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蛮支书
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现在回想起来，老人的话是那么精辟。当时接受任务时，就凭着一股热情和冲动，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到苗河找人，自己认为有当地老把式和熟人帮忙，应该不是一件难事。谁知，它可是几十年前的一件旧事。时过境迁，朝代都更换了，谁知道那地那人变幻得怎么样了？直到直接处理它的时候，这才知道了它的难度。
晚饭后，苗站长因为有事，没有陪我去看他的盲人乐队。谭部长见此，便陪我到苗河公社街上逛了一圈。回到公社招待所时，可到处还是一片漆黑。谭部长习惯地扯了几下吊在屋中间的电灯开关线，电灯不亮。原来，公社的发电机还未发电。谭部长赶紧从公社广播员兼招待员那儿拿来两根白蜡点上。然后，这才试探性的问起了我的任务。“小文，明天你怎么安排呀？”
“明天啦。”我一边答道，一边从包里找出夹在纪录本里的那封信，一边对他说：“我还是想，先把这事完成后，再去看你们公社福利香精厂安置残疾人的情况。”
“啊。”谭部长拆开信封，一边读着原文，一边对我发问：“三五年前的事儿，人还在不在哟？”
听了他这话，我这才要过信件，对着灯光，认真地研读起这封信来。
尊敬的××军分区政治部及山城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您们好，革命工作辛苦了。
我部离休首长郑波同志，××部队×师首长洪光明同志和××部队首长梁山同志都是贺帅的老部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随红军大部队紧急撤离时，在贵县庙河一带掉队。因为当时是夜间紧急撤离，郑波同志中弹受伤。在枪伤感染，一无救药，二无干粮，三无寒衣，后有追兵的最危险情况下，被当地一名姓张的过路人，把他们藏在一个山洞里。在此期间，姓张的老乡除了给他们送吃的外，还亲自挖药给郑波同志治伤。最后把他们送出湘黔革命根据地，找到了革命队伍，走出了长征，当上了部队领导。几十年来，三位首长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解放后，他们曾经几次想来贵县寻找这位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乡。但由于忙于革命工作和部队建设，一直没有机会完成这个夙愿。直到最近郑波同志离休后，才将此事例入议事日程。今天来信，恳求贵部及贵县政府有关部门协助为盼。
此致
革命敬礼！
××军分区政治部（章）
一九××年×月×日
附：寻找对象大概情况：山城县庙河一带的一位姓张的男子（一九三五年时约莫二十出头），身高在一米七左右，身材偏瘦，大眼睛。会用草药治疗枪伤烧伤。
啊呀，我的天！“庙河一带的一位姓张的男子”，就算“庙河”是因误音或误笔而错将“苗河”误听为“庙河”，可“姓张的男子”？“张李刘王陈，天下一半人”，他在哪儿呀？
不过好在有两条信息比较清晰。一是年龄和性别。当初二十出头，一九三五年，三五、四五……如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如果健在，应该也是一位七十大几，八十不到的老头了。二是姓氏和职业技能。此人姓张，能用草药治疗枪伤和烧伤。说明这人与医药有关，至少是个草药郎中。
可要是不在人世了，或是不在此地，我又怎么给人家回话？
嗨！不在，不在不就完成任务了吗？
但，万一要在人世，让我搞错了？岂不贻误老革命的一片期待之心？
这时，我才感受到，这项任务不仅难度比较大，而且责任也很大。
“要不，明天咱们先到公社派出所来个人口普查，把七、八十岁姓张的老人都当是线索，怎么样？”谭部长也给我出了同样的点子。
“要得，苗站长也是这么说。”
第二天早饭后，苗站长说：“盲人乐队那边去不了了，今天由你调遣。”
我说：“正好，那就和我们一起到派出所查户口去。”
他说：“行。”
于是，我、谭部长和苗站长我们三人便一起来到公社派出所查户口。其实，公社派出所非常近，就在公社大院的大门边，和公社民政办面对面。
公社大院，人称“吴家大院”或“吴家大屋”，也有说“封火筒子”的。解放前是当地最大的汉人地主吴文章居住的宅院。是一座四面用青砖砌成的像碉堡一样，防匪又防盗的大院子。内面四周两层木楼房。中间天井里，铺着平平展展方方正正的青石板地面。院里天井两角是用青石砌雕的两个防火水井。整个院子前后两扇铁面大门进出，后门直通后面的大礼堂。前门进院是一个过道大厅，厅上是一个大戏台子。公社未修大礼堂之前，经常在这台上唱戏放电影。当年土改斗地主，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会，都是在这戏台上干的。后来公社修了大礼堂，演戏、放电影、开会都不再在这儿了。于是，公社便拆了这个戏台，在厅里两边放了几张长条木椅子。现如今，这里就成了车站、派出所和民政办的候客厅了。因为公社派出所、民政办和车站就设在大门两旁。
公社七站八所的办公室，大多都是办公休息兼用的两用房。一间房分成前后两半，前半间用于办公，后半间用于睡觉。有的干脆把床和办公桌放在一起，既当家具，又当办公用具。白天用于办公，晚上用来休息，谭部长的办公室就是这类形的。
但派出所因为人多事多，故，办公室也就多了两间。
我们转背来到公社派出所。尽管有谭部长的引荐，派出所孟所长，还是坚持在看了我的介绍信和部队信件后，才肯从身后的木柜里搬出几本蓝塑料皮装订的户籍本，放在自己身边的桌上。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付老花镜和笔，一页一页的翻阅起来。
“庙河，是不是苗河哟？”他一边查一边质疑的问道。
“可能是口误或笔误，山城除了‘苗河’之外，再没有和它同音的公社呀？”我一边解释，一边回答说。
“会不会是梧桐河，小鱼河……？”
“不可能。”我非常肯定的回道。
“会不会是文章的‘章’姓？”孟所长接着又问。
“文章的‘章’？这儿有姓‘章’的？”我被问懵了，因为我就从来没考虑过文章的‘章’姓。
“怎么没有？苗族姓氏中，麻、张、章，胡、符、王,谭、滕、刘，吴、田、向都是大姓。”孟所长说。
“文章的‘章’姓也有可能。”谭部长回答说。
“来，全公社两万多人，几千户人家，我一个人翻，翻到明天也翻不完呐。”这时，孟所长才肯放手丢给我们三人两本户口簿。让我们也参与进去，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翻阅查找起来。
派出所找人，也真方便。没得半天功夫，我们便把苗河的户口簿翻了个透，一共找出五十六个七十到八十的老头。其中姓张或姓章的老头有七、八个。可细细分析，其中却没有一个是有从医纪录的，而且还有两位是离休返乡的老红军。
这就麻烦了。原先以为极简单的事，这会儿忽然变得复杂起来。“难道是户口簿要素记录不全？”
“完全有可能，我舅嗲（注解：嗲dia音，爷爷的意思。）曾经是祖传的草药郎中，这上头就没有记载呀。 ”苗站长接着我的话题说。
“你舅嗲？你舅嗲是谁？”我顺口习惯的问道。
“他不可能是的喏。”苗站长见我问起他舅嗲，便不假思索的十分肯定的回答说。
“为什么？”
“不为什么，反正他不是。”
“没道理呀，怎么就认定他肯定不是？”我跟他纠缠起来。
“哎，跟你说不清。”苗站长一挥手，不跟我说了。
孟所长这才捡起苗站长的话问：“你舅嗲是哪个啊？”
苗站长木着脸盘，很不情愿的回答说：“就是那个张宝昌。”
“老苗河的那个张宝昌？去年才回来呢？”孟所长吃惊的问道。
“哦。”苗站长习惯的“哦”了一声后，便闷在一边，再也不想回答这事了。
奇了怪了!为什么孟所长问这个张宝昌，苗站长怎么是那么一付表情，这个张宝昌究竟何许人也？又有什么不光彩的历史，让人谈而色变，敬而远之？我带着好奇的心情，悄悄的问谭部长。谭部长一边摇头，一边悄悄地指了指苗站长。意思是要我不要当着他的面询问这事，这事才算暂告一个段落。
问题总得有个头绪呀？不是他，这五、六十个老头中，终归应该有一人是来信中要找的人吧？（我是说如果此人还健在的话。）即便是这样，又一个难题出现了。那么，这人应该会是谁呢？
“谁呀，我看还是把重点放在懂得跌打损伤的人身上。先找相关的大队支书问一下，哪个懂这个，我们就重点核实哪个。”生姜还是老的辣，谭部长一语中的。
“行，这个办法省事省时又省力，就按谭部长的指示办。”
于是，我们便就马上回到对面谭部长的民政办公室。拿出从派出所抄来的花名册，用那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通讯工具——一部手摇式电话，一个一个的和各大队支书核对起来：
“喂，王支书吧……。”
“喂，张支书……。”
……
可是，这个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的电话，现在想来，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电话，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第二天清早，谭部长拎着热水瓶，叫我吃饭去的时候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我走后，龙潭水大队王支书，楠木岭大队孙支书和天井大队的张支书，又先后打来电话报告说：他们大队都有曾经救过红军战士的革命群众。特别是天井大队张支书说：他们大队有位张老人曾经做过医生，当年曾救过好多红军战士，与我们要找的人的经历非常相似。
“好好好。”我激动地说了几个好字，如果可能的话，我明天就可以给人家回信了。此时此刻，我真想好好感谢一下谭部长他们，要是没有他们，我这任务还不知道怎么完成呢。
“找到人后，肯定有好处吧？”谭部长突然问我。
我说：“那当然唦，通过确认后,至少也是个老革命或者什么模范，人家军队怎么会不给好处呢？”
“啊，难怪喏。”谭部长听我解释后，自言自语的念道。
“怎么？有问题呀？”我疑惑的问。
“你有事做了，你的事情马上就来了。”谭部长像预言家一样，认真的对我说。
“什么事做？我本来就是个做事的，还怕事啵？”
“你等会儿看唦。实话告诉你，这三个支书，连麻老爷（指麻书记）都怕他们。龙潭水的王年喜，人称‘年哥’。蚂蟥听不得水响，只要粘上你，那就是条山蚂蟥，不出血不松口；楠木岭的孙猴子，做事比猴精。和他做事，不被他耍的少；天井坑的张支书，人称‘铁算子’。心里的小九九背得滚瓜烂熟。”谭部长像背书一样，跟我盘点着这几位支书的老底。
果然不出谭部长所料，我们的话还没落音。忽然，招待所外面有人用好温和地态度向人打探问话：“哎，请问谭部长在啵？”
谭部长只得马上出去应对：“哎，在这里，在这里！年哥，一大早你就来干什么？吃早饭没？”
“民政局的领导走了没有？”年哥小心的问道。
此人好生礼貌。我正准备出去应话的时候，谭部长一边搭腔，一边把他领进我住的房间，一边介绍说：“人家文领导的事，才刚刚开始，走什么走？”
年哥，一个年纪和个头都与谭部长差不多的中年人，一头猛扎进来。正要准备和我握手时，他抬头一看：啊！愣了一下，又把手缩了回去。这么年轻啦，能行吗？于是，他的脸上马上显出了对我不信任的神色。
谭部长见了，马上补充道：“你别小瞧人家，人家是省报的业余记者呢。”
“那好，那好，我的事，正要好好地跟领导反映反映一下。”
“那你就好好的跟领导粘一下唦。”
“哎‘谭妈妈’！你当着领导的面损我，是么意思啊？‘好好粘一下’？我正正规规的反映情况，我粘什么？我需要粘吗？真是，你歪嘴巴和尚念经，莫把经念歪哒啊！”态度和蔼的年哥突然生气了。
“开个玩笑，哎年哥，开个玩笑你就皮匠的锥子——当真（针）哒呀？”谭部长一边道歉，一边笑着扯着我两面介绍道：“文领导，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龙潭水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年喜，年哥。”
“行行，行，你说我粘，这事儿我还真就粘上了。我说领导，你是来落实政策的，是啵？”
我急忙解释说：“不不，年支书，我是来帮助部队上找人的。”
“找人？找到人了，不就是落实政策了吗？”
“不，现在应该还没到那一步，要找的人连影子都没见到呢！”
“都一样唦！找人的目标还不是为了落实政策唦！”他不听我解释，大声霸蛮地和我争辩起来。
“年支书，就是人找到了，我们也没有政策给他落实。”我非常认真的对他说。
“那有么意义呢？”
“是啊，我们就是帮助部队首长找找他当年的救命恩人，仅此而已。”
“不就是个帮过红军的人唦？我们大队就有好几个，你随便报一个上去不就完事了？”
“那不行，人家是有对象的，搞错了我可负责不起的。”
“负什么责喏，几十年哒，哪个还记得喏。行了行了，你也别哄我了，你要找的人就是我们大队的张嗲。就是他！你就这么报上去，保你错不了。”
真的粘上我了，张嗲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他就帮我把主给做了。这位老兄他……他怎么能这样呢？我在一旁干着急，忙问谭部长：“张嗲是哪个？”
不等谭部长插话，年支书赶紧接过话题对我会声会色的讲起张嗲的故事来：“这个张嗲呀，原名张桂生，无儿无女。一身的武艺，了不得呀。他不仅会打，而且还懂数，梅花数你晓得不？大革命时期，因和地主老财结下深仇大恨，自己一人跑出去，参加了贺龙的队伍，后来还作过贺龙的教官。大革命失败后，他带了几个兄弟回家报仇。没想到，那地主老财在大革命中被红军乱枪打死。仇家死了，红军也走了，他和几个兄弟便各自回家种地插田。可是，国民党乡民团知道他当过红军。回家的当天，就派人，带了十几条枪前来抓他。你想，他是什么人？梅花数掐得出神入化。回到家里，他婆娘给他铺床让他休息一会儿。谁知他见床的方向不对，便掐指一算，不好！有凶！于是，他扯开后门，几步便蹽上了后面的山坡。回头一看，好家伙！荷枪实弹的民团乡兵已经进了他家的朝门。你说险不险？”
“后来呢？”听故事是我最大的兴趣，更何况这些带有神奇色彩的红军故事呢。年支书说到这里，我便担心起这位张嗲的安全来。
年支书见我插问，也就来了兴趣：“后来呀，东躲**，还是没办法回家。于是，便有人介绍他入了帮。”
“入什么帮？”我又被搞糊涂了。
“旧社会讲加入青帮红帮叫入帮。”谭部长给我解释说。
“青红帮不是国民党的反动组织吗？”我一听说张嗲入了青红帮，便吃惊的问说。
年支书解释说：“有什么办法呢？入了帮，民团就不抓他了。后来他才敢回家。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事，有事无事被拖出来斗他一回，我都给他做过几次担保。”
我说：“不说他变节，叛变革命，至少也是个革命意志不坚定分子。”
“话不能这么讲唦，人家也是被逼的，他又没反党、也没血案。那时候他也做过一些革命工作，打工豪，分田地，帮红军搞过训练，我晓得他还救过许多红军战士。”
“你晓得他救过许多红军战士？”
“听说，他在贺龙手下当教官时，因为他有一手功夫，也会草药，他用草药治过好多战士的枪伤。”
“他能用草药治枪伤？”莫非要找的人真与他有关？于是，我便好奇的打探起来。
“那是么稀罕事？苗家人个个都是草药郎中，信不？我都可以给你扯两坨。那他就不比我啦，什么挤脓疤、治疮疖呀、烧伤枪伤、蛇虫咬伤统统都会。”
“你不是吹牛啵？”谭部长望着年支书那滔滔不绝的神色和势头，当头拔了他一瓢冷水。
“刚才不是领导问吗？我吹牛？”年支书不服的反讥道：“那他的故事还多得很呢……”
“算了，算了，年支书，张嗲的故事呢留着以后讲，你还有什么事，先让领导吃了早饭再说。”我不晓得谭部长是撵他呢还是烦他，我也不晓得是叫“年支书”还是叫“粘支书’。反正,连外人都听得出，谭部长是在烦他。
“好好，好，吃饭，吃完早饭再扯。你们今日就是搞这事唦？”
“是––的。”谭部长无可奈何的把回他地话拖得老长老长的。
“跟我安排了早饭啵？”年支书自我安置的问道。
“你要粘我一餐，我有办法呀？”
“嘿嘿，你到龙潭水去哒，我安排唦。今朝领导在这里，你也就是做个顺水人情。添人不添菜喏。”年支书嫌着脸皮说。
“走呐，你是想到街上吃麦面还是想啃食堂里的馒头和酱菜萝卜？”
“公社食堂里徐师傅做的馒头包子我最喜欢。馒头绵纠哒，包子馅儿肉又多，油又厚，几好吃唦。”
那时，南方乡里的人很少见到吃过馒头包子的，更不用说部队里培养出来的厨师做的老面馒头，能吃上一碗馄饨和麦面条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讲的是，我们乡里有一个老农民，到部队上去看儿子。吃早饭的时候，儿子问老子吃几 个包子，老子听说吃包子，当然高兴喏。一想到公社街上饭店里的包子馒头一丁点儿大，就对儿子说：“来它十把个呢。”
儿子一听说要吃十个包子，部队的馒头包子大又大，二两一个，便吓着了。但又一想，十个就十个，反正吃不完在那儿。于是，就给父亲端了五个馒头五个包子。包子馒头端来了，总共两大盆，把儿子的头都遮住了。
父亲问儿子：“端这么多做什么？”
儿子说：“你讲的要吃这么多唦。”
“哪吃得了啊？”
“吃不了留着下顿吃。”
“啊。”父亲看着大大的包子，好馋啦。于是，急忙拿来就啃。谁知其中油水太多，一下流了出来，父亲便举起包子用嘴舔油。不想那滚汤的油顺着手杆往下流，把老父亲的手都烫泡了。老父亲为此还住了医院。
年支书虽然是大队支书。但也是听得多，见得少。听说有馒头包子吃，当然非常乐意。
于是，我们三人要了两大盘馒头和包子，外加三份稀粥。可刚刚端上桌来，还没动筷。忽然外面又进来一个小个子男人，笑嘻嘻地对我们说：“哎呀，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年巴儿，你来这么早搞么得呀？你乡巴佬吃包子，又莫把手杆汤泡了啊。”
我惊奇的望着来者和谭部长，不知道来者要说什么。
年支书横了那人一眼，自个一边落座吃饭，一边回敬来人说：“猴子，你的背心儿穿得长，口福真的好啊。迟不来，早不来，人家端上桌了你来哒。”
这时谭部长才问来者：“孙支书，吃了没有？”
“就是吃了，年巴儿吃，我肯定要吃唦，不吃好他去了。”
“哎，你猴精那个不晓得？和你共事，别人就没想赢过。”
“那我就非吃不可了。谭部长，对不起，再来一份。”
“徐师傅，再给孙支书来一份。”谭部长马上又叫了馒头包子。
于是，二位支书你一句我一句，边吃边斗，谁也不示弱。直至把菜吃光，包子馒头吃完，他们还是坐在那儿，谁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走啊。到办公室喝茶去，坐这儿，等中饭啊？”
最后，在谭部长催赶之下，他们又跟着我们一起来到谭部长的办公室。这时，他们倒像是来上访的老百姓，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
等到谭部长搞完卫生后，孙支书便把谭部长拉到大门外叽噜咕噜说了好大一阵子，这才回到办公室来。>
谭部长无可奈何的对我摇了摇头。因为年支书在场，他也不好当着他的面把孙支书的说话内容告诉我。
过后我才知道，原来全都是昨天我们那个电话惹的。
孙支书一见民政部门打听章老馆的情况，就知道肯定有事，而且肯定是件好事。是什么好事？他想了一个晚上，也想不出个头绪。于是，天不亮就上公社来向谭部长打探消息。不想年支书比他来得还早。无奈，他只得先把谭部长拖到一边，来了个投石问路，向他探了个底。
也许是年支书知道了孙支书的来意。也许是年支书用的一种手段。不让我们分说，意欲先入为主。年支书看着孙支书和谭部长从外面回来，便就叫住谭部长：“谭部长，文领导，张嗲的事就这么往上报啊！你知道，为了落实他的政策，我跟军委，跟贺老总都去过信，这次终于等到了。”
我和谭部长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他是好。最后谭部长好不容易找出一句话才把他问住：“你这么的关心他，他和你是什么关系哟？”
“他一孤老，五保户。怎么？不应该关心是不？”
“应该应该。”
“应该那有什么稀奇的？”
其实这也没什么，大队支书关心关心这些孤寡老人的生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当时我只觉得这种关心实在是有点过余。过后听人说，果然这个张嗲就是年支书他亲舅爷。
见此，我便立刻从上衣口袋里抽出钢笔和随身带的小红壳纪录本。“好好，跟你记上，叫张——？”我卡住了。
“张桂生。”他马上回答说。
我一边念道，一边记着：“张桂生，富贵的‘贵’还是桂花的‘桂’？”
“桂花的‘桂’。”
“桂生，么年纪？”
“虚岁七十五。”
“民族？”
“汉。”
“籍贯？”
“苗河公社，龙潭水大队五队”
我们一问一答，记住了他的基本情况。这时，在一旁只听不语的孙支书似乎也看出了点门道。于是，便插过来问道：“张桂生做么？”
年支书马上拦住他的问话：“去去去，没你的事儿。”
谭部长见了，便主动上前问孙支书：“章文章学过其他手艺没？”
孙支书急切的回道：“有，有，学过花匠，会做篾匠。他扎的狮子龙灯，那家伙十里八乡都有名。跟公家扎彩门、花圈什么的，那他是手到即来。”
谭部长听说连忙摆手，猴精的孙支书知道说漏了嘴，便急忙反悔道：“不不，我记错了，学花匠的是他老弟章文明。他什么手艺都没有，一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
谭部长望着他哭笑不得，半笑着对他说：“孙支书，你们两个刚才讲的，就好比兄弟俩钓鱼。”
“怎么讲？”
“怎么讲啊，有这么一个寓言：说的是兄弟俩老爱吹牛。一天，兄弟两个同在一条河里钓鱼。整整一天，结果什么也没钓着。可两人都不愿说自己什么也没钓着。为了显示自己的本领，于是，兄便吹牛说，他在上游水潭里钓到了一把壶，你说我的钓技怎么样？水潭里的壶都能钓得上来，鱼就不用说了。弟当然不服气喏。于是便称自己在下游的水潭里钓上来一个盘，你的壶还有个把儿，我的盘把儿都没有。你说谁的技术高？年支书刚才钓的是一把壶，你呢钓的就是一个盘。”
“一个壶怎么样，一个盘又怎么样？”
“他的壶还有个把儿，你的盘连个把儿都没得。”
“哈哈，哈…….”我和年支书都被谭部长说笑了。
我们笑了，可孙支书却火了：“没把儿？没把儿那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
谭部长满脸笑容的对孙支书说：“对不起，我们也就是问问这些老人的基本情况，也没其他意思。”
“没意思？没意思你就拿我开涮？真是的。”孙支书好没面子，说完横了我们一眼，回身走了。
孙支书走了，年支书这下可高兴了。他大笑着对远去的孙支书喊道：“慢走啊！”因为再也没人和他争了。可他的笑声还没落音，他的如意算盘就被打乱了。
送走孙支书，谭部长刚刚转背，还没来得急坐下，跟着他的屁股后又进来一位。谭部长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用举过肩的大拇指，指着背后进来的人，对我说：“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三位就差他没到了。这不，来了不是。”
我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去，一位依门而入的矮小个子男人。难道他就是天井坑人称“铁算子”的支书？一副鲊鱼眼，让人感觉好久没有洗脸一样，灰头灰脑的。一件的卡军服罩衣，皱巴巴的裹在身上。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一位大队支书，一典型的民政工作对象––贫困户。
哎呀，“铁算子”就是“铁算子”，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他既不像年支书那样粘着你不放，也不像孙支书那样见风使舵，顺着杆儿爬。他做事的原则是：逢人只说三分话，遇事巧留七分心；做事莫做满，说话莫说尽。这是我后来对他的评价。
张支书进门既没有像年支书那样高声囔囔，也不像孙支书那样情绪激昂，而是小心翼翼的自个儿找了张凳子，稳稳地坐定后，这才抬起头来问谭部长：“谭部长，你问张老头儿是什么事啊？”
“哦，就是打听一下解放前他做过一些什么事？”谭部长有了前面两位支书的谈话经验后，回话时变得巧妙多了。他没有直接回答张支书，而是想从很远很远的旧社会问起。
“他呀，老实巴交。旧社会他能做什么事？贺老总闹革命那阵，虽然帮过红军，但也未见他跟着红军去啊？”张支书慢慢认真回忆的说。
我一听说他帮助过红军，便激动地问：“他帮助红军？”
“帮助过，他不仅帮助过红军，而且还救过几个红军战士的命呢。”张支书马上回答我说。
“他还救过红军战士的命？！”
“救过！我都听说他救过好几个红军战士。哦，可能还有当官的呢。”
“他的情况你了解么？”
“了解了解。我是大队支书，他的情况我还不了解？。”他见我很感兴趣，便越发来劲了，回答问题，使劲儿地顺着我的杆子爬。
“当时是么情况，你知道啵？”
“知道知道。”
“那你就给我们讲讲张老人当年救红军的故事唦。”
“那么多，讲那一个？”
“你就讲个最精彩的唦。”其实，我也是想考察考察他，看他讲的故事是否符合信中所说的基本条件。
“好。”他一边回忆一边说：小时候，我和寨里的一些伢儿就最喜欢听张嗲讲故事。特别是学校放假了，在队里割稻插秧、禾田中耕除草的时候，我们就围着他，要他讲故事。起初，他给我们讲鬼故事，吓得我们想听又不敢听，夜里都不敢出门了。鬼故事讲完了，他就给我们讲他当年跟着贺老总闹革命的故事。他说那年秋天，有一天，他和乡亲们正在苗河边的大田里割谷子。
忽然，山那边枪声大作，“噼噼啪啪”像放鞭炮一样。大家一听，吓得都跑回家去躲了起来。
他也跟着往回跑。突然，迎面碰上了两个朝他奔来的红军战士，其中一个还背着一个身受重伤昏迷不醒的战士。那红军战士见到他，便指着后面追赶他们的白狗子说：“老乡！老乡！，帮帮我们，帮帮我们。”
见此，他二话没说，便把他们带到割稻子的田边，让他们把伤员和枪藏在坎边，用稻草把子挡着。然后又让那两个战士脱了衣服，拿着乡亲们丢下的草帽和镰刀，帮他们割起稻子来。
没过多大一会儿，后面追赶红军的白狗子追了上来。没见红军，只见稻田中有几个人在割稻子。那个拿盒子炮的匪军对他们喊道：‘哎！割稻的！刚才有人过去了没有？！’
张嗲停下手中的活儿，揩了揩汗，拿着镰刀指了指上游山里的方向。意思是说，往那儿去了。然后又弯下身干起活来。
看着白狗子远去不见了，他才让两个红军战士背着伤员，把他们藏到他屋后的山里。然后又给他们搞药、送吃的。第二天，又用禾桶把他们渡到河对岸，这才让红军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说到这儿，张支书停了下来，看了看我说：“怎么样？惊险吧？还听不停？张嗲的革命故事多的很呢。”
“啊——。他身材魁梧不？”我忽然想起了信中所讲的另一个条件。于是，便迫不急待地问了起来。
“比我魁梧多了，一米六、七大概有吧。”
“啊——。他认不认得草药呀？”
“认得，什么蚊虫叮咬、跌打损伤、蛇药呀，他都会。”
听得他说，我便拿出笔记本，一边问他，一边记道：“他叫什么名字？”
“张登九，苗族，现年七十四岁，孤老，家住红旗大队，不，原先叫红旗，现在是天井坑大队天井坑生产队。”
“啊——。是这么的张支书……”完了，最后我还是把我们了解张老人的最终目标完完整整的告诉了他，免得今后引起他的误解。
谁知他听后，反而更加认真的对我说：“没错，没错，我是听他讲过这么一件事，几十年了，他一直还惦记着他们呢。”
我说：“那我就把他报上去，让他们自己来确认。”
“好事儿，好事儿，这回终于圆了他几十年的梦了。”张支书如释重负地说。
“老张，你的算盘子儿莫拔早了，我们大队的张桂生也救过许多红军战士。”站在一旁的年支书不服气的说。
“没错，就是张登九。”
“那张桂生咋办？”
“张登九是张登九，这有什么好办的？又不是吃照顾。”
“你莫混淆是非，搞‘狸猫换太子’啊？”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你莫妒忌。”
“好好，好，张桂生、张登九我都报上去，让领导自己来认怎么样？”见此，我只好打断他们的争吵，来了个折中。
“这样对张登九太不公平了吧？”
我说：“张支书，你刚才不还在讲，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你怕他干什么？”
“我怕他？他张桂生一青红帮分子，哪个不晓得？我和他争么得哟。”
“青红帮？青红帮他也是被逼的！”
“红军当年闹革命也是被逼的吧？”
“好啦好啦！两位支书再争再吵也算不得数，关键还得人家认数。”毫无办法，谭部长只得出来给他们解巧了。
“几十年的事了，谁还记得清楚？还不是你们报谁就是谁。”年支书的粘劲又上来了。
“年支书！哎呀懒得跟你讲，反正跟你也讲不清白。”谭部长对我摇摇头说：“领导，你能跟他讲清白啵？”
“嘿嘿嘿……。”对这粘支书，我是毫无办法，只是裂着嘴一个劲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