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节
刘喜把从鼠洞挖到的碎玉米扔到屋地上，急忙去了何守道家，向他打听去清河矿该坐哪趟车，正赶上何守道也要出门儿，便答应和刘喜一块儿走。
刘喜提出当天走，何守道问他为啥这样急，刘喜觉得何守道不是坏人，便把打马向伟的事情说出来。何守道把屋里屋外看了一遍，然后说：“还是光棍好，丢了没人找，当天走就当天走，人走家搬，没有挂牵。”他让刘喜回家收拾一下，两个人在南甸子上会齐，抓点紧，能赶上去清河市的火车。
何守道最近没往外跑，原因是受了伤，胳膊同绷带吊着，腿也瘸。他说是从火车上摔的，村里的孩子们都相信，但成年人产生怀疑，吴有金说得更直截：“什么摔的，胡说八道，我看是偷东西失了手，被人抓住打的。”
要说何守道是小偷，很多人说他冤枉。他搬到刘屯，没动过别人一针一线，也没动过队里的一草一木，和羊羔子、孙胜才不一样，村里没人防备他。
自从羊羔子和孙胜才偷了马荣的芦花鸡，这两人也从此被村里人印上污点，虽然这种污点和政治上的污点不一样，不剥夺人身权利，但一些人也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俩。孙胜才进了城，脱了干系，哪家丢鸡丢鸭都怀疑羊羔子，有人丢了鸡蛋，也以串门儿的方式到他家看看。羊羔子也看出这一点，但他不在乎，仍然干着顺手牵羊的把戏。后来，羊羔子以烈士后代的身份扛起造反大旗，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地位的提升也带动觉悟的提高，他暗暗发誓：“对那些不值钱的东西假装看不见！”但是，在大的利益面前，羊羔子还是不能手软。
今年雨季，队里的猪圈被浇倒，羊羔子以给队里往回找猪的名义把猪崽抱回家，被大胖子看见，用取笑的方式对他说：“你这个刘永烈也是空有其名，革命这么些年，还改不掉老毛病。”羊羔子瞪起眼，怒斥大胖子：“是不是你爹一摘帽你就阳棒？要那样，还给他戴上！以后你对革命者说话要注点儿意，不能随口乱咧咧。我是从队里拿回个猪崽，那不是偷，只能说是盗，你懂不懂？”
羊羔子不识字，也不完全懂得“盗”的含义，只知道小偷是小人，而“大盗”形象很高大。评书上讲，那些行侠仗义的英雄多数是江洋大盗，值得崇拜。就眼前的事来说，马荣就抱回两个小猪崽，谁敢问？你大胖子说句风凉话试试？马荣虽然谈不上侠客，最起码比你大胖子强。
刘屯人仍然继承古朴的民风，外地人在此路过，会向村民讨口水喝，村民们不但把水烧开，甚至用热汤热饭招待，贪黑走不开，村民们会把土炕烧热，让素不相识的过路人留宿。由于以后的诸多原因，人员变得复杂起来，但是，生产队的大坑上，还常常睡着去火车站的过路人。
刘屯的房屋都很简陋，很少有人家上锁，就是有锁也是摆摆样子。夏天热，睡觉时都是开门开窗，没发生行窃，没人干乱七八糟的事。如果年景不是很坏，几乎家家养鸡，鸡架设在柴垛旁，不加防护，鸡可以随意出入，只要看住黄鼠狼，就不会丢鸡。母鸡把蛋下到别处，邻居会主动送回。羊羔子和孙胜才偷马荣家的芦花鸡，是村里罕见的事，怪不得马荣大动干戈。在刘屯，有两种人最叫人看不起，一个是小偷，一个是搞破鞋，被文化人总结起来叫男盗女娼，谁家出了这样的事，几辈子都被人讲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视野开阔和思想觉悟的提高，人的认识也在悄悄变化，便产生偷猫偷狗不算贼的说法，继而发展到偷瓜偷果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偷情之事，也常有发生，都习以为然，谁也顾不得耻笑谁。
刘屯人曾经恨过大鼻子，不但是恨，而且怕，特别是女人，把大鼻子看得比瘟神还可恶。后来有人考证，说恨大鼻子是源于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最严重的是那次俄日作战，外国人不但在中国大地上杀戮，还祸害中国妇女。当时的年轻女人为了避灾，都往脸上涂草木灰。后来大鼻子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帮助中国人打败小日本，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还派出专家来支援建设，中国人尊敬地称起大鼻子为老大哥。接近他们的女人不涂草木灰，而是擦胭抹粉，不但敢和他们握手拥抱，还以挎着外国人的胳膊为光荣。
刘屯人没见过黄皮肤女人挎着白皮肤的大鼻子，这些事都是听刘占山说的，刘占山把那些女人捧上天，让一些男人生出酸溜溜的感觉。
后来，大鼻子修了正，老大哥变成阶级敌人，刘屯人跟着批修，在批修的同时又在斗私。既然是捍卫人民利益的革命者，就不能存有半点儿私心杂念。把斗私批修喊得最响的当属马荣，而且有了发挥，叫做斗批私修。他这样解释：“我们都是集体的，集体的东西也是我们的，跟集体，谁也不能保留私心。妈啦巴，以队为家，缺啥拿啥。”不过，不保留私心的民兵排长也不是一视同仁，缺啥拿啥的也只能是少数人。刘永烈大名鼎鼎，拿队里的东西也要以偷论处。羊羔子不服气，和马荣产生隔阂，偷着给马荣的骂名升级，由老狗变成老狼。
别人把队里的东西弄回家叫偷，羊羔子叫盗，而马荣则叫拿。马荣把队里的两个猪崽拿回家，还振振有辞：“猪圈倒了，我不拿别人也得拿，让我们贫下中农拿走，总比坏人偷走强。妈啦巴，要让四类偷走，这些猪崽就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帮凶。”这话传到邻队刘昭义的耳朵里，气得他结巴半天儿才憋出一句顺溜话：“世界上有个加拿大，我们中国叫拿大家。”
阶级斗争快速深入，人的思想观念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以偷为耻的刘屯人，现在也能把偷的性质明确区分。偷个人东西叫损贼，最没出息，被人看不起。偷队里的东西没人笑话，还有人追随。偷外队的东西会让人高看一眼，在村里也能扬眉吐气。但是，事情总有正反两个面，扬眉的背后是巨大的代价。偷外队风险大，被逮住要挨打，鼻青脸肿是平常事，重者被打断腿。偷本队风险小一些，和四类一起游街的滋味儿也不好受。偷个人没风险，但是很难得手，而且会遭到痛骂。同样是偷，既有光荣和羞耻之分，又有挨骂和痛打之别，互相矛盾。心里感到光荣者，往往身上受苦。
何守道身上受苦，在家眯了一个月才勉强扔掉拐棍儿。
他是在火车上作案，用手掏别人的钱包。何守道的所为，刘屯人也有所知晓，但人们也能把这种掏包的行为和被人唾弃的小偷区分开。他是偷外地人的钱，而且偷的文明，村里不但没人鄙视他，还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小捋”，孩子们看他穿得整齐，说他有能耐，包括刘喜在内的淘气包都喜欢跟着他的屁股转。
刘喜把挖电线杆子时母亲给他的零花钱都带在身上，在甸子上等到何守道。
何守道临出门儿特意打扮一番，头顶前进帽，身着中山装，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篮球鞋，刚刚用粉笔涂抹过。他鼻梁上架着墨镜，挡住两只机智的黑眼睛，看上去像位绅士。只是他背的印有“为人民服务”的黄书包太土，和他这身行头搭配起来，显得不伦不类。
相比之下，刘喜的衣着可谓寒酸。母亲给他新做的对襟黑棉袄，已经开了两个纽扣，前襟和袖头被鼻涕抹得变了色，阳光一晃，映出光亮。棉裤被树枝刮出几道口子，虽经母亲缝补，还有棉花露出。棉鞋是嫂子杨秀华新做的，做得精巧，却戗不住刘喜穿，一只鞋的前脸儿开了花，另只脚的拇指钻到鞋外。天气还不算冷，可两只手在挖鼠洞的过程中被冻肿，像两个发起的小馒头。
雨雪停，太阳露出笑脸，西北风不愿和昔阳做伴，跟着流云溜走，一道晚霞布上天空。
通往小南河的土道泥泞湿滑，何守道和刘喜选择在荒甸子上走，踢飞草茬子上的冰渣，弄得鞋里湿凉。
刘喜回头看村子，影影绰绰地看到马荣出了家门，他担心马荣到家里去闹，仔细一琢磨，把心放下来：“马荣有些怵大哥，又有二哥顶着，大不了母亲向他赔个不是，再答应踢我几个腚根脚。”刘喜小声念叨：“让马荣老狗等着吧，到踢我腚根脚的时候，黄瓜菜早凉喽。”他一高兴，在草甸子上蹦跶起来，边蹦边唱：“嘿啦啦啦，嘿啦啦……”
何守道拽住刘喜，大声叫：“不许唱这破歌！”
刘喜瞪他一眼。
何守道说：“你这是反动言论，让马荣知道，得把你抓起来。”
“你胡说。”
“我咋胡说？你把修正主义叫老大哥，这是什么性质？你念过书，应该知道。”
刘喜不言语，他觉得这个不务正业的小捋也学会装腔作势。
何守道瞅着刘喜，墨镜里藏着奸笑，装作很得意的样子说：“这回好，咱俩也不用出远门儿了，我回村，把这事报告马荣，保证立功，说不准奖励我一麻袋高粱，省得再出外找食儿了。哈哈！你刘喜帮了我大忙，我的吃饭问题解决喽！”
何守道往回走。
刘喜没理他，自己往南走。
何守道喊住刘喜：“我这话你别不当真，马荣想抓你，你就是逃到清河市，也要被抓回来。你是小孩，再能耐也逃不脱无产阶级设下的天罗地网。”
刘喜变得迷惑，心里想：“这何守道算什么小捋？就是损小偷！见利忘义，还装假积极。”
何守道返回身拦住刘喜，笑着说：“这么着刘喜，我的白球鞋被泥水弄脏了，你给我擦干净，我就不给你汇报，这叫私了，还领你去清河矿。”
刘喜盯着何守道。
何守道见刘喜不动，他又说：“给你五秒钟考虑时间，你要不擦，我就回村找马荣。”
刘喜把泥鞋踩到何守道的脚面上，为了解恨，他又蹭了蹭。
何守道想不到刘喜会这样刁，生气地瞪着他，刘喜一脸嘻笑。
看到刘喜笑，何守道把墨镜拿开，对刘喜说：“看来你这小子心眼儿真不少，坏心眼儿只有一个，你把这一个坏心眼儿放在好心眼儿的上面了，好心眼儿你都留起来，总用这一个坏心眼儿，这样好啊，在世面上能混得开。我这个人哪，也有坏心眼儿，只是好坏心眼儿交叉用。实话对你说，我是个三只手，每年就干那么三两次，不是偷鸡摸狗，而是拿有钱人的钱包。人活在世上，就图个吃穿呗，吃饱喝足了，再想着挂马子，就这么点儿活头。我说给你打小报告，那是逗你玩儿，我要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早就不回刘屯的小土房子了，说什么也比刘辉混得好。”何守道问刘喜：“你小子又狠又坏，干我这行准有出息，给我当徒弟你干不干？”没等刘喜回答，他又使劲摇头，边摇边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跟我学，把你带上这条路，对不住你哥哥。”
两人在昔阳快要落地时趟过了小南河。上了岸，都觉得冷。何守道为了取暖，在大堤上跑起来，刘喜在后面追，追得气喘。何守道拉开距离就歇一歇，歇下便唱歌：
“我也一无所有，
你也一无所有，
但是我比你自由。
我在荒原放声唱，
你话到嘴边要停留。
刮风下雨你害怕，
天南海北任我游。”
一列火车从西向东开过来，刘喜和何守道登上去清河市的火车。
不是像何守道说得那样，坐火车不用票，而是他俩没买票。当然，坐不花票的火车要挤一些，别说是座位，连站的地方都是挤满人。好在旅客们都会利用空间，笨拙的躲在便所和洗手点，身材灵便的抢占行李架，车箱里挤不下，车梯上挂着年轻人。
要是夏天，挂车门是最舒适的享受，时下天气冷，这种滋味儿就不那么好受了。何守道把刘喜推进车箱里边，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刘喜的安全，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是想在火车上拿点儿“活”。
何守道经过名师指教，扒窃技艺很高超，他每年在火车上跑几趟，吃的穿的都不缺。也许是今年该他走背运，把手伸进老公安的衣兜中。老公安和盗贼打了十几年交道，称得上反扒高手。
丢掉空包的老公安对他很客气，把他“请”进公安局。公安局搞起文化大革命，一些人靠边站，又增加新鲜血液，那里的小伙子们可不怎么和善，一顿折腾后，何守道拄着拐棍回到了刘屯。
受过皮肉之苦后，何守道对自己的人生做了反思，也曾下过金盆洗手的决心。他想学刘强，当一个堂堂正正的劳动者，但又觉得刘强活得太艰难，不但是刘强艰难，他觉得整个刘屯人活得都不轻松。他们面朝黑土，头顶烈日，辛苦一年，连肚皮都填不满。相比之下，还是做小捋这行活得滋润。有吃有穿，还能挂到马子。看老逛活得多赔？辛劳一生，连个女人都找不到。但是，干小捋这行确实存在风险，时刻小心谨慎，还是被抓被打，真是应了“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老话。
何守道在犹豫之际又想到那些无缘无故被斗被打的人：“就说本村的肖艳华，她是被马文逼着通奸的，她图啥？什么也得不到，顶破天也就是马文给她一个大饼子，不是照样挨打挨批吗？还有贾半仙，就是喜欢说个神鬼的，还不如肖艳华来得实惠，也跟着挨斗。那个于老师就更不用提了！辛勤教书，把学生培养成人，被他的学生打伤扔到庞妃庙的树林子里，死活未定。最近听说在泡子沿老家露了面，说不定哪天还要被那个叫满天红的黄毛丫头抓起来。相比之下，这顿打挨得不算冤，再拿活时多加小心，一定要认准对方的身份。”
何守道故意在人群中挤，寻找做案目标。满车箱都是年轻人，大部分是学生，他们虽疲惫，警惕性也不高，只可惜他们身上都没钱，把手伸进他们的衣兜里，弄不好再被他们的同伴发现，那可是赔本的买卖。
火车路过省城，在一个大站停下来，过半旅客下了车，车箱内才显得宽松，并且有了空座位。
一位瘦高个老汉上了车。
他和城里人不一样，一身破旧的对襟棉袄表明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老汉脚踏一双新做的黑色棉鞋，挺干净，像是不舍得穿。他头戴仿制军帽，把帽沿拉得很低，眼睛不看人，只注意过道和空出的座位。胳膊上挎着一个花筐，花筐里装满鸡蛋，怕别人碰，用另只手紧紧地护着，躲着旅客，寻找落脚的地方。
老汉从何守道和刘喜座位旁经过，何守道看他一眼，然后不屑地扭过头看着窗外。火车缓缓行驶，电线杆慢慢地向后移动。
他在何守道的后排找到座位，把鸡蛋筐放在座位下，可能是怕丢的缘故，又把油污的帽子盖在鸡蛋上。和老汉同座位的年轻人小声问：“大爷，你是串亲戚吧？拿了这么多鸡蛋，这礼真不薄。”老汉看了年轻人一眼，无奈地摇摇头，然后低下头沉思。年轻人觉得老汉挺实诚，又像有什么难处，便没话找话：“大爷，你上车时把帽沿拉得这么低，看啥一定不得劲儿，这是人少，人多你就抢不到座位。”老汉摸摸散乱的头发，又弯下腰看了看帽子盖着的鸡蛋，坐直身躯开了口：“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把我们叫老倒子，我这老农民，自然低人一等，把帽沿拉低就是害怕见人。”老农民带有风趣的大实话，让他身边的小伙子有了兴致，他提示老汉：“大爷，看来你很少进城，一定要记住到站，火车可不像你们农村的毛驴车，走过了再拐回来，火车是不会往回拐的。”老汉瞥一眼年轻人，他说：“不用往回拐，我去的是终点站。”
“终点站是清河市，火车开到那就是小半夜，公共汽车都要停，你到农村的路怎么走？”
“先在清河市住下。”
“住？现在还有地方住？旅店和澡堂子都改成红卫兵接待站，你除非蹲票房子。票房子里的人又杂又乱，小偷又多，你万一打个盹儿，这筐鸡蛋就没了，你可千万要小心。”
对于年轻人的善意提示，老汉很感激，便把实情告诉他：“车站附近有我一个亲戚，我想到那委一宿，唉，难哪！这筐鸡蛋不是送人的，我还得舍着老脸向亲戚借钱。”
幽暗的车灯下，好奇的年轻人把老汉认真大量一番。老汉自称的老脸并不老，只是印满沧桑。从老汉的表情看，他正身陷难处。年轻人问：“大爷，你是不是碰到沟沟坎坎，或者是不顺心的事。”
上车时，老汉还存有戒备心理，怕鸡蛋被众人顺手牵羊似地轰抢走，他紧紧地护着。由于身边年轻人的热心，使他渐渐放松了警惕，话也多了起来：“不是碰到小沟坎，而是过不去的大河，多亏遇到好人哪！”
听到老汉这样说，身边的人都侧过身，连寻找作案目标的何守道也侧耳倾听。老汉以为人们都关心他的事，便从头讲了起来：“我家住在清河市以南的山沟里，距市区有五十里的路程，那地方山清水秀，村里人很少得病，可偏偏该我倒霉，灾难从天而降。”老汉揉着眼睛说：“我老伴儿头上长个小包，一开始，谁也没当回事，可那个包越长越大，才想到弄点草药吃吃。吃了山上的草药不管用，又到公社卫生院去瞧瞧，卫生院的医生说是粉瘤，割开就会好，也没让住院。谁也没想到，开刀的地方不封口，流脓淌水，脑袋肿得像倭瓜，疼得受不了，才领她到城里看病。几家医院都看出她得的不是好病，对家属说得了癌症，叫做什么上皮癌，他们都说治不了，哪家医院也不收。眼看一个大活人要等死，家里人急得不得了，咬咬牙带她去了省城。在省城碰了几次钉子，最后托熟人进了省城最有名的大医院。要说这个熟人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她是给医院打扫卫生的老太太。这年头，干什么都要讲路子，有了这位老太太的引见，我们认识了一位最有能耐的老大夫，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他可不简单，那些挺精挺怪的医生都管他叫老师，听说还有教授的官衔儿。他给我老伴儿瞧了病，说能治。他的这句话，等于救了我们全家。
我们农村人，虽然日子过得穷些，不能不讲良心，老大夫帮我家捡回一条命，我们不能不表示，这不，东挪西凑，攒了这筐鸡蛋。我给老大夫送到家，可老大夫说啥也不要，他说他就乐意给病人瞧病，还说每一个病人都是他的亲人。老大夫面慈目善，说出的话让人心里热乎。因为我老伴儿得的是要命的病，需要住院开刀，他问我带了多少钱？”
讲到这，老汉低下头，用手把蒙鸡蛋筐的帽子拿开，轻轻地摸鸡蛋，看得出，他是为老伴儿的治病钱发愁。
何守道也在听老汉的讲诉，不过心不在焉，他把头转向窗外，外面一片漆黑，连从车窗旁走过的电线杆子都看不到。老汉提到钱，触动了他的神经，何守道回过头，目光明显地亮了很多。
老汉用帽子把鸡蛋筐盖好，他又说：“咱那山沟里，土地不算肥，尽管铲四遍五遍地，打得粮食总是完不成任务，影响了粮食翻身仗，分值只有三、四毛钱，去掉领回的三百六十斤口粮，还有做饭用的柴禾，哪家也分不出几个钱儿。亏得我老伴儿日子过得细，又勤快，每年养口猪，又喂一些鸡鸭，换几个零花钱儿，日子也就这样过下去。要说没病没灾都好说，哪曾想大难临头啊！她得病倒下，家里的日子更没法过，让我立马拿出钱给她治病，我可真没办法。”
老汉的为难情绪感染了他身边的人，一些人帮他叹气，也有人用怒眼扫视他。怒视他的人觉得老汉是故意丑化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甚至不抓就不足以平民愤。但是，这不是他们的学校或单位，那些有着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者，也只好犯一次宽恕阶级弃已的重大错误。
听到老汉拿不出看病的钱，何守道眼里的亮光立刻变暗，他显得无精打采，脑袋耷拉到座前的小桌上。
老汉说：“老大夫看出了我有难处，他帮我想办法，说先把病人安排在走廊里，让我回家去借钱，还催我快一些，说病人到了这个份儿上，一分钟也耽误不得，等我交上押金，办理正式入院，他立刻实施手术治疗。”老汉扭过头看窗外，目光僵直，仿佛在黑暗中寻找给老伴儿治病的钱。
车箱里变得很静，叹气声和愤怒声都停止。在场的人都明白，老汉的老伴儿得的是大病，要实施一个大的手术，让一个老农民拿出那么多的钱，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汉把目光落回鸡蛋筐上，仿佛这小小的鸡蛋会变成一沓一沓的人民币，他用这些钱给老伴儿治好病，领老伴儿回到家乡。
突然，老汉收回手捂住左胸，好象棉袄里藏着什么，怕丢掉，还从衣领里面摸了摸。这个动作，别人没往心里去，何守道则变得精神起来，他离开座位，在车厢里走动。
老汉有些感慨：“遇到好人了，多亏遇到好人，老大夫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看我没了辙，他从家里拿出二百元钱给了我，这钱太重了，我不敢接，也不能接，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可老大夫说，这些钱还不够，你先揣着，回去把鸡蛋卖掉，再跟亲戚借一些，凑齐了，一并把押金交上。”
老汉身边的人被老大夫感动，还有人发出感叹：“还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人多，伟大领袖**英明伟大，教导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刘、邓路线就是走资本主义，让我们过上吃不饱饭、治不起病的贫苦生活，我们坚决不答应！”
何守道转回来，不时地向老汉瞥上两眼。
老汉流着泪说：“老大夫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我不知该怎样报答，就先给人家跪下。他把我扶起，说千万不能这样，既然找到这，就说明咱有缘分。还说这二百元钱他也不急用，也不用我还了，治病最要紧。我说那可不行，这么大的恩情，让我无法报答。老大夫说不用报答，说不定哪天他遭了难，我再帮他。”老汉像是自语：“那么好的人，又那么能耐，人家会遭什么难？只不过就那么说一说。”
车厢里斗志昂扬的革命者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一个穿着旧军装，扎着宽皮带的青年驳斥老汉：“你这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背离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你把老大夫当做救命恩人，是非常错误的！太阳最红，**最亲，他老人家才是我们的最大最大的大恩人。老大夫给你一点儿小恩小惠，你就感动得失去方向，站到地主剥削阶级的立场！”
青年人的话，让老汉变得愤怒，他也提高声音：“**最亲，我比你还知道，你才穿几天死单裤？就跟我摆革命资格！除了**是恩人，世上就没有好人了？你这个知恩不报的家伙！”
这是在火车上，又面对陌生人，要不然，扎宽皮带的青年会和同伴儿把老汉抓起来。他让老汉呛得脸红脖子粗，对老汉的反驳也带有逻辑性：“你敢保证那个老大夫没有历史问题吗？说不定是个里通外国的特务分子！”
小伙子的话提醒了老汉，他更加愤愤不平，对身边的人说：“听在医院里打扫卫生的老乡说，老大夫也要挨整，红卫兵要把他赶出医院。他可千万别走啊！他一走，我老伴儿的命就算完了！”
小伙子仿佛抓到把柄，大声说：“让我说对了吧！有文化的老家伙没几个不挨整的。你只考虑你老伴儿的命，不考虑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这是严重的私心杂念在作怪。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你要把自己的私心斗倒斗臭！”
面对空洞、教条的革命腔调，老汉觉得既可恨又可笑，也许老汉正经受磨难，他不想和这个无知的小青年斗气，对其他人说：“有些事真让我这老农民糊涂，我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现在的事。过去小日本侵略中国，烧杀抢掠，他们是想霸占我们的地盘儿，弄走我们的口粮。国民党跟我们打仗，是想把我们的国家抢到他们手里，他们骑在穷人头上吃香喝辣，作威作福，让我们吃糠咽菜。现在的人也不知为了啥？都奔同一个奋斗目标，都是保卫一个领袖，都喊**万寿无疆，却分裂成两大派，你争我斗。都讲大公无私，谁吃亏也不干。这整人吧！也不分好人坏人，找点毛病就打倒。就说这个好心肠的老大夫吧！一辈子就懂得瞧病，他能有多大错？也给弄了一堆罪名，叫学术权威，三开分子，还有那小伙子说的罪，叫里通外国。老大夫在解放前是出过国，可解放后他改了，一趟也没出。这人有错，改了不就行了，伟大领袖还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呢，不能揪住小辫子不撒手。”
老汉讲诉完，被小青年找出破绽，他大声说：“你把老大夫说得那样好，到头来他是里通外国的大坏蛋，我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警告你，不许你再说他是好人，你再为地主资产阶级歌功颂德，我们就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老农民的脸憋得通红，他抬起头，用目光在人群中寻找说话的青年。过半天儿，才大声吼出：“你这是放驴屁！谁说老大夫的坏话，谁不得好死！”
老汉开口骂人，激怒了所有满脑子阶级斗争的“无产者”，他们不惜丢弃革命者的高尚风范，用脏话回骂老汉。
人群骚动，有些人摩拳擦掌。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高压下，同情老汉的人纷纷往后撤，老汉孤立无援，牢牢地护住身下的一花筐鸡蛋。
何守道从老汉身边擦过，并随手把刘喜拉走，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塞给刘喜一个小包，用眼神告诉他，豁出命也要保管好。
刘喜溜进便所，把小红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纸币。一阵紧张兴奋之后，他确定这是老农民身上的钱。
火车放缓速度，提示旅客进了车站。老汉身边的青年们也不愿再和这个无知的“老倒子”对奏，一齐往车门处挤，给了老汉一段短暂的清净。
列车猛地晃动，又一阵刺耳的刹车声，老汉突然大叫起来：“唉呀我的妈呀！我身上的钱全没了！”
人们只顾下车往家奔，没有人关心老汉丢钱的事，那几个被老汉骂过青年人，脸上还露出幸灾乐祸的讪笑，有人大声说：“丢得好！”
经过长途跋涉后，列车停止了艰难的喘息。站台空荡，几盏零星的路灯更显昏暗，有人在站台上走过，就像夜游的幽灵。星星布满天空，镰刀似的月亮挤向地面，工厂里尘雾弥漫，浓烟滚滚，企图把残月掩埋。站台边有一棵老杨树，被寒风吹得光秃秃，上面的老鸹窝，像几个孽生的肿瘤，惊飞的乌鸦返回，在夜空中“呱呱”地叫几声，以此来驱赶它们领地上的人们。
老汉蹲在站台中央，一动不动。没有声，没有泪，甚至没了知觉，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死死地坚守着一花筐鸡蛋。他的不远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徘徊，天气冷，孩子的两只手抱住怀，怀里有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两百元钱。
站台下，何守道坐在铁轨上，眼珠儿不停地转，看看老农民，又看看刘喜。
吹来西北风，老汉扛不住，他歪了歪身子，坐在原处。帽子被风吹走，他不去捡，两只手只顾摆弄筐中的鸡蛋，除了鸡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整个世界都是黑的，连近处的孩子替他捡回帽子也不知晓。老汉在黑暗中看到了钱，十元大票，每张上面都压着一个鸡蛋，他数着：“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一二，一二三……”老汉反复数着，鸡蛋被他拿起又放下，就是数不到二十。
刘喜抱着老汉的钱包，他觉得很沉，压得他离不开站台。他曾想过，这些钱是何守道冒着风险从老汉身上拿到的，很不易，为他保存，最起码也能分两张。听说城市里的山楂糕五分钱可以买一个，自己先吃饱，给小石头和四胖子每人带回两个，堵住他俩的嘴，再和马向伟打架，省得他俩当叛徒。
刘喜往老汉身边移动几步，看到老汉的手停下来，头抬着，双目无光。弯月在浓烟中挣扎，不知老汉的心灵还能挣扎多久？刘喜在心里说：“应该把钱包还给他，不然老汉会死掉，他一死，老太太更活不成了！”
何守道在站台下等刘喜，他知道，这个顽皮的孩子要去还钱包，想阻拦，挪不动步，到手的钱让老汉拿回，他又舍不得。何守道心里着急，又怕喊不住刘喜，只好顺其自然。
刘喜的心理极为矛盾：“这钱真是好东西，谁花谁舒服，如果把钱还给老汉，山楂糕肯定吃不上，何况这是何守道冒着打断腿的风险弄来的，还回去没法向他交待。但这是老汉的救命钱哪！用它买山楂糕，无法往嘴里送。”
刘喜还小，扭曲的灵魂还很脆弱，还有一些善良在闪光。如果他把对生命的认识和残酷的斗争结合起来，他会变得不可救药，拿到老汉的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然后毫不吝惜地花掉。
世界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把人做为战争和斗争的工具，不论是害人者和被害者，生命都变得一文不值。但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有些人死得其所，一些人则轻于鸿毛。刘喜认为，被打死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牛鬼蛇神，阶级异己，黑帮分子，他们的生命都不值钱，唯有显赫革命者的生命才比泰山还重。老汉的老伴儿得了重病，首先要区别是哪个阶级。如果老汉不是无产阶级，就不该给他老婆治病，老大夫出了钱，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帮凶。
刘喜分析老农民在车上的举动，他说他革命那阵子小青年儿还穿活单裤，而且骂知恩不报的人。看来他不是阶级敌人，这笔钱还是不能拿走。
尽管刘喜的灵魂左右颠倒，还是一点点接近老汉，刘喜的头脑中闪现出一个挣扎的老太太，老太太的眼神很像母亲，她需要这笔钱，没有钱她就会失去生命。
刘喜把帽子送给老汉，老汉不接，他像一个木偶，每一个动作都需要旁人牵动。刘喜拿出老办法，进一步辨别老农民倒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最后的鉴定，如果老汉是坏人，还有机会把钱拿走。然而，老汉表情冷漠，从外表难以区分。
刘喜把黄军帽给老汉戴在头上，为了恢复原貌，他特意把帽沿往下拉。
老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生命也随之恢复。他把刘喜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落下泪说：“孩子，你也是农村的吧？是不是回不去家？找个背风的地方吧，千万别冻着。”
刘喜说：“我不冷。”
“那是饿了吧？我这有鸡蛋，你找点柴禾烧几个。”老汉非常小心地捧出三个鸡蛋给刘喜，凄怆的泪掉在鸡蛋上。
刘喜说：“我不要。”
老汉“唔唔”地哭，他走投无路，用哭声向一个陌生的孩子倾倒满腹悲痛。
“他是好人！”刘喜心灵中出现肯定的一句话，他把钱包掏出来，扔到老汉的鸡蛋筐里，然后说：“我捡到一个包，你看看里面是什么？”
老汉迅速打开熟悉的红布包，二百元钱一分不少，他惊呆，说不出话。
刘喜蹲在老汉的对面。
突然，老汉抓住刘喜的两只胳膊，嘶哑着问：“你是小偷吧？”
刘喜往起挣，老汉不松手，用双膝跪在刘喜面前，头往刘喜脚上磕：“孩子，你是小偷，你是好人，你救了我老伴儿，你也救了我，你是我家的大恩人……”
何守道站在老汉身边，拎起他的鸡蛋筐，大声说：“他不是小偷，小偷是我。”
老汉回过头看何守道，立刻想起：“这个人在火车上见过，他和眼前的孩子坐在一个位置上。”
松开刘喜的老汉慌忙给何守道作揖，说得都是感谢话。
何守道教训老农民：“以后把钱藏得牢固点儿，更不能说身上有钱。你可好，让我白费了很大劲儿，啥也闹不着，还得陪你遭罪。”
老汉推着何守道手里的鸡蛋筐，满怀感激地说：“你这个小偷是大好人，说的话都在理。把这筐鸡蛋拿走吧！以后再想法报答你。”
“没人要你的鸡蛋。”何守道放下鸡蛋筐，对老汉说：“钱都还你了，要这些破鸡蛋有屁用？”他指着刘喜：“这孩子可不是小偷，你别弄错人。还有，以后把小偷和小捋要分开，干我们这行的叫小捋，专门在火车上拿活，是技术工种，跟小偷不一样，不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老汉不停地点头，连连说是。
何守道拉走刘喜，登上通往清河矿的最后一趟电车。
刘喜心里揣个兔子，怕何守道为难他，电车上人少，他打算往人多的车箱里钻。何守道挡住他，刘喜心里更没底，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何大哥，我看老大爷太可怜，才敢那么做。要不，要不这么着，明儿个我想法挣点钱，还上你，你要信不着，先把我兜里的钱都拿走。”
何守道板起脸，瞪着刘喜说：“谁是你大哥？你叫我爷爷！”
刘喜变得一脸嘻笑，盯紧何守道，握紧两只小拳头。
刘喜的嘻笑让何守道轻松下来，他觉得这个顽皮的孩子挺逗人，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干他这行的基本素质，但他不想收刘喜做徒弟。何守道说：“何荣普的老爹叫何老道，我和他是一家子兄弟，你和何大壮是同辈儿，何大壮管我叫爷爷，你叫啥？”
刘喜大声喊：“我不叫，你爱咋地就咋地！”
何守道露出笑模样：“不叫就不叫吧，现在这世道，爷爷和孙子没区别。”
看到何守道没有难为他，刘喜反倒过意不去，他说：“何大哥，这么多钱让我败坏了，你不会恨我吧？”
“要恨你，早把你扔到火车站了！这次算倒霉，哪天我再溜一趟车板，把这次损失补回来。”
电车停在清河煤矿，何守道把刘喜送到职工宿舍大门口，对他说：“你爸爸以前住一宿舍，因为有一些查不清的历史问题，让他住到这里。这叫职工二宿舍，每个屋住八个人，在一张大铺上挤着。”
刘喜让何守道一同到宿舍住一宿，何守道不同意，摇摇头说：“你爹是个倔巴头，认为我的手不干净，不会搭理我，我也不去找不自在。”
刘喜问：“天这么晚，你到哪去住？”
“天这么高，地这么大，还能没有我住的地方？你不用担心。我去找个暖气道，那地方暖和呢，说不定遇上马子，我就有个临时的家了。”
午夜，矿区变得格外寂静，天上的星星眯着眼，都不愿理会游荡的闲人。何守道寻找宽一点儿的暖气道，用歌声驱除孤独和寒冷：
“你也一无所有，
我也一无所有，
但是你比我忧愁。
你为生计细盘算，
我把今晚当尽头。
太阳升起你度日，
黄昏伴我一起走。”
刘喜在宿舍见到父亲，父亲很消瘦。
文革初期，刘宏达受到冲击，随着运动的深入，一些政治觉悟高，思想进步的工人都成了专业的革命者，全心全意地抓革命，便让刘宏达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下井促生产。在井下干活虽然累，但不用弯腰游巷道，刘宏达在劳累的同时也尝到几分轻松。但是，这样的好景不会长，革命派不会让他这样的人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指示他们升井后不能回家，先批判自己，再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严重的人还要上台陪绑。
刘喜到清河矿的第二天，就赶上一个较大的批斗会，在走资派没被押上台之前，还要进行比忠大赛。比忠大赛和批斗大会都由吕希元主持，被人称为“稀屎痨”的孙胜才在会上做出了惊世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