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六）
两天之后，学生中传起了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北京的运动失控了，北大部分师生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校党委，继而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委。
“老天，真的造反了？”
“批判党委？我要信这话就白活了！”
“是台湾特务造谣吧？”
“是真的！”
学校里暗流涌动。课余时间，教师们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地窃窃私语。校领导满脸堆笑却提前了熄灯时间。学生们跃跃欲试、奔走相告，传播着令人惊讶而又振奋的小道消息。没有人知道该干什么。没有人知道什么不该干。没有人知道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下来不会发生什么。学校的广播里反复播送着“我的一张大字报”；红色电波不断传来北京市大专院校乃至普通中学揪斗一、二把手的爆炸性新闻。
教师们茫然、疑虑、惊异；学生们欣喜、振奋。
张书记仍在不紧不慢地布置学习内容和大批判任务，看上去很自信。
学生们却像见了水的豆子，膨胀的要撑破瓦缸了。
马碎牛兴奋地像喝醉了酒。他懒得去抄报纸、莫名其妙地批判什么三家村。他一边拿眼睛瞅着学校的领导，一边留意起报纸、电台上针对某些高级领导的批判文章。要不是身边坐着个文静可爱的柳净瓶，他绝不会乖乖地坐在教室，听赵俊良读报，按照学校的安排去学习什么阶级斗争的理论。他想行动，想和同学们一起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却不知道咋样入手。他想像北京城里那些中学揪斗一二把手那样把六中的张书记和钱校长也揪出来批斗，却苦于不知道咋样去“揪”、咋样去“斗”和以什么理由去揪斗他们。
“三家村全都揪出来了，下来拾掇谁？难道真的像自己误打误撞说的那样：向下拾掇到苟矫时这个小组长、向上拾掇到除过**以外的所有的干部吗？**他老人家既然发动了这场运动、既然默许了各地的斗争方式，看来要在六中拾掇钱校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咋样拾掇他们呢？电台上有个词叫‘揪出来批斗’；怎样揪？是揪头发还是揪领口？批斗又是怎么一回事？是先把钱校长关到监狱、然后大家写批判稿——就像批判‘海瑞罢官’一样——还是另有其他形式？斗争双方不见面那就太没意思了。最好就是像过去斗地主那样，大家在教室或者是在大操场上开他们的批判会。用基干民兵押着他们低头认罪，你一言、我一语地想说啥就说啥。”
马碎牛看着认真读报的赵俊良和装作认真听他读报的其他同学，很不以为然。“都啥时候了？一个个还乖的像骟了蛋的牛犊子？有血性的男儿都到哪儿去了？指望这些人，不要说造反作老虎，恐怕连一个急了还敢于咬人的簸箕虫都没有！一群软蛋、一群奴才！一个个生来都不带牙，十足的小绵羊，都是些提不起来的蚯蚓。”他鄙视他们，却也知道在这些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生装的忠厚像。他把班上几个不太安分的人看了一遍，慢慢地有了不同看法：如果自己是一只勇猛的老虎，这些人就是一群狡猾的狼！
他要走到别人前头，他要第一个打破六中这死气沉沉的局面。他要做个样子给这些小绵羊看。虽然他也知道，抢先做了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那他很可能就是这些小绵羊出人头地的垫脚石。侥幸成功，他们会突然扑上去抢夺胜利果实，甚至会连自己也吃掉；但要是不慎犯了错误——或者是彻底失败——他们就会以先知先觉的面孔出现去收拾残局。马碎牛知道自己的弱点，他没有他们那么好的耐性，况且跟在别人后边造反，也决不是他马碎牛心甘情愿的；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要立即行动。
他按照自己对这次运动的理解和判断规划了出击方向，轮廓清晰后，趁课间休息时探着身子试探着对赵俊良说：“广播上说：声援北大学生领袖的信件雪片一样由全国各地飞向北京大学，咱也写一篇寄去？”说完，他就热切地瞅着柳净瓶。柳净瓶眼睛一亮，马碎牛顿时振奋起来。
不料赵俊良并不以为然：“写声援信那是虚的。北大离六中太远了，写了也白写。就算寄去，人家也不一定看，充其量只会成为他们借以炫耀的一个统计数字。中午吃饭时我听广播了，那篇文章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它肯定了北京学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揪斗党委一二把手的行动；称之为‘是革命的’。我觉得不如依他们为榜样，提前考虑揪斗校领导，这样更加实际些。”
“啪”的一声巨响，惊得柳净瓶全无血色——马碎牛几乎拍坏了课桌。
“全班的同学都打了个尿颤！”秃子事后形容。
“俊良，你总算和我想到一块了！没想到你一个书生居然有如此大的气魄！这太好了！”马碎牛动情地说：“我没看错你。从古到今，咱俩头一回尿到一个壶里。你说，具体咋个弄法？”
赵俊良指了指椅子，示意他先坐下，压低声音说：“这也是我正在考虑的问题。关于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材料不难整理——照着满天飞舞的理论套就行，难的是没法操作。你想想，依学校为单位吧，谁来组织？学校领导是批判对象，他们没资格；老师们是敌是友，还得等运动发展以后才能知道；目前还不能靠他们。再说这些人胆小怕事，顾虑重重，我想他们也不会出头。依班级为单位吧，谁来挑头？谁能服谁？有没有响应者？这都是问题。就算你第一个站出来造反，众目睽睽之下谁会跟着冲锋陷阵呢？班上响应的人会不会过半？学校响应的班级会不会过半？这都影响造反效果。我认为，为了不至于让造反行动虎头蛇尾、半路夭折，全校十二个班，最少得有一半揭竿而起才行；人数再少就弄不起来了。——真不知道人家北京是咋弄的，心咋那么齐？”
“不说北京了，你看咱具体咋办？”马碎牛有些急不可耐。
“我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先造舆论。”
“造舆论？贴大字报？又是你秀才那一套。”马碎牛格外失望。
赵俊良淡然一笑：“文化大革命麽，总得先礼后兵吧？我的意见，咱先贴几张大字报，探探水有多深。如果没人接茬，不妨偃旗息鼓、等待时机——反正咱们是第一个起来造反的；要是大家一哄而起，那就借势整他个天翻地覆！”
“好，好的很！就这样整！”马碎牛兴奋地跳，一拳又砸在了课桌上，——这回柳净瓶提前有准备，总算没被他吓着。
在马碎牛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没人接茬”这回事，他坚信大家会一哄而起。也许是他太激动，把桌子擂的太响了，教室里的嗡嗡声刹时静了下来，许多惊谔的目光投向他们。柳净瓶也拧上笔帽看着他俩。
一组组长苟矫时不阴不阳地说：“果然不出所料，有人沉不住气了。”声音虽小，全班也都听见了。有人跟着嗤笑。
柳净瓶听到了马碎牛和赵俊良的全部对话。她明亮的眼睛睁的更大了，满脸洋溢着青春的光芒，兴奋地说：“太好了！早都应该有人站出来造反了！运动都开展这么长时间了，**的革命路线在六中就始终贯彻不下去。学校领导总是把这场政治运动定位在批判‘海瑞罢官’或是‘燕山夜话’上，再不然就是劝我们安心读书；确实偏离了斗争大方向。我觉得这是钱校长的险恶用心，目的是让六中的文化大革命按照他们规定的方式进行。我看应该向北京的学生学习，紧跟**，起来造他们的反，再不能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继续在六中横行了。”
三个人正在兴奋地议论着，班主任蒋老师来了。他看着慢慢安静下来的教室，面无表情地说：“通知个事儿。你们班语文带课老师赵西恒不能来上课了。上边说了，他是右派——还说他有现行不轨行为——现在已经隔离了。你们班的语文课由那个老师来带一会儿再通知。钱校长说，现在全国都在开展大批判，六中也不能例外。为了兼顾文革和学习，能使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中央文件和投身大批判运动，今年考试的事------也算了，不考了。以后，再根据教育局的安排，酌情------”
他的声音迅速淹没在学生们兴奋的嗡嗡声中。
蒋老师冷漠地看大家一眼转身就走。
赵西恒老师是全校公认的最有水平的语文教员。他谈吐幽默、待人和气，反应敏捷、思路清晰，很得学生喜爱。听到他是右派、已被隔离，全班人人诧异，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但不用考试是大家更关心的话题，教室里就响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声。
马碎牛却气的七窍生烟。
赵俊良很是不解，就问他是不是因为赵西恒老师被隔离而生气，他只摇头。这一下连柳净瓶也感到奇怪。两人不约而同地问：“你咋了？”一些坐的较近的同学也好奇地看着他。
马碎牛失望之极地看了看赵俊良和柳净瓶，义愤填膺地说：“他大那个驴仔蛋，这一学期是我学习最认真的一次，他狗日说不考就不考了？我本来谋划着再创造第二次奇迹，三门主课考他个门门六十一分，再风光一回，这一下鸡飞蛋打了咋能不生气？”
柳净瓶乐了，笑嘻嘻地问：“你都准备揭竿造反了，咋还这么看重考试成绩的？”
赵俊良也笑嘻嘻地挖苦：“门门六十一？你当你是神仙呀？多出那一分全在老师掌握——他可以随心所欲，想加就加、想减就减，他要给你六十二分怎么办？——简直是在做梦。”
“做梦也比没梦好！”马碎牛话题一转说：“人家外地学生为了**都开始炮轰党委了，六中却死气沉沉地像乱葬坟；人家为了国家命运连命都不要了，六中还得正常上课、列队开会。人家置学业于不顾、走上大街宣传文革、辩论真理。我们却一个个端坐在教室里等候老师通知，叫干啥再去干啥——这还算是**的好学生吗？要叫我看，这都是钱校长的阴谋诡计！是怕咱们起来造反、是生生地在拆政治运动的台！”马碎牛的声音越来越大，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注意。
赵俊良说：“你最后这句话才说到点子上了。钱校长确实有阴谋，那就是转移六中政治运动的斗争大方向。隔离赵老师，就是想把斗争的目标指向过去运动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而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谁上他那当？自年后我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他！”
赵俊良说：“得设法让全校同学都明白他的阴谋。”
马碎牛说：“刚才你说的那事，最好有别的班能配合着一起搞。别人我不敢说，叫乙班的怀庆和明明联络上一些人、配合贴几张大字报肯定是没问题的。我现在就给他们说去。”
柳净瓶说：“马上就要上课了，你还往外跑？”
马碎牛说：“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投身路线斗争，这是**交办下来的天大的事，少上一节语文课算啥。”说着，头也不回就从教室后门走了。
赵俊良无可奈何地对着柳净瓶笑，说：“你挡不住他。谁也挡不住他。尤其是他要去干他认准的事那就是天王老子也挡不住他。”
柳净瓶只是呆呆地望着教室的后门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