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首长来了

    哎，乾坤造化，时物弄人啦！原本以为弄得好好的一件事，偏偏事有巧拙。就是因为这封信，差点儿让我落了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名头。也正应了那句“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精辟论语。
    就在那封回复信件寄去一周后，局长突然接到一个来自西北某地的长途电话，放下电话后，局长笑嘻嘻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小文，××军区政治部来电话了。”
    “什么意思？”听得有了回信，我立即站起身来急切地问道：
    局长笑着回道：“感谢你呗。”
    “哪有么唦，只要领导满意就行。”
    局长似乎并不在意我的表态，而是非常认真交待我说：“他们确实非常满意我们的工作，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准备近期前来认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负责协助他们把人找到，把事情办好。你要全程陪同，不许出错啊。”
    “是。”于是，当天我就把部队准备马上来人认人的消息告诉了谭部长，要他告诉孙、张二位支书和两位    张老人，近期内一定不要外出，免得人家到时找不到人。
    第二天谭部长就来电话告诉我，说该通知的都通知了。
    哎呀！万事俱备，只等部队来人确定一下，这任务也就算圆满完成了。这事儿办得够顺利吧！我正在沾沾自喜，沉浸在第一个**完成领导交办任务的喜悦之中的时候，第二天就把我满心的喜悦打了个粉碎。
    第二天，我正想利用两天时间，在部队寻人领导到来之前，关在办公室里将那份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经验材料上报上去的时候，信访办小戴“咚咚咚”又擂开了我办公室的门。
    “干什么？我在写材料。”我有点生气的责怪小戴。
    小戴也不客气，用大拇指向后一指说：“头让你去，马上！”
    “上哪儿？”我用服软的口吻问道：
    “局长办。”
    于是，我丢下手中的事，急忙来到局长办。人还未进，就听到局长在里面正在和谁交换意见：“你们来了，我们也知道了。现在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来，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等部队的领导来了我们会通知你们的……”
    “多半是苗河的张嗲。”我一听和部队有关，就知道了事情的一半，只是不知是哪个张嗲。进得门去，局长便把那人介绍给我：“嘚，小文，这次我们就是派小文去了解情况的。”
    我顺着局长的手指方向转眼一看，这不是苗河公社楠木岭大队的猴精支书孙支书吗？他和一个身材矮小，干瘦的老头来干什么？“孙支书你这是……”我一张嘴就被孙支书堵了回来。
    “啊，小文领导，这是章文章老人，就是他当年救的红军，你忘了，在公社我就跟你汇报过的？”
    “这，这，不是我……”，他硬要把我往里套，连让我解释的机会也不给。
    孙支书看着局长，当面责问我说：“不是你要我们来的吗？”
    我被他说得莫名其妙，急忙分辩道：“我，我什么时候要你来啦？他不是不符合条件吗？……”
    孙支书不让我分辩，未等我把话说完，就把话抢过去，大声的质问起来：“耶，你这位小领导同志，说话怎么的呀？他怎么不符合啦？啊？他是个草药郎中，救过红军，不是你讲的部队找的就是他吗？怎么这会儿你……你。”不知道他是真激动还是觉得演戏演过了，说了一个半句话，突然停下来不说了。他转过身去，对局长说：“章老人这次来县里，就是想见见部队首长。如果，这次来的部队首长不是他救的红军同志，我不放半个屁。火烧牛皮，我自己转弯，不讲半句多话。怎么样？局长？”
    “好好，好，小文，你负责把他们安置一下，找个饭店住下来。”局长无可奈何的对我吩咐说。
    “住哪儿呀，局长？”我问。
    “大饭店我们有接待住房，你找小戴拿两张住房卡，把他们带去就是了。”
    “是。”
    毫无办法，我明明知道这位孙支书和章老人他根本就不是部队上要找的人。可是，他却提前来到县里想先入为主，抢了这份荣誉和待遇。说实在的，我本不想理睬这位比猴还精的支书，孙支书也看出了我的意思。但是局长都说了，同意让他们先住下来，我有什么办法呢？无奈，我只得带着他们到信访办小戴那儿领了两张大饭店的住宿卡和餐票。
    你知道民政局的这些住宿卡和餐票，会是什么高级接待待遇么？这些住宿卡和餐票，它纯粹就是平时接待上访对象用的，标准也就是不至于露宿街头，不至于沿街乞讨。我拿着住宿卡和接待餐票，一脸怒气地领着孙支书和那位章老人去大饭店。才出政府大门，我一边气冲冲的在前面带路，一边调头拿着手中的餐票掂了掂，用挖苦的口吻对孙支书说：“支书大人，你以为这票票是你们公社食堂里的包子馒头，那么香甜可口是吧？我告诉你，它就仅次于讨饭。讨饭你懂吧？”
    孙支书见我开口了，笑眯眯的上前给我赔笑：“文领导，文领导，莫生气，莫生气。部队找人，几十年前的事了，谁知道他是谁呀？说不定部队要找的人早就不在人世了，你又何必认真呢？既然是调查了解情况，他年巴儿，他铁算子介绍得对象，我就介绍不得呀？这也不公平啵？他年巴儿、铁算子介绍的是真的，那章老人也就是真的。”看看我一脸无奈的样子，他稍微停了一会儿，紧赶几步又对我说：“我告诉你，文领导，他们介绍的也不一定是真的。说不定比他还假。”他指着身后的章老人说。
    “什么？！”我听他说年、张二位支书介绍的两位张老人也是假的，简直把我吓懵了：“不可能，他们反映的情况和部队首长讲的条件非常接近，里面肯定有一位是真的！”
    “我还不知道？！”孙支书用一副老管家的口气，像是全公社的底细，都在他的掌管之中一样地对我说：“那个张桂生，一青红帮分子你不知道？”
    “他不是被迫的吗？”我肯定地回答他说：
    “被迫的？好，就算他是被迫的，那张登九呢？嗯？你知道啵？一苗子。”
    我一听他带有种族偏见的说词，便马上义正言辞地质问道：“苗子？什么苗子？！苗族群众也是拥护红军的。孙支书你不能因为他是苗人就成偏见，就认定他不会救红军。当年红军借道彝民区，刘伯承元帅还和彝族首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贺老总当年在我们这一带闹革命，也未见有少数民族兄弟反对他呀？”
    “行行，行，我不和你说，反正他们介绍得我也介绍得，你要一碗水端平，不能老向着他们俩。”
    “孙支书，这不是谁介绍不介绍的问题，而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我就是今天把你们都介绍给部队，可人家部队首长说不是，我硬要他认是啵？”
    “是的喏，既然你都搞不准是谁，那就让部队首长他们自己认唦！他们认谁就是谁，这与我推荐章老人有么冲突呢？”
    “行行，行，你爱怎么等怎么等，反正领导也同意你等，我没意见。”碰到这样的人我是既恼又无奈，把他们送到县里最大的饭店“山城大饭店”后。我便急急忙忙回来给局长解释，表明孙支书的到来与我无关。
    局长听后反问我说：“我们昨天才得到部队的电话，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我说：“可能是公社谭部长走漏了消息。因为我昨天把部队要来认人的消息告诉了谭部长，要两位张老人这阵子莫外出，免得到时找不到人。”
    “哦，那看来，来县里等人的就不是他孙支书两个人，应该还有两个。”局长听了我的解释，当即便做出判断，料定年、张两位支书也会前来民政局等人。
    我说：“不会吧？是谁就是谁，在这里等着人家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局长非常肯定地说：“不会？那你就等着瞧吧。”
    果然不出局长所料。第二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苗河公社的年、张二位支书，各自带着盖有大队公章的介绍信和两位张老人，一起来到民政局要找“小文领导”。
    小戴赶紧把他们带到我的办公室。我一看两位支书和两个收拾得挺干净的老头儿，心都凉了半截。果然被局长说中了。年、张二位支书果然带着两位张老人来了，怎么办？马上找到局长汇报。
    局长问我：“你说怎么处理？”
    我按照孙支书的意思，说：“事到如今，也只能全部安置下来，让部队首长自己来辨别真假了。”
    局长听后，悖然大怒：“这就是你的办事原则？和稀泥？乱弹琴你！这样做，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他反映的是我们的工作作风和水平。这就证明，我们什么事也办不好，无能！”
    进局以来，我认为一向谦和的局长第一次发了这么大的火。见他停下来后，我便小心的问道：“他们来了那怎么办？”
    “动员他们都回去！包括那个姓孙的！要等就在自己家里等。像什么样子！”
    “是！”局长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命令，是指示，必须无条件执行。可是，对这几个大队支部书记来说，就不知道是什么了。转身回到办公室，我便借着局长的牌子，动员他们回去，在各人的家里等。再说也不知道部队同志什么时候来呀？可是谁会听我说呢？他们会肯回去么？再说都这时候了，不说没班车了，就是有车他们也不会回去，一定要在这儿等，一直等到部队首长来。用句老话说，他就是那灌不进油盐的石狮嘴。凭你说，凭你劝，就是满嘴说出血来，他也只当是几滴苋菜汁––—红汤。
    没办法，到了此时，甭说我本就没解数，就是有浑身解数，那也是叫花子碰上了兵——有理说不清了。怎么办？我只得硬着头皮再给局长汇报，局长无可奈何地对我摇了摇头：“你看你，这事儿办得窝囊不窝囊。让他们和那姓孙的支书住一块儿，一个标准。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是。”等我转身走了，还听局长在骂：“嘁，真是嘴上无毛，让你扯去，看你如何收场。”
    待我刚刚平静下来，正要准备送这几位去大饭店的时候，门口小戴又大声的叫喊起来：“文秘，文秘！”
    “哎！”
    “有人找！”
    “文领导，你那是么地方啊？喂猪啊！”还没等到我回答，就有人在门口大声地吵嚷起来。
    我抬头一看：“哎呀，孙支书你不在那儿等着，又来干什么？”
    “耶！年巴儿你们也来了？”他刚一进门，见年、张二位支书也坐在那儿，便先和他们斗起嘴来。
    年支书一听他那口气，便没好气地回敬道：“猴子，你以为民政局是你的家吗？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实话告诉你，这次部队里要找的人，根本就和章文章靠不上谱。你以为昨天你偷偷摸摸先来县里，就是他打呀？告诉你，只要有我在这里，你就莫做梦娶老婆，尽想好事。”
    “哎，年巴儿，你么意思你？要说这事呀，那我也告诉你，要么大家一起上，要么大家都莫上。麻皮上头屙堆屎，大家谁也搞不成！”
    哎呀，好脏的话呀，吵来吵去怎么就脏话连篇了。这时我不得不出面镇压了：“哎呀，我的支书大人们，你们也算是一方尊神吧？把这儿当成什么地方了？菜市场啊？真是的，为了一点利益，尊严都不要了。”
    这是我最狠的一句话了，可是我的话还没落音，孙支书就冲着我凶道：“谁不要尊严了，啊！小同志，你小心点呢。你莫以为你站到这个位置了，你就不得了了啊！我告诉你，你屁眼儿里的黄都还没收完。你黄蜂子窝窝才只起蒂蒂。你路还长着呢，看你这德性，是非不分，将来不是个贫官也是个昏官！”
    嘿！这里是政府机关重地，我不就是要他们注意点影响吗？怎么我就是个昏官了？！没办法，看那阵势，我不赔礼护小是绝地过不了这一关的：“好好好，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态度不好，得罪，得罪。今天这事都是我惹的，我给各位赔礼。至于部队找人的事，大家既然都要在这儿等，我也没办法，条件就只有这条件。不是有句俗话：‘金窝银窝，比不得自个儿屋里的狗窝’。就请大家将就一下。这也是经过局长特批以后才能有的。请请请，请大家到大饭店休息去，好不好？”
    啊呀，阿弥陀佛。好不容易把他哄出门，在那大饭店里安顿下来后，我才稍得解脱。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要是当初他们硬给我难题，我还真就是丈母娘死在女婿楼上——下不得台了。也许是他们有求于我，也许是山里人的一种纯朴。见我一国家干部给他们赔礼道歉了，这才没有跟我较真。可是，在关键问题上他们谁也没让半步。我天天去作动员做工作，让他们回家等消息，嘴巴皮都磨破了。可是谁也没听我半句话，硬是死死地在县城里等了二十一天。
    啊呀，他们一天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明曰是来打探消息，实则是到我这儿来争风。在我办公室里吵，谁是谁不是。闹得我那个烦呀，无以言表。直到最后，见他们一群进来了，我就从后门溜开躲了。可是局长有交待，光躲是不行的，要做工作呀。无奈，我就被他们整整地磨了三七二十一天。现在想来，这也许是一个劫数，常言不是有：“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之说吧？也许过了二十一，总算是过了这一劫吧。
    可是，你别看这些土财主，在我这等小神面前威风得很。可真神来了，他们却胆小如鼠。没一个敢直接出面，只是在我这儿探听虚实。也许他们各自心里都无底数，生怕冲穿见底。也许他们根本就是些窝雀儿，根本就没见过世面。见了老鹰，即便是还在老高老远的天空，它们也会躲闪得无影无踪。其实，事已至此，我们彼此间也没什么可怕的，更无秘密可言。打明了的“天九”，是与不是都得人家认定那才算数。
    自打部队老首长离开军营的时候开始，军区政治部的负责同志就和我们电话联系开了，不断传来的消息是：
    “首长一行两人，今天上午十点钟已经乘坐××次列车离开昆明。×月×日午时前抵达成都……。”
    “……今日午前首长已经抵达成都。三天后，将乘××次列车到达长沙……。”
    “喂……，首长一行已经到达省会长沙，日前将抵贵县……。”
    我一刻不停的把这些消息向局长和几位在此等候消息的支书们报告。
    局长听了，心中大喜，拍着我的肩膀笑着对我说：“看来，你要解放了。”
    啊呀，阿弥陀佛。我可真要解放了。假如部队首长还不来，我还真非被这几位支书们给磨死不可。可是说也奇怪，自从知道部队首长动身前来山城的那一刻起，几位较劲不止的支书，对我变得格外尊敬起来。见了老远就“领导领导”的叫个不停。特别是哪位猴精的孙支书，听我说部队首长已经动身来了，便不停的向我打听，“领导，部队首长还真的要来呀？”
    “那可不，人都在路上了，不定这两天会到。”
    “啊——。”
    “哎，你晓得会搞些什么仪式吧？”这似乎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因此，他们不停的探问那些可能的细节。
    我说：“那哪晓得他们会有些么活动？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既然是认人，肯定会要讲些当初的情景。”
    “当初么情景？”孙支书好奇的问：
    年支书帮我回答说：“当初救他们的情景唦。”
    “啊哟，还问这么多呀？”
    “不问这些，哪个晓得你的真假？对上号了就是真的，对不上的就是假的。”年支书又解释道。
    最让我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就在部队首长到达省城，说在第二天就要来山城的那天早上，年、张二位支书前来告诉我：孙支书和章文章老人昨晚突然不辞而别，离开大饭店不见了。
    孙支书这是怎么回事儿呀？住了二十多天，又是前来县城等得最早，和他们争得最凶，认为自己最真的人。怎么人都要来了，他反而不辞而别了？
    “假的呗。”
    张支书一句话点醒了我。啊！原来如此。孙支书他以为我们找人只是为了应付一下上面，没想到皮匠的锥子——当真（针）了。部队首长一来，他就要穿帮。一穿帮，他在年、张二位支书面前就要出丑。与其这样出丑卖乖，不如悄悄走了光彩。因此，这才有了：“子弟兵千里来寻亲，蛮支书作假夜走人”之说。
    自到后来，当我再次去苗河公社，碰到孙支书，问起他们为什么要连夜离开县城时，果然应了这说，他说：“原以为这次找人，而且找的又是几十年前的人，你们不会那么认真。加上年、张二位支书都报了名，我也就想为俺大队五保户争取一个指标。没想到部队还真来人了。章老倌子原本就不符合你们的条件，我不连夜走人，留在那里出洋相啊！”
    部队首长明日就要来了，孙支书领人连夜离去，这个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本就未在我的视线之中。他来县里纯粹是一种我们常说的“痞打混”，或者说是“红眼病”。但是，我还是将这一情况如实地给局长汇了报。局长听后，给了我两点指示：即一、孙支书自个儿回去，应该不是我们的责任。你要跟公社有关领导讲清楚，不是我们为难他。第二、请谭部长查一下孙支书究竟是不是回公社了。他的名堂多，会不会跑到省里去直接找部队首长。好歹要搞清他们的去向，免得又生枝节。
    “咦！到底是领导啊，脑壳里的东西硬是比我们想得多一些啊。”我从内心里非常赞赏局长的前瞻性，但我嘴上却说：“应该不会去省城吧？”
    局长批评道：“应该不会？等到了会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小文同志，不是我批评你。你还年轻，也肯学。今后工作要细致点，困难要想多一点，矛盾要想复杂点。这样工作才有前瞻性，方法就会多一些，头绪就会清晰些，工作也就稳重些。懂吗？”
    “是。”工作这么久了，这是第一位领导给我讲应该怎么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所有的领导会不会是这样教导他的部下？
    按照局长的指示，我便急忙给谭部长打了个电话，询问孙支书是否到家了。谭部长说：“他不是在县里等人吗？”
    我说：“他自己知道章文章老人不是部队要找的对象，昨天夜里走人了。”
    谭部长说：“啊，那你放心，他一大队支书，丢不了的。”
    我说：“局长不放心，要你一定要查清，并向公社分管领导汇报好，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一定要把他们的去向搞明白，免得工作被动。”
    谭部长见我说得如此紧要，又是局长的指示，便认真的对我说：“他们回没回来，我还不知道。待会儿我    去了解清楚了，再给你汇报。”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