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的老民警

    老民警他们带着一辆北京吉普，连夜赶往地处湘中腹地大山区的千山县公安局。
    出于所有人的意外，老民警他们翻遍了千山县公安局近二十年来的所有刑事拘留档案材料和纪录，既没有找到有关张宝昌的只言片语，也没有找到张宝昌这个名字。于是，他们便直接去县法院查看“文革中”判刑人员档案，然而，县法院竟然也没有他的档案。
    是谁把他送去劳改的呢？公、检、法政法系统三大家，检察院只是对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执法司法行为进行检察监督，他们不可能送人到劳改农场来呀？为了慎重起见，老民警还是带着他的同事，又到县检察院查看了所有“文革中”提起诉讼案件的档案。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这就奇了！生生地一个大活人，在劳改农场劳改了十多年，找遍公、检、法的所有档案，居然找不到他犯罪获刑的依据。这个人究竟是怎样送到劳改队去的呢？难道是他自己跑去的？最终有人建议他们到千梯山公安局拘留所去看看。
    拘留所？拘留所只是安公部门的一个临时羁押犯罪嫌疑人员的地方，它怎么会将犯罪嫌疑人送到劳改队去呢？
    “哎，既然是专程而来，其他几家都查了，又多他一处？还是查查放心些。”老民警们在那儿自找矛盾，自我斗争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决定去看看，有便就有，无便就无，也不后悔。
    千梯山，不说别的，只听这名字，你便知道这地方是何等的地方。的确，没去的人最终也是只凭想象来了解它。千梯山之“千梯”，大概是很多层很多层的意思吧？但大凡去过的人，一见那山，便觉得那名起得是那样贴切，是那样的有诗意。
    千山县县城背后几公里处有一座连接河岸群山突兀而起的高山，千百年来，人们围着那山一层一层的开建了许多梯田，宽则丈余，窄则只有数尺，一直沿伸到县城城边。千梯山大概因此而得名。
    站在对岸朝着这边观看。一榜的梯田，随山而转，层层剥落，煞是好看。一条从河岸回环曲绕自下而上的公路，恰似一架登高天梯，搭在山梁之上，直通梁上的一座建筑院落。这院落便是公安局设在这里的一座拘留所，同时也是公安局的看守所，千梯山拘留所或看守所因此而得名。
    老民警们转身开着那辆北京蓬布吉普车，沿着那条环曲公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这才慢慢地爬到半山腰山梁上的千梯山拘留所。
    拘留所四周高大的围墙角上的岗楼上和大门口都有持枪的士兵站岗。侧面是几栋二层楼的红砖房。门前篮球场上，几个解放军战士在打篮球。
    老民警他们刚一下车，二层红砖楼屋里便出来两位头戴白色大盖帽，身穿白色警服的民警。走在前面的也是一位年过半百左右的老警察，后面是位年约在三十大几，四十不到的年轻人。一见他们到来，一老一少两位，老远就招呼起来：“啊呀，是大湖农场的老胡同志和小敬同志吧？我姓朱，是这儿的所长。”那年纪大的警察自我介绍说。
    “朱所长好。”老民警一边和朱所长握手，一边打量着另外一位。
    “指导员刘成军。”刘指导员赶紧自我介绍道。
    “局里早就打电话了，说你们要来，坑坑洼洼，弯弯拐拐，路况和各方面条件都没你们那儿好啊，对不起啊。”
    老胡看看身旁高大围墙上的铁丝网和四周的青山及梯田，赞许道：“啊呀，朱所长，刘指导员，要不是这围墙破坏了这儿的风景，你们都快成神仙了。”
    “哈哈……什么神仙啦？我们充其量就是这个庙里的两个和尚，巴掌大一块天地，哪能跟你们平原那条件比呀？那年送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去过你们大湖农场。那景况，笔直的柏油路，高大的白杨树和水渠一样长，棋盘一样的稻田一望无边。稻穗像高粱，棉花像桃树。那家伙！土地黑乎乎的，伸手掐得油出来。那才叫米粮仓呢！猪马牛，鸡鸭鹅，六蓄兴旺。我们这儿哪有那条件啦。”朱所长感叹的回答道。
    真是三句不离本行，老胡同志一听朱所长当年送一批反革命分子去过大湖，于是，便在球场上。自接查起他的老底来：“朱所长去过大湖？”
    “去过。”
    “那是哪一年？”
    朱所长看了看刘指导员，一边回忆，一边回复老胡说：“文革初，像是……不是六七年就是六八年，那年我满三十岁呐。我才从公安局调来不久，红卫兵揪斗牛鬼蛇神，抓的现行反革命，全部关在看守所，人满为患。后来硬是没办法了，就判了一批。是我和其他几位干警送去的。”
    “啊，那您这里有没有他们的档案？”
    “档案？一般情况下，我们不管档案，犯人的档案大多都是在法院，看守所顶多也就是造一个登记表。”
    “啊，你们这里也不留档案？”老胡明明已经知道看守所没有这些人的档案，可偏偏还要明知故问。
    “对，没有这些人的档案。”所长答道。
    老胡说：“我们场有一名犯人，是你们所送去的一个反革命分子。最近，清理冤假错案，可是我们就怎么也找不到他的档案，找不到档案就落实不了政策呀。这不，找了贵县公检法几家，还是没找到。最后只好到您这里来尽尽心意，硬是没有，那就只能作为无头案子，放人回家呢。”
    “老胡要求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刘指导员问。
    “就是想查查你们的登记表，问问当时的当事人。”
    “行，没问题，谁叫我们政法是一家呢。”
    “请，请，请。”朱所长将他们领进侧面办公楼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他们一边倒茶，一边从老旧的高柜里搬出一叠装有纸夹皮的档案夹，一边询问说：“不知老胡同志你们要查哪一年哪一个的情况？”
    “文革期间，你们这里关过一个叫张宝昌的反革命分子啵？”
    “张宝昌？这名字有些熟悉。翻，翻登记册，只要在这里关过的，无论好人坏人，都有登记。”所长非常肯定的回答说。
    刘指导员赶紧搬来文革期间的几个登记本，一边查找，一边问：“张宝昌，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驼子，跛子，是个草药郎中。”老胡回道。
    “驼子？！右脚跛是吗？”朱所长闻听后，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于是，急忙问老胡。
    老胡说：“对对，怎么？所长认得他？”
    “对，肯定是他！”所长满怀把握地对刘指导员说：“小刘，你查一查六七、六八、六九这三年的东西。”刘指导员按照朱所长提供的线索，在那行格式的登记表上用指头儿飞快的划着张姓的名字。果然，在一九六七年的入所人员中找到了“张宝昌”的名字。
    “姓名，张宝昌，性别，男，年龄五十一岁，籍贯湘西山城，入所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事由，疑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疑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老胡民警闻听后惊愕地自问自答曰：“为什么场里的登记表上写的是反革命？”
    “对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朱所长突然对老胡和刘指导员他们说。
    “大概是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份，红卫兵送来两个雷峰山庙里的道士。”
    “两个道士？！”这下把老胡搞糊涂了，又是“历史反革命”又是“道士”，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与他同龄的朱所长便给他们讲起了当年发生在千山县的一个红卫兵“破四旧”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