮球就是踢足球，除此之外便无其他爱好。323那群人还在寝室里以年纪排大小，分别称对方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还是林强说得好：“那些称呼听上去就像一枚枚盗版的伪币。”
    325寝室里住着七个模样丑陋的男生，他们对读书以外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每学期都拿奖学金，还统统都是班上或者系里面的学生干部。我们几乎忘了325寝室的人叫什么名字，统统冠以“罗干部”、“廖干部”、“董干部”之类的雅号。剩下326寝室，那个寝室住着几个山东藉学生，几个河北藉学生，他们倒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呆头呆脑以外，平常也不爱跟班里的四川籍学生玩。他们最热衷的事就是找老乡，参加老乡会就像基督徒参加复活节庆典那样虔诚。
    所以，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我只好将自己多余的时间拿去孝敬女生了。
    如果说四年的大学生活如同一次漫长的长途旅行的话，那么我也同其他的孩子一样，最初都怀着莫名的激动和喜悦的心情踏上旅程。但很快，还不到半年，我便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读书，混个本科文凭，学士学位，进校时还以天之骄子自居，到毕业时却发现本科文凭已经不值钱了，甚至用以谋生都显得有些困难。国家不包分配不说，就是千辛万苦挤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却正赶上人家下岗进再就业中心，新人又怎么办？生在一个讲理想的年代，但不得不活在一个重利益的现实的年代，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尴尬。
    我记得当年我们的辅导员姓朱，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他以前当过汽车兵，据说他出生好，“又红又专”，加上又写得一手好字，在部队没呆两年，正好遇上交白卷上大学的好时光，就这样，那人稀里糊涂地被人弄进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学了四年。可是在我看来，他除了字写得好以外，也没什么专业特长。他教过我们《建筑材料》，上课就是把书翻开，照着书本原原本本念一通，这活儿换了谁都能干。
    刚进校没几天，朱老师就号召我们练习写字，还说：“说字写得好，给人的印象就好，一个人的字就像他的名片那样。”
    辅导员一发话，很显然，那群懵懵懂懂毫无主见的学生就全身心地投入练习字的狂潮里。惟独我无动于衷。有人对我说：“大家都在练习字，你怎么不练习呀！”“咦！我看你写的字也不怎样，干嘛不练漂亮点儿？”
    我的回答是：“一个人把大好的时光用在练习写字上，这实在是愚不可及。你的字写得再好，终究也没有比打印机上吐出来的字看上去舒服。再说，你练习了一手好字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捡一堆牙慧来见人。连封信都写得结结巴巴的，哼！还练啥字儿？”
    后来事实证明了那群人练习写字的徒劳无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一练就是两三年，结果到毕业时，自荐书统统是以Ａ４的字体打印出来的。谁的字写得好，谁的字写得差，鬼才知道哩！
    不过从另一面看，当年的我的确有些偏激。因为凡是与艺术相关的东西，它们在实际生活中都是毫无一用的。我们在一条由生到死的漫长的路上，若不借助虚幻的艺术来打发时间，用艺术的激情去抵抗生命的虚无，那么在一条一眼便望见终点的道路上，等待死亡的降临将是一种多么痛苦的事情啊！而生命要逃避单调的历程，它就必须丰富自己，从而确保它是不可战胜的，它也不在乎结局是否徒劳。惟其如此，普希金和泰戈尔们才会那样醉心于诗歌，罗丹和乔治·明尼们才会醉心于雕塑；施米斯尔和康定斯基们才会醉心于绘画。客观上说，当初我在大学里弹了四年吉他，同那些练习了几年字的人相比，岂非同样的徒劳无益？
    我一直在思忖这样一个事实：是否不论灵魂还是肉体，我都是割裂的呢？我仿佛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一直都不是。我的“自我”被一分为二，一个真实，另一个则虚幻；一个内敛，另一个却被我推了出去，推到外面纷争的世界去了。
    在家里，我是个好孩子。我听话，逆来顺受，做任何事情都循规蹈矩。我在家里从不说多余的话，在父母面前惟命是从。周围邻居都夸我懂事，老实，听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众人眼里的好孩子，他在学校里却是出了名的“坏”。用系主任的话说是：“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因为他带坏了一个班学生，他将他身上的痞气和邪气传给了他们。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宁。他到处惹事生非。他的学业糟糕透了，几乎每学期他都参加补考，每学期都在降级和退学的边缘挣扎。他可以一周接一周地逃课，将那些花在王珊身上的时间以逃课的方式换回来。他可以整夜整夜地在寝室的过道里弹吉它，然后白天像死猪那样睡大觉。他在学校里天昏地暗地活着，没有白天夜晚，没有理想抱负，没有将来，也没有所谓崇高的人生目标，在尼采的诅咒声和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声中，他彻底地垮掉了。
    也许多年以后，我们都会去寻找旧时一首歌的分量。那些如雾如幻的岁月里，有这样一首乐曲曾经伴着我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乐曲的旋律满蕴温柔，微带着轻愁，恰如无边的思绪缓缓地舒展。既便时至今日，在此时此刻，只要我一想到那首曾经千百回撼动心弦的乐曲，我便能踏着其中任何一个音符回到从前，回到校园的青草地，回到金黄的油菜花中。
    感觉这东西真的不可思议。就像普鲁斯特可以借助点心的味道回到童年那样。
    那首乐曲的名字叫《爱的罗曼史》。
    那首乐曲是法国电影《被禁止的游戏》的主题曲，吉他大师耶佩斯将其改编成吉他曲后，就一直成了吉他的代名词。高中的第一堂语文课上，老师叫我们逐一站起，用三分钟的时间谈自己的理想。有人说自己想当律师，有人想当商人，有人想当作家，有人想从政，有人想为官，等等。轮到周玉林时，他忸忸怩怩地站起来说他想成为一名吉他演奏家，像泰雷加或者魏拉罗伯斯那样，把最美、最动听的音乐奉献给世人。我在一旁冷笑着，我知道真正的艺术是建立在极度痛苦与贫困之上的。周玉林那小子的理想，在我眼里简直可笑到极点，也太不现实了吧＃葫以该我发言时，你猜我怎么说？我只说了几句话：“我的理想很简单。发奋读书，考上名牌大学，然后找份好工作出人头地！”
    其实真正可笑的人应该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