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6节

    公元1501年，萨法维教团的红头军队攻陷了白羊王朝的都城：阿塞拜疆的“大不里士”，正式建立“萨非王朝”。此后不久，萨非王朝得以站在白羊王朝的肩膀上，迅速统一整个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稍晚一点，帖木儿的子孙“巴布尔”也夺取了印度的统治权，建立了突厥-伊斯兰属性的“莫卧儿王朝”（公元1526年）。这样的话，在十五世纪初，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这条文明带上，就同时出现了三个强大的“突厥伊斯兰帝国”。三大帝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处理内部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
    相对来说，莫卧儿帝国遇到的问题算是最小的。一方面，自雅利安人入侵南亚次大陆以来，印度就建立了一套凝固社会阶层的“种姓”制度；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所面临的被征服境地，让印度社会在接纳新征服者的问题上，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简单点说，每一个新征服者都只是相当于为印度增加了一个隶属“刹帝利”的亚种姓，只要不刻意去破坏原有的印度教种姓制度，那么控制印度社会思想的“婆罗门”阶层，就会帮助新政权来稳定新政权。至于奥斯曼帝国，他们遇到的挑战算是最大的，毕竟要统治那么多完全处在对立面的基督教民族。维持信仰自由的高度自治政策，是土耳其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与上述两大帝国不同的是，萨非帝国对内遇到的最大问题，并非是宗教方面的差异，而是民族问题。阿拉伯人传播的伊斯兰教，已成功的使得波斯人和突厥人都成为了穆斯林。此外，与奥斯曼帝国同处西亚的萨非帝国，还面临着对外与奥斯曼帝国正面争夺伊斯兰世界话语权的问题（印度反倒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萨非帝国在技术上做出了如下设计：一、萨法维家族声称自己是阿里的直系后裔，同时拥有波斯萨珊王朝的血统（尽管这两点都十分牵强）。这使得政教合一的统治家族，即有了觊觎伊斯兰世界最高政教权力的可能，又成为了满足波斯人民族自豪感的波斯皇帝（波斯语“沙赫”）；二、进一步确立什叶派教义的国教地位，而不是像阿拔斯王朝那样，借助什叶派上位后再成为什叶派的敌人；三、在维持“红头”突厥人军事地位的情况下，将政治、宗教方面的权力向波斯人倾斜。甚至从16世纪末开始建立新的军事体制，以避免拥有军事特权的突厥部族尾大不掉。
    基于波斯文明的厚度，波斯人在异族统治王朝中，主导文官系统已是常态，萨非王朝的贡献，在于让波斯人第一次看到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争夺政教主导权的希望。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在什叶派的六大圣城中，除了逊尼派也认可有麦加、麦地那两大大圣城之外，还有今天位于伊拉克境内的纳杰夫、卡尔巴拉，伊朗境内容的马什哈德、库姆四座圣城。在伊朗高原建立一个带有“波斯”属性什叶派政权，扩张至什叶派有优势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最终觊觎阿拉伯半岛西侧的麦加、麦地那，并非不可完成的任务。事实上，今天重拾政教合一制度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向外扩张势力范围的。
    当然，就萨非王朝内部来说，阿塞拜疆突厥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民族鸿沟依然存在，1736年，不甘心被边缘化“红头”突厥人颠覆了萨非王朝，建立了新的阿夫沙尔王朝（史称“红头王朝”）。其后，波斯的君权又在突厥人和波斯人之间倒换过两次，直至最后的王朝“巴列维王朝”（1925—1979）被伊斯兰革命所颠覆。然而经过萨非帝国200多年的融合，波斯人和阿疆拜疆突厥人，已然形成了共同的国家意识，上述王朝更迭的性质也被归于内政（而不是像伊尔王朝那样的异族政权）。
    数百年的融合，虽然让阿疆拜疆突厥人在种族上高加索化，但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还是会让他们与传统的波斯人有所区别。尤其在北阿塞拜疆现在独立成国，西边又有民族上的近亲——土耳其存在的情况下，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民族划定、国家认同问题，也变得十分微妙。萨非帝国所打造的共同历史记忆，以及区别于伊斯兰主流信仰的什叶派教义，是维系伊朗内部民族团结的关键所在。你可以说居鲁士大帝所开创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只是波斯人的；也可以说以“波斯第二帝国”自称的萨珊波斯只是波斯人的，但波斯历史上的第三个辉煌时代，让波斯就此摆脱阿拉伯人宗教主导权（以什叶派立国）的“萨非帝国”，却是由波斯人和阿塞拜疆突厥人所共同创造的。
    经过上述解读，相信大家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说萨非王朝之于伊朗，与汉朝之于中国有共同之处的原因所在。后者正是因为政治上源自楚地的汉朝的建立，彻底填平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障碍，让中央之国在文化层面上实现了南北统一；前者的“什叶派波斯”，是今天伊朗的立国之本。要知道，今天的伊朗除了占总人口数量2/3的波斯人，还有占总人口数量1/4的“阿塞拜疆人”。如果没有了宗教，没有了什叶派这个纽带，伊朗不仅在向外扩张地缘影响力时，会缺少专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武器，更有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追根溯源的话，上世纪70年代末，试图将伊朗世俗化的巴列维王朝之所以会遭遇一场“伊斯兰革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看清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