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见异思迁（2、遭遇下岗）
1989的秋天，我下了岗。单位经营管理不善，濒临破产倒闭的边沿。我的婚姻随之也面临解体的危险、家庭面临倒闭的厄运。
1987年9月，我进厂工作，正赶上城南窗纱厂的最鼎盛时期。第二年，城关镇另一家不足百人的生产万向轮的小型金属加工厂与我单位合并，全班人马及冲压、车床等机器设备并入我厂，原窗纱厂改名为金属压延厂。窗纱厂党支部书记和厂长一直配合得不是很融洽，一个只管政治不懂生产，一个只管生产不懂政治，两人在一起总是闹别扭。常言道，一山难容二虎。两厂合并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安排生产，而是两方的头头脑脑如何安置。最后，上面把窗纱厂的厂长调走了，窗纱厂书记任命为金属压延厂书记，另一家单位的一把手，任命为新厂的厂长。三四位表现突出的两方单位的车间主任一并提升为新厂的副厂长，各分管某个部门的工作。一时间，城南金属压延厂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新官上任三把火。两厂合并后，新厂就有了两条生产流水线：一条生产线仍然生产铁窗纱，另一条生产线继续生产万向轮。不久压延厂领导经过讨论论证，一致通过一向决议，立即开发上马一个新产品：透明乳胶手套。厂里一方面选出一部分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青年职工外出同类厂家学习操作技术，一方面集中所有的钳工按图纸制作生产乳胶手套的简易设备。新厂开发上马新产品的结果，首先是我由电工师傅变成了钳工学徒，其次就是工厂负债亏本裁员，最后以破产关门全厂玩完告终。
木匠的基本功是划墨打眼锯木头。众所周知，早年我学过木匠，不知是天生手拙，还是心不在焉，我锯木板或者木头总是一能走直线，横截面总是斜面。被师傅几顿臭骂之后，我一气之下炒了师傅的鱿鱼，不学了。单位开发新产品，安排我到车间做钳工，为了吃饭，我不得不干。能否熟练地运用一把弓箭型的小钢锯在老虎钳上锯角铁，最可见一个钳工的基本功。锯角铁不比锯木头，稍不小心，就会“嘣”地一声，一尺多长的钢锯便绷断成了两截。初干钳工，我不知绷断了多少钢锯条，就在我有一天想打退堂鼓，向领导反映我不会干钳工时，单位停止了对乳胶手套的生产线的再投入，我又回到了电工房。
原来此时国内许多乳胶手套厂产品生产过剩，大量积压，甚至停止了再生产，转向其它产品的开发，单位获悉这一情况，立即停止制造和引进新设备。但是单位已经为此投入了不少的资金，工程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只等开机生产了，新产品开发半途而废，使单位负债累累，元气大伤。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单位生产的万向轮产品质量达不到用户的标准，也开始限量生产。厂里，只有铁窗纱这条生产线照常运转，免强支撑压延厂的门面。
终于在1989年秋天，单位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将一部分所谓闲余职工放假三个月回家休息待岗，何时再安排重新上岗，另行通知。我首当其冲，成了单位回家休息的待岗职工。
单位一些正式职工被下了岗，起初谁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先是跑到单位闹，凭什么要我下岗，后又跑到上级有关部门闹，最后不了了之。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我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是从农村出来的，是党校把我作为人材招来，送到单位去当合同工的，实际上跟临时工差不多，叫我下岗我就下了岗，大不了又回到老家去种地，心里压根儿没有城里那些正式工下岗以后的失落和惶恐的情绪。
下岗之后，我能在城里干什么谋生呢？干电工，我只会换换烧毁了的保险丝，只会更换安装用坏了的日光灯管。干钳工，我一不会锯，二不会锉，三不会切割，四不会焊接。搞写作靠稿费为生，文章寄出去后总是得不到报刊编辑的认可予以发表。做生意做买卖，我一无资本投入，二无精明头脑不会计算和算计。平时到自由市场上购物买菜，我最不善于与人讨价还价，只会说一句“这么贵啊？少一点吧”，人家愿少便少，不愿少我也照买不误。尤其令我伤神的是，店家反问我“你说少多少”，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少多少才算合适。试着报出一个数字，当店家显得干脆豪爽地吐出两个字：“卖了”，我总觉得还是吃亏买上了当；当店家显出一脸的鄙夷和不屑地说出一句话：“你另走一家吧”，又使我感到狼狈不堪。即使购买半天八两小白菜，几斤几两乘以几角几分的最简单的小学生心算算术，我都无法在内心里对准个位和十位，只能估算出一个差不多的大概数。
天生我对抽象的数字不敏感，早年读数学、物理，记住计算公式是令我最感头痛的事情。我只对形象的文字显得有些天份，唐诗宋词，我过目能诵；民间故事笑话传说，我听一遍就能复述出来。我天性善良，每每从影视中看到动人的情节，我便热泪盈眶，有时甚至泪流满面。过于善良的人性格中往往有些懦弱的成分。奸商奸商，无奸不商。做生意做买卖，就是要想方设法让别人掏腰包，我是没有这个胆量和能量的。天无绝人之路。老家一位与我同龄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在城里骑人力三轮车送货拉客赚钱谋生，每月收入十分可观，不亚于我每月在工厂上班的工资收入。在单位明显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我就做好了下岗的准备和出路：当一名新时代的“骆驼祥子”，在城里用人力三轮车送货拉客。
1989年秋天，下岗的厄运终于降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只好购置了一辆用旧自行车等东西改装的人力三轮车在城里招摇过市，从事短途运输谋生。开业的第一天，我特地在三轮车车蓬两侧内壁上写了一副对联：
车小可运四面八方货
力微能载三教九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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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处于社会最底层却是农民。其实自1979年高考落榜回乡当了七八年的农民，直到1987年离开农村进城工作，我在农村生活了整整26年，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因为我在农村生活，不知城里的生活如何。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家里人多田少，我基本上是个闲余劳动力。本来我可以外出搞副业增收入，由于执迷不悟，我宁愿过清贫的生活，也不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一心在家以农为本，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江汉平原，土地肥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不向往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仅图温饱，然后挤时间读书写作，在家乡种田是最好的选择。
一无所长的我，外出打工只是把我的劳动力廉价的出卖，每年挣回来的几个血汗钱，既不可能使我很快成为富人，更不可能提升我的地位改变我的人生。与其这样碌碌无为当一辈子农民，不如在家里用最少的时间从事最简单的劳动——种田，获取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其余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一概投入到读书自学，从事最复杂的劳动————文学创作上面去，用整个人生与命运作一次赌注：赌赢了，我便是个作家；赌输了，也坏不到那里去，我原本就是个农民。在农村，应该说，我是个贵族，是个锲而不舍、默默无闻地从事文学创作事业的精神上的贵族。
如果不是镇委党校办什么农村学员培训班，也许今生我就是这样一个以农为本以文为辅的精神贵族了。在城里工作了两年，把一身的泥腥味拌落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我却遭遇了下岗，当上了“骆驼祥子”。当第一个有钱人第一次坐上我的人力三轮车，驱使我去东我不敢往西的那一刹那，我才真真切切体验到了下层人的人生况味。
城区大量的人力三轮车辆没有到城关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三轮车在城里从事短途运输，纯属非法经营。我买的一辆旧三轮车也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属于一辆黑车。我想遵纪守法，给车子办理一个营业执照，正正当当做生意，却没有遵纪守法的资格和权利。
因为我不是这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我的户口还在农村。有关部门只给当地常住人口办理三轮车的登记手续。为了生存，我只好置城关的有关管理条例于不顾，冒险在城区从事非法的行当。
每每遇到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开着汽车到街道上突击收缴没有牌照的黑户三轮车辆，我们便闻风而逃，拼命似地把车子骑到一些小街小巷中去，以逃避车子被没收装进大卡车的命运。搜查风声紧的日子，我们便昼伏夜出，或者干脆闭门不出，待管理人员稍稍有些松懈时候，我们才适时而动，象小偷似的骑着三轮车出来做生意。
我们这些黑户三轮车主，就象中央电视台每周播出的动物王国里的最弱小的动物，只有在确认四周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才小心翼翼地从洞穴里爬出来觅食，并时刻竖着耳朵，警戒四周的动静，一旦察觉险情，立即拼命奔往老巢，或者就近寻找最安全的地方藏身，以逃避猛兽的追捕。
在农村当农民，业余搞写作，除了一些人喜欢在言语上调侃我，称我为老爷、相公或书呆子之外，从来没有谁敢欺侮我。在城里当上人力三轮车夫，最令我感到痛苦和屈辱的就是我不得不与一些街头地痞打交道。强龙难压地头蛇。他们往往三五成群，坐了车不但不给钱，有时夜里在人烟稀少的街道上，反而找你借几个钱花花。如果你不给，他们轻则割破你的轮胎扬长而去，重则把你打得半死，叫你躺在医院十天半月起不来了床。
曾有一个黑户人力三轮车夫在一天夜里遭遇抢劫，黑户仗着自己有点力气，抡起车上的一根铁棍把两个歹徒打得落荒而逃，从而躲过了一劫。那两个歹徒是街道上有名的混混，第二天，他们纠集了上十人，个个怀中身藏利器，寻找那个黑户三轮车夫报仇。黑户车夫大意，没有想到会遭人报复，第二天晚上照常出车招揽生意。不是冤家不碰头。那伙歹徒终于发现了报仇的对象，抽刀便向黑户三轮车夫砍去。结果黑户三轮车夫手臂中了深深的一刀，只差一点点就伤到了骨头，到医院缝了数十针。要不是黑户三轮车夫机灵，躲得快，逃得急，恐怕就要成为歹徒们的刀下之鬼了。
也许是我命大，在一天夜里，我也遭遇上了两个歹徒，但我只是受了一场惊吓，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就脱了身。
一个雨夜里，十点多钟光景，我骑着三轮车赶到城关长途汽车站，正好有一班由省城开来的客车到了站。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径直朝我走来，上了我的人力三轮车子。我把顾客送到附近的一个住宅小区之后，客人爽快地付给了我伍圆钱的力资费。
若按一般的行情，给三块钱就够了。人家是大老板，上车不问价钱，我也没有报价，他愿意给我五块，我自然心怀感激（只差点头哈腰，千恩万谢了），伸手接过钱揣进了腰包。沦落到世俗的环境，人就容易被环境左右同化甚至麻木，变得市侩和世俗。既然落到了这个地步，我那里还有什么心思斯文，说，先生，您多给了两块钱，这是找给您的零钱。再说，我的力气真的就只值三块钱么。
有些黑心的三轮车夫，常把外地来客当羊宰，说好了的是三块钱，到头来，却强行要人家支付三十元钱。只要客人不宰我，坐了车付给我钱，我就八辈子修福了，我哪里还会去宰客人呢。比起那些黑心的三轮车夫，我算是个鹤立鸡群的大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报。
就在我得了五块钱，骑车准备回家休息的时候，小区里走出来两个小青年先后爬上了我的三轮车。其中有一个小青年头上缠绕了一圈白纱绷带，就象是一个从战场上下来的伤病员。一种直觉告诉我，此二人并非善类。
我对他们说，我要回家了，你们另外找车吧！伤病员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走不走？！语气声调充满了威胁和威逼，言下之语，今天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知道与他们硬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夜深人静，我一人难敌二人，只好顺从地问他们去哪里。他们说，去红门路。
我把他们送到红门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大转盘前，停下了车。他们不肯下车，叫我直着骑。我问到底去哪里，他们说去岑河。岑河是下面的一个小集镇，距城关有数十公里的路程，打死我我也不会去了。城关一短途车站每日早上六时到夜里十一时，每半小时发一班车去岑河镇。深更半夜，两个逃兵似的鸟人，不坐班车，偏要坐我的人力三轮车赶往一个偏僻的小镇，这不简直就是要我的命吗？
一种求生的本能使我强硬地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我的语气却可怜巴巴：哥们，我要回家休息了，你们还是搭班车去岑河吧，我不收你们的钱行了吧。两个鸟人下了车，走到我跟前，朝我看了看，伤病员说道：哥们，没烟抽了，给几个烟钱吧。
我一听便急了，我说你们也该讲讲良心吧！我把你们送到这里，不收钱就够哥们的了。再说我一个踩三轮车的，哪里有什么钱呢？
的确，我身上钱不多。白天挣的钱，吃晚饭时，都交给老婆了。吃过晚饭再出车，我身上只带了十多块准备找零的零钞。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会轻易将自己挣的血汗钱拱手交出来的。
十字路口，路断人稀，红绿灯交替闪烁。两个鸟人与我默默地对峙了一会儿，忽然离开我走了。太意外了，在我第一次遭遇两个鸟人，深感孤独无助，内心非常胆怯的时候，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放弃了对我的进攻。经历了这次短兵相接的战斗洗礼，我觉得自己才成了一个真正的“骆驼祥子”，成了一个实实在在在社会最底层讨生活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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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极个别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歹人比好人更胆怯。人，只要存在着，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宣战。人，最可怕的就是人自己，只要自己战胜了自己的胆怯和懦弱，就没有人能够打败你。打这以后，我出车不再怕遭遇歹人了。遇到刀架在了脖子上，我就老老实实的把钱交给他。如果对方是赤手空拳，我就与他搏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在我短暂的“骆驼祥子”生涯中，我另外遭遇了两起事故，深感庆幸的是，这两次我仍然是有惊无险，平安脱身。
一天凌晨零点刚过，武汉汉正街开来的一趟班车到城关车站站外停了车。所有等候在站前公路两边的人力及机动三轮车辆顿时一窝蜂似地拥了上去，把客车团团围住。车顶上的货物堆集如山，这些货物都是城关及下面各乡镇时装店的个体户老板刚从省城批发购买回来的衣服。一个中年男老板从车上下来后，点了我的车，叫我到车尾上帮他把车上的两件货物接下来。我和老板合作把一件沉沉的货物，好不容易从客车顶上弄到了我的三轮车上。我们又去搬运第二件货物时，有小偷用自行车把第一件货物从我的三轮车上给弄走了。老板发现后，迅速去追那个小偷，小偷早已无影无踪。
可叹的是，在场有许多三轮车夫眼睁睁地看着小偷到三轮车上搬走货物，弄到自行车上，大摇大摆地消失到夜幕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或报警。
老板一夜辛辛苦苦把两件货物运到了家门口，转眼之间就丢失了一件，不免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叫我这个人力三轮车主赔偿他的巨大损失。当时我一下子几乎要昏倒在地，我一直都与老板在一起，帮他搬运货物，根本就不可能有时间看管东西，怎么该由我来赔付他的损失呢？俗话说，放牛娃赔不起牯牛。我跟他评理，即使我有过错，也是你造成的。你不要我抬东西，我就不会离开我的车。最后，我跟他来横的，说我是个下岗工人，要钱没有，要车有一辆，要命有一条。这时候老板大概起了恻隐之心，连声说，算了算了，只当倒霉吃了药！我将信将疑把另一件货物给老板送到了目的地，试着骑车离开，他没有再纠缠，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了地。尽管这个夜晚我一无所获，没有挣到一文的力资费。
另一起事故发生在春节前夕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骑着空三轮车晃晃荡荡行进到荆江大堤脚下的一家出租屋前，遇到了一个与我差不多年纪二十七八岁模样的女人，要用我的车。女人从出租屋里搬出了两箱廉价的瓶装酒，几十斤用蛇皮口袋装着的瓜子，以及杂七杂八的包包把三轮车斗给塞得满满的。女人的穿着打扮很时髦，身上的衣服色彩艳丽，认真的做了头发，脚着一双棕色的高跟皮鞋。脸上也刻意的化了妆，粉脂口红看上去涂抹得还算比较得体。单从外表看来，是个纯粹的资产阶级。车上的东西却暴露了她的真实身分：一个与我老婆也和我一样差不多性质的从农村来到城里过日子的人。
女人和他的老公及他们的一个五六岁儿子一并坐上了我的三轮车。他们叫我用力踏，尽快赶到荆江大堤外的轮渡渡口乘轮渡船过江回老家。从出租屋到轮船码头，往东走上堤可以去码头，往西走上堤也可以去码头。两个方向上堤到码头的距离都差不多。我问女人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女人显得有些不耐烦地说：随便，哪里这么罗里罗嗦，快点骑！女人的一个“骑”说得特别的重。我的车头正向着东方，闻言我双脚使劲用力一蹬，机械的链条带动车斗的两个轮子，驱动前轮滚滚向前。
小小的人力三轮车载着一家人在街道上行驶，我年轻体壮，不显吃力。到了爬坡上荆江大堤时，我就力不从心了。只好请女人的男人下来，一来减轻重量，二来帮我推推车子，免得我累得汗流浃背，气喘不已。上堤往西走不远，江堤那边有一个水果批发市场。刚前行到水果市场门前，江堤上发生了堵车事故。女人赶船过江回家心急，叫我下车推着三轮车在江堤坡面上行驶，绕过堵了车的水果批发市场，然后上堤再骑往轮船码头。
五六的小男孩仍然坐在车斗里看着东西，女人和男人双双下了车，一个扶着车身的左边，一个扶着车身的右边，用力帮我推着车子在堤坡上行驶。我在堤坡的下方，努力稳住车身，否则就有可能翻车，不可收拾。
我们三人合作共同努力推着三轮车在堤坡上行走，忽然车内的小孩大叫了一声“包”，等女人男人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时，一个一直尾随在我们身后的小偷已经把一个包包从车上给拿走了。大堤上塞满了各种大小汽车，小偷以汽车作屏障，七弯八拐，七跳八蹦，转眼不见了踪影。
男人追了一会，无功而返，女人见了，大放悲声，边哭边打车内的儿童，骂儿子无用。五六岁的孩子也哇哇地大哭了起来。男人不作声，帮我把车子终于推到了宽阔的大堤上。女人一边哭泣，一边数说包里装有什么东西。她说有一双皮鞋，花了三百元钱，是给老爸买的……女人说着说着，开始发起了牢骚，矛头不是指向男人，而是直接对我而来。女人边哭边说，为什么不走西边上堤，偏偏走人多的东边？我一听，心里就发了慌，发了毛，难道女人又要我来负责，赔偿他们丢包的损失？
我默不作声，骑车直顾赶路。
车终于到了码头，女人早已止住哭泣，抹干了眼泪。她只是发了一通牢骚，并没有找我任何麻烦。女人和男人把车里的年货卸空之后，我骑着空车离开了码头。女人赶上来给我三元钱的车马费，我说算了，你们丢了东西，我不好意思再收你们的钱。女人说，你踩三轮车真是辛苦，怎么能不给你钱呢。
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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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现实生活从来没有改变我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在我的骨子里，始终只有一个信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创办了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这种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统一考试的新型高等教育形式，对于我们这些高考落榜的农村青年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争取自学成才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1983年5月的一天，我偶然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83级专科段招生简章，十分欣喜。凡是立志自学成才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有志者，均可报名参加自修大学学习。自修大学每学期给学员寄发大学中文系专科教材及辅导学员学习的辅导教材。学员根据自修大学寄发的辅导教材的教学提示，自修大学中文系专科的各科课程，有什么疑难问题，随时向自修大学写信反映，自修大学的老师一一回信给予解答。具有代表性的疑难问题，编成教辅材料，寄给广大学员们参照学习。各地学员根据自己的实际学习情况，报名参加当地教委自考办举办的自学考试。报名费及教材和辅导资料费共计人民币伍拾元整。报名截止时间：1983年5月31日。汇款以邮戳为准。
1983年，22岁的我和父母一起生活。家里由父亲当家掌管家庭财政大权。我向父亲伸手要钱要求报名参加自修大学学习，父亲嗤之以鼻，他老人家认为我读什么自修大学是在把钱打水飘飘。理由是我在1979年高考时，六门功课总分只考了90多分。100分制的物理和英语两科试卷，各只考了4分。后来我学木匠半途而废，学瓦匠又没有出师，搞什么创作，又没有发过什么作品，眼下又要读自修大学，父亲说什么也不会支持我的。
去向瓦匠师傅三姐夫借钱，同样被三姐夫奚落了一番，他一分钱也不肯借给我。去向开手扶拖拉机的四姐夫借钱，四姐夫比较开明，对我读自修大学的事表示支持。但是他说手里的钱刚买了一桶柴油，叫我问四姐手上还有没有钱。四姐说只有刚卖了鸡蛋的五块多钱。四姐给了我五块钱。四姐夫另外叫我从他家里挑一担谷到镇上去卖，还差多少钱，再去向三姐夫借。回头再上三姐夫家，我把四姐夫叫我挑谷去卖的事说给三姐夫听了，我说三姐夫你不能没有一点表示吧？三姐夫听了竟然哈哈大笑。他大骂我是个蠢东西，说你蠢得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钱呢！三姐夫说，如果四姐夫存心支持你，还会叫你挑谷去卖？再说，即使他真的拿不出区区五十块钱了，只要他出面开口找人借钱，村子里的人谁不会借钱给他呢？！
三姐夫带有挑拨性的言辞，使我倍感屈辱。我一气之下，把我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和一套春节前夕做的新衣服装进了一个小提包里，用四姐给我五块钱作路费，从镇上花了两块钱的车费一车坐到了荆州城里。晚上到城里大姐家吃过晚饭后，大姐才到客厅里与我坐谈，探听我急急进城的来意。我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取出从中国青年报上剪裁下来的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招生简章递给了大姐，告诉他我想报名参加自修大学学习。我把手提包放到身边的茶几上，大姐问我手提包里装的什么东西，我一五一十把家里都不支持我报名读自修大学的事全告诉了大姐。末了我说，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如果实在借不到钱，我就卖衣服，卖收音机，卖手表……无论如何也要报名参加自修大学学习。
大姐听了，沉默了好半天之后，冷冷地对我说，你不要用败家来吓唬我。实话对你说，你不要以为我们家里是银行，什么事情都来城里找我们。我们拿工资生活的人经济也很紧张。再说城里是从来不兴找别人借钱的。今后家里有什么困难，一律自行解决，不要来找我们。除非家里人得了病要住院之外。
末了，大姐的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她说，你要是早来两天，我还能借几十块钱给你，因为才发了工资，该存的存进了银行，该花的也花得差不多了。大姐问我打算在城里玩几天，我恨不得立刻就走，但是已经没回家的班车了，只好到大姐家住一夜，告诉大姐明天天亮就走。
前两天，大姐收到七妹从县城一中寄来的一封信，七妹在来信说，面临即将来临的高考，大脑十分紧张，常常头昏脑涨，夜里失眠。大姐给七妹准备了一些养神补脑的药物，正打算给她寄去。既然我来了，大姐叫我明天去一趟县城，把药物给七妹捎去。最后，大姐在客厅里给我临时开了一个单人铺。从城里长江六码头乘船去石首县城，仅五毛钱的船票就够了。我打算次日凌晨5时起床赶早班船去县城，由于不熟悉六码头的路线，我叫大姐夫早上送送我，大姐夫要我到时叫醒他起来。我到床上躺下后，大姐丢了五毛钱在我的枕头前，然后带关上客厅的房门，去他们的卧室睡觉休息。
大姐于1978年毕业于湖北某医学院，分配到荆州市某医院任内科大夫。1982年大姐33岁上才与在同医院一位离过婚的老男人同事结了婚。单位给他们分了两间房子，一间作卧室，一间作客厅。两间相对应的房子中间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过道，厨房就设在房门前的过道里。
这天夜里，大姐摁灭客厅的电灯，离开客厅，关上房门之后，我的眼泪顿时刷刷直流，泪水湿透了枕巾。原以为大姐是家里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借钱给我读自修大学的，没想到她也翻脸无情，一毛不拨。以致今后大姐无论对我表示多么的亲近，我总觉得与她感到生分。我始终敬重大姐，但我始终无法亲爱大姐。
第二天天朦朦亮，我起来后去对面房门前叫大姐夫起床送我到船码头。大姐已经怀了孩子，我不好再麻烦她。我怯怯地小声叫了一声：大姐夫！里面没有动静。再叫一声：大姐夫，还是没有人应。叫了三声大姐夫，仍然没有人吭声，我便带上客厅的房门，一个人走了。鼻子底下有路。出门人不知路径，向人打听就是了。
中午时分，我赶到了县城一中。找到七妹，将大姐捎的补脑汁交给了她。末了，我把自修大学的招生简章给七妹看了，告诉她我想报名还差一点钱，问她手上是否还有闲钱，先借给我救救急。七妹刚买了一月的饭菜票，手上还有十多块零花钱。从七妹手上拿到十块钱后，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下午从县城回家，遇到了出嫁到本村的二姐。家里人都知道我要读自修大学的事，二姐问我去城里向大姐借到钱没有，我低下头说，没有。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和钱的半文肓二姐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小布包是一块小手帕，二姐身上仅有的十多块零花钱用这块小手帕包着，裹得严严实实。
二姐小心翼翼一层一层启开小手帕包，一些角票块票分币的零钞展现在我眼前。二姐给了我十元钱，对我说：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妻子有也还隔一手。你是20多岁的男人了，要争气啊！
次日上午，我到镇文化站图书室找到文友黄知琴，问她读不读大学，她说读什么大学，我把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的招生简章递给了黄知琴。黄知琴看后说，我已经报了山西刊授大学。我说我想报名，还差一点报名费，你能借些钱给我吗？黄知琴说要多少。我说三十就够了。黄知琴二话不说，把我领到她的单身寝室，从一个书柜顶上取下一口皮箱打开，拿出了三十元钱。我接过钱后，黄知琴还问了一句：够不够？我连声说够了，够了。
我去镇邮政局给山东自修大学汇款，把四姐、七妹、二姐及文友黄知琴四人资助给我的报名费拢在一起，一连数了两三遍，竟然数不清手上有多少钱了。
人民公社时代，生产队修建队屋，队里的劳动力都投了资。大姐1966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作为队里的一名劳动力，她也给队屋交了钱。1983年6月，由于农村早已实行了生产责任制，集体的队屋已经没有再存在的必要。村小组长和村民开会协商，把队屋卖给了村里的两户人家作住房。所得款项分给所有修建队屋时，给队屋投了资的劳动者。大姐考上大学离开农村进城参加了工作，不再是村子里的人，分卖队屋的财产，村小组长并没有少她应该得到的一份。这份钱由父亲代领了，共有人民币伍拾元整。大姐没有收这笔钱，她要父亲把这五十块钱全给了我，说是给我作为读自修大学的学习费用。大姐还说，我那天去城里找她借钱，听说我要卖衣服去读书，她很非常恼火生气，才有意没有借给我一分钱。
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寄来的中文系大专教材，都是自修大学翻印的内部教材。每学期寄来的教材与湖北省自考办举办的自学考试科目不一致，我无法根据自修大学提供的教材及教辅材料参加本县自考办举办的自学考试。不参加自学考试，就拿不到国家承认学历的自考大专毕业证书。我读自修大学主要目的：提高文化水平，为当作家出人头地打基础。所以，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在农村放弃了自考，但一直坚持业余自修大专中文系的课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
1987年9月，镇委党校把我招进87级农村学员培训班，经过短期培训将我作为丰富企业文化生活的写作人材，分配到城南窗纱厂工作，由于没给我转户口和粮油关系，我在工厂的地位实际上与临时工无异。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久违了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上经常刊登一些自学成才的典型，很多自考大学毕业的农民，不仅受到了有关单位的重用，而且还给办理了农转非甚至转为了国家干部。这使我很受鼓舞，使我再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前途。成不了作家，至少我可以通过自学考试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大学生。
1988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第一次走进了城关一所中学的自考考场，第一次参加了国家承认学历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首次只报考了两科：一科是大学公共课《政治经济学》，一科是中文系专业课《写作》。一月后，考试成绩揭晓，《政治经济学》不及格，《写作》考了63分。
自1979年高中毕业到1988年参加高教自考，除了莫明其妙地被镇委党校招进87级农村学员培训班之外，10年来，我尝试干了不知多少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获得成功，没有一件事情做得让家里人称赞佩服。首次自考两门课程，虽说只考及格了一门《写作》，并且只考了63分，这对我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平时我总是不被人重视甚至被家里人瞧不起，恋爱总是不能获得成功，常常扮演悲剧角色，仅仅靠自己一股顽强的自尊心撑着，我才没有被人生的艰难困苦所压倒。但是许多时候，我也常常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和彷徨，不知自己的人生出路到底在哪里。往往这个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就在我的脑海里闪现，给了我一种信心和力量。还有一个最通俗的话语：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也是我的立身之本。
直到我的《写作》考了63分，获得了一纸由城关自考办颁发的中文系高教自考单科合格证书，我才真真切切的看到自己光明的前途，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的人生出路。
天生我材必有用！
有追求就有付出。有些方面的付出不一定与你的获取成正比。比如追求女人，人家不爱你，你就是倾家荡产去追求她，讨她欢心，她也不会爱你。比如想当作家，你缺乏形象思维想象能力，又缺少文化底蕴人生积累，你拼其一生，忘我写作，也难以写出惊世之作。有些方面的付出，只要持之以恒、方法得当，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自考大学中文系课程《写作》，可以说，我自学得很轻松，因此考得也很轻松。有些基础知识，高中语文课上就已经学过。
记得那份《写作》试卷分为基础知识和作文两大部分。基础知识占60分，作文占40分。
基础知识部分基本上都是选择题，一个问题的后面附了五个答案，考生只要把正确的答案打上对沟就行了。自学考试基本上是针对成年人的考试，成年人的机械记忆比年少时要差些，成年人阅历丰富，理解记忆比年少时要强得多。国家自学考试根据成年人学习的这一特点，加大理解记忆的试题题量，用单项双项甚至多项选择题考成人考生是否理解掌握了各科基础知识的基本内容，是深得人心的。有些概念的原话我可能记不住，但给了我一个正确的答案和几个似是而非的伪答案，叫我明辨是非，我基本上一眼就能去伪存真。因为我是真正的想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因为我是认认真真地读了书本，做了笔记。基础理论部分的试题，可以说我不费吹灰之力就作完了。
作文试题是一篇材料作文：居里夫妇一生从事科学事业，生活过得十分简朴。他们结婚后，居里的爸爸要送一套沙发给他们作为新婚礼物。但是他们婉言谢绝了爸爸的好意。居里夫人说，家里有两把椅子就够用了。如果椅子多了，来了客人就会久坐不走。考生根据这段文字材料，自拟题目，写一篇800字的议论文。
我当即在作文试卷空白处写下了四个大字：时间可贵。
不难看出，居里夫妇拒绝接受爸爸的馈赠之物一套沙发的侧重点，不是为了表现突出他们的生活简朴，“来了客人就会坐不久”，就会占用浪费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实验的宝贵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对于任何一个有志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说，都是非常的宝贵。
文章的题目就是我的论点。在作文的第一自然段，我开门见山提出了论点：时间可贵。然后用了两个很一般的例子作论据支撑我的论点。一个是国外的马克思写《资本论》的事情，一个是国内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事情。我在文中写道：任何一项科学成果出笼，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研究，任何一本文字著作面世，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撰写。比如马克思写《资本论》，殚精竭虑，终其一生，也没有写完《资本论》，后来恩格斯接着执笔才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宏篇巨著。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呕心沥血，至死只写出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后四十回还是一个叫高谔的人续写完的。由此可见，成就任何一番事业，都要有充分的时间作前提。谁不觉得时间宝贵，谁不珍惜时间，谁将一事无成。最后，我点题切合当前现实写道：参加自学考试的人，有工人，有农民，还是解放军战士，甚至还有怀了孩子即将当妈妈的孕妇，我们既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参加自学考试，时间对于我们这些自考者来说，是多么多么的宝贵啊！
就这样，我很快就交了试卷，记得全考场我好象是第一个交卷出场的自考生。自考界有一句口号叫做：60分万岁！自考揭晓，查到《写作》打了63分，就这样轻轻松松通过了一科大学课程的考试，我当时真是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想当年，受“四人帮”的影响，小学初中阶段都处于“十年文革”的后半期，加上自身的不努力，没有把书读好，没能考上大学，在农村左冲右突，想搞出一点名堂来，结果事事无成，被村里人家里人笑话和轻视。
想当年，我到省广播电台征婚，认识了高考落榜的农村女青年章小桂，可以说，是她对我一见钟情，后来她通过一年的复读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86级哲学系后，就与我这个还在农村种责任田的“初恋情人”拜拜了，我痛苦得大病了一场。现在我终于可以在内心里对自己说，我也是大学生了！当年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如今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通过自学考试，完成我的大学教育。我的前途无限光明，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自考专科毕业后，我将继续自考本科，甚至报考研究生。
在城关当“骆驼祥子”蹬人力三轮车送货拉客谋生只是权益之计。
小时候每天朦朦亮，在生产队当会计的父亲把家里的大门打开之后，就喝令喜欢睡懒觉的我和妹妹们赶快起床读书背书，父亲教导我们说，只要象大姐那样，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才有资格睡懒觉。因此，大姐按步就班的上班生活，成了我的人生理想。如果我自考大专毕业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就继续自考本科，直到找到象大姐那样稳定的工作为止。再说，大姐给我转户口的事，已经完成了百分九十五的程序，一旦户口转到城关，大姐就可以到城关劳动局弄到一个招工指标。大姐有一个老三界的同班同学，就在城关劳动局工作，并且具有一定的实权。大姐还有一个老三界的同班同学，在城关东区一家十分红火的国营企业当厂长，只要我有招工指标，厂长立马就可以把我招进企业干最好的工作。
这一切，我都瞒着妻子桑子翠，没有让她知道我有几斤几两。当然我也没有对桑子翠起什么二心，只要她在我面前服服贴贴死心塌地，扮演好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与我同甘共苦，日后有什么发迹，我也不会遗弃糟糠之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