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站长的烦恼
最终，我不知道是怎么把这两位争得面红脖子粗的支书支走的。 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满意。就是找人的事，自己没费多大功夫，就有了谱。旗开得胜，心里当然非常高兴。于是，午饭后，我便邀了谭部长去完成我此行的第二个任务。即，看他们公社办的福利香精厂。
实际上这个福利香精厂与其他香精厂相比，并无什么特别之处，无非都是那么几台简单的加工机器和香草原料。但所不同的是，这个厂的员工大多是些或聋或哑肢体有疾，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政府将它定为福利工厂，专门安置农村那些因残疾而贫或是有残疾而需要社会照顾的农民就业。并且减免了各种税费，为其自谋生路提供资助。正是因为苗河公社这个福利工厂办得好，为全县提供了创办福利工厂的经验，局长才让我来总结经验。但，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安置残疾人就业条件的苗河公社，却因为有一个残疾人未安置好，而让我大为不满。
从公社福利香精厂出来，天色尚早。我和谭部长心无要事，一边闲聊，一边晃晃悠悠地顺着那半是吊脚楼半是街道的街上往回走。就在快要到达公社大门口的时候，不远处的一座小桥边围了一堆人。有人从人堆里占出来，眉飞色舞地描述道：“啊呀，神了！长得跟人一模一样，鸟鸟都有。”
“什么鸟鸟？”外层的人问。
那人这才回道：“何首乌，像神哒！”
于是，我们便也凑了过去，想去看看热闹。
“谭部长。”有人见我们过去，一边打招呼，一边给我们让开一个缺口，一边介绍说：“好东西，难得一见的，有钱的话，买得！”
这时我才发现，人堆里面地上蹬着一个戴麻阳斗笠的卖药老头，旁边躺着一条温顺的黄狗。老头面前铺着一块塑料布，上面摆着一支半尺长，像个孩儿胚胎，头上长有藤叶，满身长满毛须，黑不溜秋像是山药的东西和一些我不认得的草药。
谭部长一样一样的指着那些东西告诉我说，这是何首乌。这是几块红血勾藤。这是灵芝及一些晒干的草药等等。
几个年长者对着那何首乌指指点点，但也都是空口白话的专家，光说不买。
我和谭部长蹬下身，一边拿着那稀罕的何首乌，左看右看，一边顺口说道：“是不是假的哟？”
那老者听得我说，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但又不敢发怒。于是，便笑着对我说：“小同志，讲话莫伤人唦。我都七、八十岁的人哒，用假东西骗你，不应该唦。您如果识货，我半卖半送。虽然这东西百年难遇，但也算是你我它的缘分。您……”
“孟嗲，您也来看看？”不知什么时候，派出所孟所长也挤了进来。那卖草药老头见了，话没说完，便收拾药摊，借故有事，用坐在屁股下的那把两尺来长的锄头，扛上行当，牵着那狗，挤出人群，顺着河边上游的山道而去了。随之，人群也便散了。
我疑惑的向谭部长问道：“这老头真怪啊！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见孟所长一来，他就走了啊？”
“不晓得啵？”谭部长对我朝派出所孟所长挤了挤眼，意思是要我问他。
我对孟老头看了看，壮着胆子问道：“所长，那卖药的老头是什么人喏？他好像有点怕您呢？”
孟所长看着远去的卖药老头，非常严肃的说：“你莫看他那个样子，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呐。”
“他不是一般的人？”看着背着药包远去的老头，这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罗锅，右腿好像有点跛，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背在背上的药包，在驼背上左右滚来滚去，让人感觉到他的那步路走得好是艰难。刚刚我还在想，他能挖药，为什么不把他安置到福利厂去？看看孟所长对他的那个态度，难道这样一个肢体不全的人，他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孟所长看出了我的怀疑。于是，便非常肯定的对我说：“解放前，他和当地的地痞刮皮三儿是全县唯一得过‘剿共积极分子’奖励的两个人。据说当年，他还亲手杀害过红军呢。”
“啊？他杀害过红军！”我吃惊的再去看那卖药老头时，早已消失在山路那边，看不到他的身影了。难以想象，就是他这么一个样子的人，居然还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说到革命老区，原以为，老区的老百姓全都是革命群众，没想到居然也有反革命分子。不过现在看来，这也正常。有革命就有反革命，有压迫就有反抗，符合辩证法。可我还因为他的残疾而对他产生过好感呢。
更难让人接受的是，孟所长见我那幅吃惊的样子，又悄悄地告诉我一件事，把我怔得瞠目结舌。孟所长把嘴送到我耳边，用只有我听得到的声音对我说：“他就是苗站长的舅嗲。”
“啊，苗站长的舅嗲！”我又是一惊！难怪苗站长忌讳谈他的，摊上这样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亲戚，在那唯成份论的时代，是要株连九族的。看来文革中，苗站长肯定没少遭罪。
那个时代，可不是现在可以比拟的。老百姓家里有电视那是神话；手摇电话是权利，只有领导和办公室才安，一般办事员不能享受；“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是当时人们追求的奢侈品，年轻姑娘结婚都要求男方家要有“三转一响”。人们的文娱生活除了城里的戏剧班子和电影院外，扑克牌都很少。更不用说上网玩电脑,进出舞厅、歌厅跳舞唱歌了。更何况在这荒老的山沟里呢？要有玩儿的就只剩下计划生育的那玩意儿和睡觉了。当然，还有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唱茶扯谈。可招待所里除了睡觉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而我又不习惯那么早就去压床板。于是，晚饭后，我带着满脑壳关于苗站长他舅嗲的问号，去找孟嗲扯谈。
像是约好似的，当我走出公社大门时，正好孟所长就在门口的前坪里散步，我便凑过去和他闲扯起来。可当我又问起那老头儿的时候，所长用警惕的目光，横瞟了我一眼，说：“你做你的事，打听那么多干什么？”
我赶紧解释说：“那么一个老头儿，我不觉得他有那么坏。还有，你看他养的那条狗，简直像只猫，那么温顺，说明这老头儿心地善良，养的狗都和他一样。”
孟所长听了，用教训的口吻对我说：“小同志，世间的事，不是你所能洞察得透彻地，你还嫩着呢？就说你问的这个老头儿----张宝昌吧。从外相你看他肢体不全，说话办事一付老实巴交的样子，可怜得很。可你知道啵。他就是我亲自从劳改队接回来的一个角儿。麻书记为此找了他几十年，对他也是毫无办法，你能管得了？”
是啊，我才几斤几两，世间搞不懂的事多着呢。管那么多闲事干嘛，做好自己的事就差不多了。
回到招待所，已经将近午夜。不知是认生，还是因为山里太寂静，躺在招待所的那张爬亭架子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山沟里传来了“唰唰”的松涛般的风响声和“咕咕”作叫的夜鸟声。我以为外面起风了，爬起来推开窗子仔细一听，才知道是老苗河里传来的流水响声和猫头鹰的鸣叫声。抬头看看星空，偶尔在碧蓝的夜空里也会见到几颗流星。
没有睡意，我便摸黑找到桌上的火柴，点燃蜡烛，翻开笔记本，开始疏理这一天的记录。
“张桂生，苗河公社龙潭水大队五队。年支书。”写个“年支书”干什么？我一边读着一边回忆着：“啊，是年支书介绍的。”就是那个给贺龙当过教官又加入过青红帮的张嗲。
“章文章，咦，章文章是个什么人？”……啊，是楠木岭孙支书介绍的那个做花匠的章嗲，这个不算数的，于是，我用钢笔划掉了章文章的名字。
“张登九”，张登九的名字下面画了一个“△”号。这时我才记起，原来是那个叫“铁算子”的张支书介绍的那个“张登九”，家住天井坑大队天井生产队。曾经救过两三个红军战士的苗族张嗲。是我准备向部队汇报的重点对象。
但是不知为什么，年、张二位支书介绍的这两个“张嗲”，虽然我作了重点记号，可就是印象不深，好像与此毫不相干一样。而那位真正与此毫不相干的驼背老头张宝昌，我却挥之不去，印象极深。似乎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明白。说他是我要找的人吧？确实与此毫不相干。我曾经反复几次征求谭部长和苗站长的意见：“错了没有？”
他们说：“应该不会错，两者其中，必有一位。”于是，我这才稍加放心一点。
可是，那个张宝昌怎么会挥之不去呢？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还杀害过红军。也可能是因为我阅历太浅，生活在一片光明之中，对“杀人犯”太过敏感的缘故吧。
但同时，我又发现苗站长这个人也非常古怪，张宝昌怎么会是他的亲戚？在那个株连九族的年代里，他又怎么能够当上文化站的站长呢？这个苗站长是个什么人？
第二天清早，在我搭班车回县城的路上，还是对前来送我去车站的苗站长提出了我的问题：“哎，苗站长。”我毫不掩饰的问曰：“你说那个张宝昌是你舅嗲，文化革命当中你们家未必没有受到冲击？”
苗站长非常认真的对我说：“那都是后来的事了。直到去年拨乱反正之前，我也不晓得还有这么一个舅嗲。”
于是，苗站长又简单地给我讲了他和他舅嗲的那层关系。
去年张宝昌释放回家，到自己家里一看，老家只剩下一个屋场，堂客儿女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于是，经过多方打听，这才找到他外甥女——苗站长他妈的家。
那天苗站长星期天回家去，看到自家门口坪里，有个驼背老头儿正在帮他家剁柴火。见苗站长回来，他吃惊地看着苗站长傻笑。
苗站长问娘：“他是谁？”
娘说是他舅嗲。
苗站长问：“怎么以前没见过？”
娘说，过去他当道士，被抓去劳改才被放回来。
当道士又不是反革命，怎么会被劳改了？苗站长不相信，因为当地有许多道士，搞迷信充其量也就是个二十一种人，二十一种人顶多也就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怎么想也不会抓去坐牢啊。
于是，苗站长走时再三叮嘱老娘要当心点，莫把他留在家里，免得祸从天降。
老娘也不吱声，过了许久才对他说：“他一孤老，你让他去哪儿？”
“他有家唦。”老娘听得他说，没再理他，只是摇了摇头走了。
过了没多久，苗站长再次回家时，发现那老头儿不见了。
他问娘：“老头儿上哪去了。”
娘说：“怕影响你的前程，他回老苗河去了。”从此，张宝昌就再也没有去过苗家。
回到公社文化站，有一天，站长见那老头儿从派出所出来，他问孟所长：“这老头儿来干什么？”
孟所长见苗站长问他，吃惊地问道：“怎么，你认得他？”
站长说：“我妈说，他是我舅舅家的一个亲戚。”孟所长这才告诉他，原来，这老头儿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据说当年还杀害过红军。并一再嘱咐站长，就是亲戚也要离他远一点，这年月虽然不提阶级斗争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又会来次革命，小心不为过。
“啊……，”原来是这样，所有的疑问基本上都解决了。这次去苗河公社的任务也算完成的比较满意，心中甚蔚。
回到局里，当天晚上我就把找人的情况，原原本本地给局长汇了报。局长听后要我一刻也不要耽搁，马上给××军区政治部回信。说人已帮他们找到了，让他们早点来人认定。
于是，当天晚上，我就草拟了一个回函，重点介绍了两位张嗲的基本情况，并请他们前来认定。第二天一上班，经过局长审定后的回信稿子，打印后便马上送去邮电局，用挂号信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