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1节
唐努乌梁海地区并不是蒙古高原之上，唯一高森林覆盖率的区域。在其东面的环贝加尔湖地区，包括色楞格河下游，同样也属于高森林覆盖的区域。在成吉思汗成为草原之主的时候，生活在唐努乌梁海，及其以东直至贝加尔湖东岸森林地区的部落，被统称为“林中百姓”。区别于那些驰骋在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些“林中百姓”被视为渔猎民族。由于这渔猎的生产方式，注定了这些林中部落的人口并不会太多。不过这些猎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当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准备南下与中央之国的统治者决战时。自己的后方，也同样有可能成为这些林中部落的袭掠对象。因此，成吉思汗在统一草原之后，也专门针对这些森林之民，展开了政治、军事攻势。而他们在后来的历史中，也成为了蒙古游牧帝国的一部分。甚至在迁入游牧区之后，成为了影响中央之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
这些被成吉思汗征服，并纳入帝国体系的森林民族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当属“瓦剌”人了。在元朝灭亡，成为草原最强悍的部落之后，瓦剌人在与明帝国的战争中，一手酿成了农牧战争史上，中央帝国最惨痛的失败之一：土木堡这变。在这次战役中，中央帝国甚至直接损失了一位皇帝（明英宗，被瓦剌所俘）。而在成吉思汗决心征服蒙古高原西、北部这些森林民族时，瓦剌人的前身“斡亦剌特部”，也是最先与蒙古人合作，并成为其他森林部落迅速纳入蒙古帝国体系的导火索。这种政治上的“先知先觉”，也为瓦剌人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成为蒙古高原的主导力量，取得了先发优势（因此可以获得比其他部落，更好的政治待遇）。当然，这时候的瓦剌人，已经是蒙古民族的一部分，并以蒙古部落的身份，继续着与农耕区的千年博弈。
瓦剌人之所以会成为“林中百姓”中，最先归顺成吉思汗的部落，和他们的位置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因为他们所聚居的山林，正是唐努乌梁山脉的最东端。这里也是小叶尼塞河的最上源处（由于共有八条小河，也称之为“八河流域”）。与蒙古高原核心游牧区：色楞格河流域无缝对接的地理位置，也使得瓦剌人成为了最容易下山游牧化的民族。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也就顺便说下“大叶尼塞河”上游，也就是东萨彦岭上游的情况。当时在这一带游牧的部落中，有一支叫做“兀尔速锡”。当然，在成吉思汗的兵锋之下，他们也同样很快成为了“生活在毡帐之中的兄弟”。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他们倒没有瓦剌人那么拉风。他们的一部分后人，甚至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在大小兴安岭中保持着渔猎生活方式。然而，这也许也是一种幸运。因为在现代中国的所谓“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民族分类中。这些源自东萨彦岭的渔猎民族，因为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以不足万人的数量，成为了五十六分之一。只不过这时候他们的名字，已经被称之为“鄂伦春族”了。
按照现有的进度，蒙古高原崛起的这段历史与地缘博弈，解读的话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之所以会在现在有所涉及，是因为需要一段相对较近、资料相对详实的历史，来帮助我们了解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鉴于匈奴帝国的历史距离我们太过遥远，史料的缺乏使得这种佐证变得十分必要。当然，我们这一节的重点，不是解读蒙古帝国的形成，因此前日做了张《蒙古诸部地缘结构图》，上面标出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蒙古高原诸部的地缘位置。相信大家能够从这张图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既然那些完全生活在山林之中的“林中百姓”，都有机会在游牧帝国的历史中出现，那么条件相对较好，有机会吸纳更多畜牧业以为补充的叶尼塞河谷（唐努乌梁海盆地内的部分），就更没有理由，不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了。比其异地而生，得以保持民主独立性的“鄂伦春人”；以及迁居草原，完全成为蒙古民族一部分的“瓦剌人”来说，当时生活在唐努乌梁海盆地腹地的这支被叫作“秃巴思部”的部落，要显得更为幸运。因为他们留在当地的部落成员，至今仍然保持了至今原有的族名，只不过在汉语中，他们通常被译为“图瓦”人。而在现在俄罗斯的政治版图中，唐努乌梁海板块，也被标注为“图瓦共和国”。尽管图瓦人和很多亚洲游牧民族一样，因为蒙古人的那段辉煌历史，而愿意称自己为蒙古人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这些生活在世外桃源的部族，至今所操的语言，还是蒙古人征服之前所持的“突厥”语。当然，所谓民族认同，最主要的指标，是在于这个民族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他们想做，并认为自己是蒙古人并无不妥。而在这里指出图瓦人的语言和其他蒙古人，有明显区别的原因，是因为这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努乌梁海的边缘位置，以及与蒙古高原主体若即若离的地缘关系（河流不是指向高原腹地，而是西伯利亚），加上不甚突出的游牧环境，使得这一板块在历史上，本身并没有成为决定蒙古高原命运的重要板块。不过对于中央之国来说，这个板块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里说其特殊，并非是大家所纠结的，清帝国就已经在唐努乌梁海建立有效统治，俄国人的占领是否合法这件事。事实上，唐努乌梁海地区，与华夏文明的交织，远比很多人所认知的要早。可以说，在我们正在解读的汉帝国时代，这一地区就已经播撒了华夏文明的种子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和当地群山环抱，水源充足的小环境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周边山脉，最大限度的帮助隔离了来自西伯利亚与蒙古高原腹地的恶劣气候（冷和沙）。相对湿润的小气候，以及因高森林覆盖率，而累积而成的良好的土壤条件（想想东北平原的黑土地是怎么形成的），使得相对开阔的大叶尼塞河河谷，不仅有着自然条件不错的草场，也具备了农业开发的基本条件。
你很难要求二千多前的匈奴人，或是其他蒙古高原部落，自然生成农耕的概念，并试图开发唐努乌梁海的农业潜力。不过对于那些，因为战争而被俘虏、劫掠到蒙古高原的华夏农耕族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于习惯在长城以南的暖温带、亚热带气候中进行农耕生活的人来说，中温带的蒙古高原那寒冷的气候，以及游牧的生活方式都是他们所不适应的。而这种不适应，也加大了人口的死亡率。对于视人口为第一生产力的古典时期来说，人口的损失就是资源的损失。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都一样重视。否则我们就不会在那么多历史片段中，看到战争之后的“战利品”中，包含那么多被胜利者带回的人口了。
通常情况下，那么被掠入蒙古高原的，来自汉地（现在已经是汉帝国时代了，可以称之为汉地了）的人口，会依军功分配给各部落，并分散到蒙古高原的各个角落。到底是谁，最先发现唐努乌梁海腹地中，存在可供农业开发的气候环境和土地，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匈奴人就此发现，这个边缘之地可以用来安置因各种因素，进入蒙古高原汉人移民，却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匈奴人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这些或主动，或被动来到蒙古高原的汉地移民，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匈奴人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让他们有一个更适应的环境生活，有利于发挥他们从汉地带来的技术特长。另一方面，相比渔猎、游牧的生产方式，同一片土地如果被开发为耕地，其产出量要远远高于草场和森林。
尽管匈奴人，陆续在唐努乌梁海腹地，安排了不少汉地移民，但历史注定只会记住那些看似能够左右“历史”的精英人物的。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除非这些汉地移民，最终成为了独立的族群，并发挥了能影响到中央之国的政治影响力。否则他们是没有机会，被我们的史书的记住的。而在今天，我们也很难从考古的角度，在其中获知这些曾经的历史。真正让唐努乌梁海，和我们所认知的“历史”联系到一块的，是一个原本就对我们的历史观，产生过生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李陵。至于李陵是如何与之联系起来的，就是我们下一节的分析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