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0节

    日期：2012-07-2922:31:33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说的简单点，就是将诸侯们的封国再次分割，使得每一个封国的力量变小，以此来降低封建割据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事实上，在刘邦在世之时，最有割据潜力的楚地，就已经被分割为：长沙、淮南、楚、吴等四国了。只不过，这还远远不够。在这次重新分割中，韩信当日最想得到的齐地，也被分割成了六个新的封国。而南北纵深过长的淮南国，也被分割为了三块。最终，整个六国故地被重新分割成了十九个封国。如果说整个战国时代的特点，就是诸侯不断兼并，数量不断减少，最终形成七国割据格局的话，那么汉帝国创立之后，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了。整体继承战国山东六国格局的封国体系，被一次次的分割。
    从技术上看，帝国采取分割诸侯国，而不是强制取消诸侯国的柔性做法，来消除封建割据的影响，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因为这种分割，是在为诸侯子孙谋利的旗帜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按照汉帝国或说华夏原有的继承体系来说，能够得到封土继承权的，只有嫡长子。而中央政权，有意将改变这种继承制度，在那些大型封国继承问题时，让其所有的子嗣都有机会裂主为王。在这种情况下，在准备分割的诸侯国中，除了太子所代表的力量以外，大部分都转而成为收益方了，由此而形成的阻力也就小的多了。
    用这种每传一代就分割一次的做法，消弱单个诸侯国的力量，相信假以时日，汉帝国内部的封建割据尾大不掉的问题，便会逐渐消除。问题是，一方面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等那么长的时间的；另一方面，这种分割法，只是使单个诸侯的力量得到的控制，但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加强中央集权（封建在外的土地，并没有减少）。因此在文帝之后的景帝时期，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开始出炉了。为帝国提出削藩新主张的大臣叫作“晁错”。他的具体主张就是，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可以保留他的封号。但却必须就此而将他们大部分的封地收归中央政权，只保留国都所在地的郡作为王国所在。与“众建诸侯”这种，不影响诸侯王生前利益的柔性做法相比，晁错的这种做法，显然要强硬的多。
    从战略背景来看，在北方匈奴压力越来越大（匈奴在河西走廊、西域一带扩张成功，并持续犯边），汉帝国急于集中力量对抗匈奴时。加快削藩的速度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些封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体系，不会愿意将所有力量交付给中央政权统一使用。更重要的是，那些体量依然巨大的诸侯，对皇权本身就是一种威胁。早在文帝时期，就已经多次出现刘氏诸侯王国的叛乱问题了。问题是，这种硬性削减封地的做法，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所有诸侯王的不满。要知道，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很难保证在一生中不犯错。更别说是那些天高皇帝远，在自己的封国中作威作福惯了的诸侯王呢？更何况在中央政府明确准备削藩的政策背景下，那些被中央政权派驻到封国之中“帮助”管理的官吏，本身就带着放大镜来找寻诸侯王的过错。
    为了对抗中央政权的削藩之举，帝国东部最有实力的七个封国开始了联合军事行动，史称“七国之乱”。由楚地分割出的吴、楚两国，齐地分割出的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四国，以及河北平原的赵国，成为了叛乱的直接参与者。可以说，以战国后期的地缘格局来看，这相当于赵、齐、楚三国，联手向秦国发起反击。
    在出台新的削藩政策之时，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汉景帝并非没有考虑到，由此可能造成的反弹。不过关东诸侯们如此之强烈和迅速的军事行动，还是出乎他的意料。即使是在汉高祖刘邦执政时期，也没有同时出现如此大面积的联合叛乱。在缺乏军事镇压信心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帝国由此可能造成的分裂局面，力主强硬削藩的晁错成为了替罪羊，被腰斩于市。只是既然已经撕破了脸，反叛诸侯们就不会满足于一切恢复原状了。比起刘邦所面临的那些异姓诸侯来说，这些身为皇室子孙的诸侯，会认为自己并不仅仅有维持割据状态的空间。在他们看来，自己同样有机会继承整个帝国。前提是，他们能够成为帝都的主人。
    很大程度上看，七国之乱的战争格局，是在复制楚汉战争。而反叛诸侯的领导者，也正是领有江东、江淮东部的“吴国”。说起来，鉴于项羽崛起于江东，刘邦一开始对于吴地的封建就是心存疑虑的。他甚至在分封自己的侄子刘濞为吴王时，就曾经敲打过这个颇有能力的晚辈，告知其“慎毋反”。然而所谓的反叛者之所以能够“反叛”，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主观上有“心”，而在于他意识到自己客观上有“力”做到，才会试图对抗中央政权的。从这个角度看，吴地又一次成为了东部的地缘核心，也是一种基于地缘背景上的宿命了。
    让帝国抵御住叛乱诸侯进攻的，还是当年刘邦的深谋远虑。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刘邦也象项羽一样，固执的将自己的直属领地放在一马平川的东部。那叛乱的核心地区，就会来自于第二阶梯上的西部封国了。要是那样的话，即使帝国的军队，能够在第一时间抵御住叛乱者的进攻，也很难攻入诸侯们的根基之地（想想项羽在荥阳之战的困境）。战争也会不可避免的进入拉锯状态。现在的话，单从战略层面上看，控制太行山——大别山以西地区的中央政权，也会更有机会笑到最后。
    在帝国中央释放出和解诚意，而没有收到效果后，帝国终于决心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件“家事”了。比起楚汉战争中，有彭越在梁地后方袭扰楚军更为幸运的是，此时的魏国故地“梁国”并没有加入叛乱，而是站在了平叛的第一线（因为梁王与汉景帝，为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也使得帝国中央，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最终，在经过十个月的战争之后，七国的叛乱以失败而告终。而这七个封国的土地，也自然收归中央了。
    对于开创“文景之治”的文、景两帝来说，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削藩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所愿意见到的。不过在诸侯占据半壁江山的情况下，这场战争似乎又是无可避免的。很多历史评论者，把些因削藩而引发的冲突，归结于刘邦的“短视”。但从当时的背景来说，无为而治，充分授权地方的做法，会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而壮大中央之国的整体实力。只不过分权、与集权之间的利弊权衡，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总是需要适时调整罢了。好在刘邦最初，为帝国中央留下了足以约束封国的直属领地，让文景之帝有能力，逐步压缩了封国在帝国领土中所占的比例。这也为汉武帝彻底放弃“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将汉帝国真正带入中央集权时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