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2节

    日期:2012-06-0400:57:32
    自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到项羽自刎乌江亭,仅仅用不到了八年的时间(公元前209——202年),刘邦就以布衣身份登上了中央之国的最高权力宝座。相信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之前我们也说了,能这么快的完成秦汉交接,很大程度是因为有两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项羽和韩信共同作用。他们在军事上的卓越表现,以及在政治上不足,共同打造出了汉家天下。
    仔细观察秦末汉初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项羽、韩信,都是楚人。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归结为楚人之间的博弈也并不为过。而从地缘文化融合的角度看,楚人能够主导这段历史,并重建中央之国的秩序,意义非常之大。它直接将原始属性为黄河文明的“华夏文明”,晋升为整合了黄河、长江文明的“汉文明”。当然,在后来的历史中(尤其是现在),为了融合更多的边缘文明,“华夏”一词仍然成为了代表中央之国的,主要的地缘标签。不过这时候的“华夏”二字,已经绝不会象先秦一样,把吴、楚所代表的长江流域,视作蛮夷之地了。
    其实华夏文明,一直在遵循这样的博弈路线,不断的扩张的。就好像在经历过夏、商、周三代的博弈、融合之后,本来发源于黄河中游的华夏文明,在战胜了东夷之后,将整个黄河流域变成了中央之国的一部分一样。而古典时期最后一次同等意义的地缘融合,则缘自于明、清两朝在台湾海峡所进行的最后的博弈。基于那次博弈,华夏文明成功的站上了台湾岛。只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台湾岛被割让给了日本,华夏文明这次扩张,差一点发生逆转。
    如果不是项羽太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也许为华夏文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就是项氏家族了。那样的话,项姓倒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排名前几的大姓了,就好像刘姓现在这样。前面也有朋友说了,看了楚汉之争,觉得英雄人物对于历史的走向也很重要。怎么说呢,其实这就是看你的视角高度了。如果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成功者并非是在创造历史,而是在顺应历史潮流;而如果从具体的朝代名称、家族的兴盛等微观角度来认定“历史”的含义的话,英雄人物的确是可以改变“历史”,或者本身成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往往最能感受到的,是后一种“历史”。因此这个帖子与其是说是让大家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个人不能影响“历史”,只能随着历史趋势随波逐流,倒不如说是希望告诉大家,只要能够比大多数人,更先一步看清大势所在,就会比其他人更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回到刚刚创立了一个新时代的刘邦身上。无疑,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开创者,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然而,如果刘邦不能够看清大势,顺应历史趋势的话,他很快也会象项羽一样,被历史所抛弃。刚才我们也说了,汉朝的建立,代表着黄河、长江文明的完美融合。不过要想成功的做到这一点,刘邦个人必须作出一定的“牺牲”。这个“牺牲”就是绝对不能象项羽那样依恋乡土,把自己的政治中心放到中央之国的东南部。正因为如此,在结束了楚汉战争之后,刘邦很快便定都在了渭水之南的“长安”。
    身为“楚”人的刘邦入主华夏文明最核心的地缘板块——关中,本身就意味着南北文化有了完美融合的地缘基础。然而对于迈进新历史时期的中央之国来说,仅仅从地缘文化上,完成融合是远远不够的。刘邦必须为他的国家,选择一个合适的制度,以避免象秦帝国那样,在完成统一之后,迅速陷入崩溃。在结束楚汉战争时,我曾经说到,摆在刘邦面前的头等大事,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帝国,还是王朝。这其中的实质,就在于汉朝到底是准备采取秦人所打造的,中央集权体系;还是周人创建的,封建式的分权体系。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以郡县制为政治标签的中央集权体系,无疑是最高统治者所希望做到的理想状态。如果能成功做到这点,无疑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把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避免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动乱。只是有了秦帝国的前车之鉴,要想让整个社会接受中央集权制,暂时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最起码那些经过项羽分封,后来又或被动,或主动倒向汉军阵营的诸侯,以及为汉朝建立,立下汉马功劳的重要军事将领(比如韩信、彭越、英布),不会满意这种安排。有人说这些曾经的“王”,最终都倒在了汉帝国中央集权的车轮之下,是因为他们看不清形势。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即使是历史发展到古典时期末期的清帝国,也一样会有裂土封王的“三藩”与中央政权的博弈。这种分权与集权的博弈,实际上是贯穿于整个历史的(现在也是一样,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既然秦人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不适合新生的汉朝(最起码当时不适合),那么象项羽那样,以战功为依据,把中央之国重要切割为一个诸侯国是不是就是最好的方案呢?有了项羽的教训,这种做法显示也是不可取的。就算你从形式上,接过了秦始皇所创立的“皇帝”的称号,而不是象项羽那样,仅仅满足于“霸王”的名号,也改变不了中央之国又一次陷入分裂边缘的境地。
    有了秦朝、项羽这两个反面教材,加上之前周王朝,名义上保有了八百年中央之主尊号的历史经验。刘邦有机会为汉朝创立一个自认为集众家之长的混合模式。那就是郡县+封国的混合模式。既在中央之国内部各板块,既建立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郡县,又分封拥有行政自主权的“封国”。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些封国与郡县犬牙交错,互相制衡。一方面保证了帝都中的最高统治者,拥有高于所有封国的实力,以及对封国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又保证了,那些有功之臣,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权力。然而事情却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刘邦所创立的混合模式,其依托郡县制所延伸的核心权力,固然是掌握在自己手上,那些他认为也是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封国”,却也是必须以血缘为纽带,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也就是说,在刘邦的汉帝国混合体系中,并没有韩信、彭越这些异姓诸侯王的生存空间。很快,一场在汉帝国内部的清洗工作,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战争,成为了帝国建立之初所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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