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七十三节
中午,张枚生支书站在大队部的大门边,看到盛一丁偷偷跟在一群年轻人后面,想挤进大队部的大门,就横着脸大声训了起来。
“他们来报名考大学,你来干什么?也不用镜子照照自己,这也能有你这个‘现行反革命份子’的份吗?”
盛一丁本来就很心虚。张枚生一训,前面的人都回过头来笑。他羞得急忙低下头,退到大门前的台阶下去了。
这些天来村里的年轻人出工时,不像平常那样懒散不来劲,总聚在一块说说笑笑。盛一丁仔细一听,才知道他们要一起去大队部,报名参加“高考”。他好羡慕呀!却不敢奢望。可是又无法压抑那颗好奇的心。刚才在桐子坡下挖红薯,一群年轻人说笑着,朝大队部走。他悄悄跟在后面,想来大队部看看“高考”到底是个什么新奇玩艺。
盛一丁悻悻走下台阶。他想:大队部的门都进不了,哪还有进大学的可能?老天只赋予我跪在大队部土台上的权利呀!他已完全被自卑绑架,别说自信,就连一点点好奇心,都被张枚生驱散了。
回家的路上,他越想越难过:父亲死去一年多来,生产队里打撒石灰、喷洒农药、罚扯夜秧等累活脏活,我这个“现行反革命份子”,都很自然地接上了班。不同的是,我比父亲石灰打撒得更快,农药喷洒得更匀,夜秧罚扯得更多。
难过了一阵,接着就后悔。三十都快出头的人,竟还有如此幼稚的行为。这“高考”也是你盛一丁干的活吗?他加快了步伐,想早点离开这个留下了他笑柄的地方。
转过一道村口,看不见了大队部的房屋与房屋前的土台。可是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又按时响起:
“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第一年初见成效!
……”
他一听到这几个词,更加痛苦无望。因为他知道“抓”的这个“纲”,就是他父亲在世时常说的鸟语“喈喈逗——吱!”(阶级斗争);他想生产队里红薯加红薯藤、稻谷加稻草,一年比一年都收获少了;不知道广播里的“成效”,在什么地方才能“初见”。
余芝兰煮好红薯,热在锅里;站在破棚的吊门旁望儿子回来。等了好一阵,才见他一脸羞愤走上地坪,猜想他是去了大队部。也就没有说什么,忙进屋把红薯端到锅盖上。盛一丁吃不下,可是不忍心让母亲陪他伤心。刚拿起一个,张枚生讥讽他的样子,又出现在眼前,忍不住流下泪来。
“孩子,哭出声来,堵在心里难受!”
余芝兰说完,急忙拿出手帕揩自己的眼泪。
一九七八年来得虽然缓慢,但是,带来了一个新名词:“四个现代化”。刚进六月,生产队里的年轻人又为“高考”兴奋起来。
这天中午收工时,盛一丁再次鼓起勇气,悄悄跟在生产队里那群年轻人的后面,来到胭脂湖公社中学。他躲在教室通往厕所的走廊窗格后,看着他们在教室里办理报名手续。突然发现,三个负责办理报名手续的老师中,靠北边窗户下的那个就是吴老师。吴老师老得快认不出来了,头发花白,还戴上了老花眼镜。幸好那颗眉心痣没老,还是那样精神抖擞地立在眉心。
他一见到吴老师,就好像找到了二十多年前坐在讲台上带读课文的勇气与信心。他躬着腰,慢慢踅到教室北边窗户下,伸出头来,小声问道:
“吴老师!我可以报名吗?”
吴老师取下老花眼镜,仔细端详窗户外那副苦脸。看了半天,才认出来。大声说:
“你是桐子坡生产队的盛一丁吧?你只管大胆一点,到教室里面来,按今年新的招生政策,有你的份。”
盛一丁听清楚了吴老师“有你的份”四个字,飞转过走廊,跳进教室。
“你就在这里把报名表填好!”
吴老师说着递给他一张报名表,同时递来钢笔。
报名表上,要填写报名人的全部社会关系,包括他们的阶级成份。盛一丁紧握着钢笔的手,控制不住颤抖起来。过了一阵还不敢下笔,生怕把表格填坏。
“不要紧张!想好了慢慢填。填坏了也没事,我可以再给你一张。”
吴老师关心地说。
他认认真真一一填好后,恭敬地双手交给吴老师。吴老师拿起一看,要填的十几个阶级成份空格里,竟有九个填着地、富份子;只有四姑父刘武明、四姑妈盛礼秀的名下,填着贫农。还剩下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四个空格没有填。因为他们在评定成份前,都已离开人世;村农会评成份时,没有为他们追评。盛一丁只好空下。
“唉!你是生不逢时呀!”
吴老师看完,深深叹了口气说,
“你带三张免冠寸照与一元报名费吗?”
盛一丁摇头。
“没事!报名费我为你垫上,照片三天内送来。你回去后,要加紧复习哟!你小学时读书很聪明,我知道。可毕竟只读得小学,这是考大学,不是很容易的事呀!”
说完,从身后一个草绿色军袋里摸出一叠油印的高考文科复习资料,递给他。
盛一丁双手接着,强忍着泪说:
“谢谢吴老师!”
一转身,眼泪就滚了出来。
报名后的这段时间内,盛一丁白天出集体工,一分钟都没有耽误,生怕人家笑话他想吃天鹅肉。更担心让张枚生知道了,会去公社中学把他的报名表扣下来。他每晚在煤油灯下看资料,到凌晨都不想放手。余芝兰坐在他旁边补一件破棉衣,也陪到天亮。
考试前一天晚上,他买了一包红桔牌香烟,去向生产队吴队长请假:
“吴队长,我明天想去参加高考,请批我三天假行吗?”
“你真的还不老实呀!竟敢瞒着我去报了名。上次借给你船,惹出大祸,我还挨了张支书的骂呢!”
吴队长一边洗脚,一边说。
盛一丁敬上那盒香烟,小声说:
“我只想去考场看看,尝尝高考的味道呢!”
“你只读了几句小学,就去考大学,梦也做得太离谱了吧!尽管你是秀才的孙子,也难中呀;既然上头政策准你考,我也不想阻止你的前程,就让你去过一次瘾吧!”
说完,抽出一支红桔烟点燃。他以为点燃的是平常抽的喇叭筒旱烟,就猛吸了一口。不料立即烧掉了一大截。
第二天,盛一丁一到考点就紧张。一紧张就总要解小便。考点大门两旁,对列着四个真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一进考场,他就好像又一次被推上了公社大会堂的木台,不由得全身发抖。半天手还颤抖着,捉不稳笔。/> 三天考完后,脑壳里成了一锅粥。自己都不知道在试卷上乱填了些什么。
这天上午大约**点钟的时候,盛一丁正在棚前糯谷丘里喷农药,听到公社广播播放一曲《东方红》后,接着播发通知:
“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下面播发一个通知。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我省的评卷工作胜利结束。文、理科的本科初取线都已划出。单科成绩已送到各报名点。上了初取线的考生明天政审,政审合格的,后天到县城医院体检。
我公社的初取考生按成绩排名如下:
公社中学高八班高一峰;
香炉大队桐子坡生产队盛一丁;
……”
盛一丁听到这里,狂喜地爬上田塍,把喷雾器丢在田塍上,拔腿就往公社中学(报名点)跑。
吴老师拿着《初评成绩单》,正站在校门口笑容满面等他。见他两脚烂泥一身农药气跑过来,就大声向他报喜:
“你真了不起呀!全公社只初取了三个,你第二名。除了数学只得了两分,其它科目都及格了。总分还超过了省定本科线十三分呢。祝贺!祝贺!”
“谢谢吴老师!”
盛一丁激动得不知还应该说什么,急忙接过《初评成绩单》,一看他的名字真在纸上,就抱着吴老师哭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县招生办两位年轻的政审人员,骑自行车来到了香炉大队。在办公室里刚刚拿出介绍信,张枚生支书就对两位大声说:
“你们没搞错吧?盛一丁还是个戴着帽的‘现行反革命份子’呢!是谁同意他报的名?他这样的地主崽子都能读大学,那我们贫下中农怎么想得通?”
两个政审人员一一记下后,头都没回,骑着自行车走了。
盛一丁像他二姑父当年“割尾巴”被割去了小黑猪,也在床上瘫死了整整两天两夜。
第三天清晨,余芝兰来到他床前,用从没有过的严肃语气对他说:
“男子汉要担得起,放得下。‘犁耙扶得稳,种田还是本!’以后就不要再去赚这分气受了。你爷爷,你父亲,读书还读得少吗?他们除了赚骂赚打,还作了么子用?起来吃饭!”
母亲话粗理不粗。盛一丁又想起了父亲教他的“舌头理论”,于是,擦干眼泪爬起床来。
“一失足成千古恨”。盛一丁终于明白了这一哲理名言。当年要是不靠拢贫下中农,不写“语录”,何至于今天还顶上这“现反”铁帽,考上了大学都读不成书呀!他想。
盛一丁越发破罐破摔起来。打撒石灰,喷洒农药,都不再顾及自己的安全防护。打石灰不穿长衫长裤,打农药时不走顺风不戴口罩,呛得鼻血直流,咳嗽不止。他要以这种方式自残,甚至加快结束生命。
“盛一丁要是当年不写那条‘语录’就好了!”
“那个时候,哪个想得到现在的事呀!”
社员们看他这样,也为他惋惜起来。
“唉!‘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文化大革命’不彻底否定,他盛秀才的孙子,就很难有出头之日呀!”
吴老师知道盛一丁政审没过关后,为他学生的前途叹息不已。
这年冬天比历年都暖和。晴多雨少,胭脂湖边露出大片黑泥滩。这天,桐子坡生产队的男女劳力,都在湖边挑湖泥。湖泥虽然肥,但是从湖边挑到上百米远的田里来,担担百多斤,实在累人。没挑几担,大家就都坐到背风当阳的田角上扯谈起来:
“听说上面有精神,要为绝大部分改造好了的‘四类’份子,与所有右派份子摘帽呢!”
“那我们香炉大队的那几个“四类”份子,可惜被胭脂湖水淹死了,见不到这摘帽的一天了哟!”
“我还听在县城工作的三舅说,安徽省那边正在试点,要撤消人民公社,把公社恢复为乡,把大队恢复为村,把生产队改成联产承包组呢!还要把集体的田土,按人口承包到户,叫做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不是又要搞**邓小平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吗?”
“管他谁的什么路线,搞得一碗饭到口就行呀!”
“分到各户种田好呀!生产队一年买粑粑,两年买粽子,越买越尖的了。像现在挑一天湖泥,人都累死,评十分工,值八分钱,哪个做得还有劲嘛?”
太阳已经偏西,人们还在议论。突然看见张枚生支书气冲冲从公社回村来了。入冬了的太阳并不晒人,可是张枚生满头大汗。大家都在猜想:只怕上头又有什么新政策,让香炉村土政府的脑壳又不怎么舒服了哟。
下午,张支书组织全大队党员到大队部会议室开会。就第一批摘掉余芝兰、盛一丁帽子问题,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的问题,充分展开讨论。他不认识字,先把公社的会议精神作了口头传达;接着像往常开会,吩咐最年轻的党员王四清:
“四清伢子,你先向大家宣读这两份红头文件,再让大家讨论。”
四清伢子读完后,十几个党员都不说话,你看我,我看你,接着都看张枚生。像平常开会讨论前,等待支书先定调。
“既然上头有指示精神,我们照着办不就行了吗?”
刚念完文件的王四清,没等张支书说话第一个发言表态了。
“给他们母子摘了帽,要是他们提出来要回他们的土地怎么办?”
“那倒不必担心,现在的土地都属集体了,他们哪还有那个能耐!”
“是呀!如果敢翻天,就像三十年前‘土改’‘复查’一样,再给他们戴上那顶铁帽子!”
“还是给他们母子留着,等第二批或者第三批去摘吧!你们看邻大队的‘四类’份子,都还有好几个没死;我们大队的一次就淹死了三个。要是把他们母子都一起摘了帽,以后再来运动,就没有运动员了呀!”
听到有人提醒以后运动还需要“运动员”时,张支书马上接着说:
“是呀!那就留到第二批摘帽时,再看他们母子的现实表现吧!”
听了张枚生支书的表态,还没有发言的,就都把个人意见马上保留起来,以不再说话,默认第一个问题顺利解决。
接着讨论分田到户第二次‘土改’的问题。张枚生不想这个问题节外生枝,首先表态:
“分田到户是个路线问题!弄错了,谁也负不起这个责。我看我们大队还是从缓好,先看看邻大队分田到户后的情况,明年再作决定也不为迟。”
除了王四清,在座的都积极举手,赞成张支书的观点:稳妥,保险。>
张枚生的满头大汗终于擦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