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9节

    日期：2012-07-2801:23:06
    公元202年，当刘邦击败项羽，正式建立汉帝国时，帝国的疆土之中存在着七个经过战争洗礼的异姓诸侯国。由北至南分别是：燕国、赵国、韩国、梁国、楚国、淮南国、长沙国（参见《西汉元年地缘结构示意图》）。观察这七个封国的地缘结构，我们会发现，关中六国中除了齐国之外，实际上就算复国了。也就是说，汉帝国所直接统辖的，是大家都不希望它复国的“秦地”，以及秦国当年的连横对象“齐国”。为了连接这两块分列东、西的汉土，河济平原的西部，以及河北平原的最南端，并没有象战国时代那样，被赵、韩、梁所分割，而是成为了汉帝国的直属地（河内郡、东郡）。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之下，可以说自炎黄时代就已经体现出自己地缘价值的，东西两片高地都紧紧的掌握在帝国的手中了。为了让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地，能够完美延伸到帝国的最东端。刘邦甚至在刚刚登上帝位时，就迫不及待的将希望成为齐地之王的韩信，转封成为了楚王。
    比起周王朝那种，仅仅将直属领地，从关中盆地延伸到洛阳盆地的做法，无疑要更有控制力。当然，仅仅依靠河内、东郡这种河济走廊，来连接帝国的直属行政区，显然是有些危险的。因此在做出这个安排的第二年，韩国就被迁到了山西高原的北部，去在与匈奴人的战争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了。
    尽管在汉初，出于当时的形势，刘邦在自己掌握最有地缘优势的核心地区的同时，分封了七个异性诸侯，但这些异姓诸侯国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性的了。刘邦在去世之前，所发出著名的“白马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更是明白无误表达了他不允许异姓诸侯王的存在想法。不过剪除异姓王，并不代表对封建制的否定。恰恰相反，刘邦所总结的，关于秦帝国崩溃的经验教训中，很重要一条就是秦帝国过于集权，而不有封建子弟一条。从今人的角度看，刘邦的这种想法可能有些保守，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刘邦为帝国所设计的子弟分封+郡县集权的结构，却是必要的过渡过程。因为就郡县制而言，即使最高长官是由中央政府所派出的亲信官吏所担任，但绝大部分的地方官吏还是要从当地选拔的。在六国的记忆还存在于民众的脑海中时，这些地方官吏一旦遇到以复国名义而煽动的叛乱时，是很容易闻风而动的。关东之地之所以在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很快就遍地狼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项氏家族，就是被地方官吏请去做吴地义军的领导者的。
    要想有效管理那些可能发生变故的，中央政府控制力渐弱的板块，授权有最大独立性的“封国”来管理，是最有效的。而血缘就是维系封国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纽带。正是因为对“封建制”管理边缘板块的认可。所以在刘邦分封异姓王的第二年，齐地还是被封建给了刘邦的长子（庶出的刘肥）。
    在刘邦看来，将边缘板块分封给自己的子孙，要比交给官吏们管理要安全。为了最大限度的消除那些有可能对刘氏诸侯侵入地方感到不满的势力，刘邦将那些与六国王室有亲缘关系的地方豪强，悉数迁入关中。事实上，同样的事情，秦始皇已经做过一次了。只不过，刘邦认为秦始皇做的还不够彻底。有了秦帝国崩溃的教训，刘邦有理由认为，能对帝国稳定造成威胁的，并不仅仅是那些王室成员和他们的近亲。那些系出王室，已经深植于民间，成为地方大姓、豪强的“远亲”，同样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和更强的行动力（想想与皇室八杆子才能打着的刘秀、刘备是怎么崛起的）。
    应该说，刘邦为帝国设计的这套架构，对汉帝国的稳定，以及消除六国意识所可能造成的危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极大自主的封国势必会对中央政府的主导权发起挑战。这一问题并不会因为血缘关系而不存在。相反，在大家都系出一系，在血缘上都有机会继承整个帝国时，控制中央政权的帝王，体系内政权更迭的风险反而更大。
    既然刘氏封国，同样有可能对帝国的稳定造成威胁，那么回复到秦人所使用的，纯粹的中央集权制似乎就势在必行了。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无论在哪个时代，想要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部分时候，中央政府“削藩”的做法（甚至只是想法）都是要引发战争的。就好像刘邦和那些异姓诸侯之间，所发生的博弈一样。当然，也不是所有“削藩”之举，都要用硬着陆的方式。即使在刘邦强力清除异姓王的时候，也还有一个异姓封国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并自然退出政治舞台的（无后）。这个封国就是“长沙国”。
    关于长沙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例外的地缘背景，我们后面再分析。现在我们所关注的，是汉帝国如何解决掉那些尾大不掉的刘姓封国呢？相比那些异姓诸侯，这些与皇室同脉的宗室之国，处理起来要棘手的多。不过办法是人想的，当刘邦的第四子：代王刘恒以诸侯之身被拥立为汉朝第五个皇帝后（公元前180年）。对诸侯做大有切身体会的他，在坐稳皇位后，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了。而他所采取的策略并不是消减封国的数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史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