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2节
日期：2011-12-0901:07:56
从犹太教创立的原则来看，犹太人的初衷是为了加强犹太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因为基于迦南之地的位置，从各个方向向之渗透的文明、民族是非常多的，犹太人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凝聚部族力量的宗教。以神的名义来帮助管理现实社会，应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犹太人想到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宗教，来对部族成员进行精神指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犹太人在技术上做出了诸多调整，以使其不但更有利于部族内部意识形态的统一，还具有潜力的，向外辐射的张力。
在创立犹太教之前，普遍的宗教状态是“多神”崇拜，并且这些神基本都已经按照信仰者的形象人格化、偶像化。而犹太人所做出的技术调整，主要有二：一是将“神”简化为一个。也就是在犹太人之前所信仰的诸多神明中，选取了一个作为唯一的真神。我们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谓江湖代表的也就是争斗。作为人类精神需求的产物，神权的指向性越唯一，所蕴含的争斗风险也就越低；二是保持神的“人格化”特性，但禁止偶像化。前者的目的在于方便神与人的交流（也就是说更方便用神的名义，来制约人的行为）；后者则可降低会“神”权受到质疑的风险。这和中国武术中“无招胜有招”的说法，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相比多神教和那样信奉自然力量（没有人格化的神）的原始宗教来说，一神教在统一意识形态上的可操作性，显然要“进步”许多。而这种较强的可操作性，在地缘扩张上，也同样具有优势。说的简单点，当你征服一个民族之后，让对方去接受一个没有具体形象的，万能的造物主，远比让他们记住那些长相可能和自己迥异的“神明”，并记住他们各自的功能要简单的多。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在阿拉伯半岛，特别是西亚裂谷地带，能够孕育、扩散出成熟的宗教体系，并长期对政治、社会结构起着指导作用。而在东亚的中央之国，虽然也不可避免的基于精神需求，独立产生或引进过多种宗教，却没有真正产生过神权大于政权的“政教合一”体系。追溯到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双方在地缘结构上的差别。当一个文明或者民族，对外扩张并试图同化其他族群时，他必须找到一件容易让对方接受的战术武器。这个武器，可以是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渗透者和目标群体之间，必须找到“共同语言”，才能够在一定层面上结成共同体。鉴于地中海沿线复杂的地缘结构，各族群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甚至肤色、种族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别。尤其是位于地欧亚非大陆地缘冲突焦点的西亚裂谷地带，面对的文明、种族冲突要更甚于其他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从意识形态上着手，让对方去和自己信奉一样的神明，成为了地缘融合的首选方式。因此可以说，在一神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前的西方（这个西方概念中包括中东），一个民族一旦征服了另一个民族，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砸毁对方的神像，让被征服民族改信自己的神明。
与西方因地缘结构的复杂性，在技术上需要依靠宗教进行地缘融合不同（想想地中海周边地区，就有多少文明和种族）。东亚的中央之国在内部融合之时，对宗教就没有太大的依赖性了。无论从生产方式，还是融合之前各地区的种族差异来说，中央之国核心区内的差异性都要小的多。这也为华夏民族以一种更为“原始”的方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进行地缘融合，奠定了基础。从技术上看，从黄土高原上走出的华夏族，无论是由上至下，以血缘渗透的方式，融合被征服民族；还是让边缘民族，主动在血缘、文化上对接华夏民族，都要容易的多。
总的来说，用“意识形态”来进行地缘融合的方式，要比血缘扩张更为“先进”。后者在扩张之时，需要考虑到的地缘因素要更多（种族、地理环境等都必须参考），优势则在于稳定，而前者的主要优势，则在于更有侵略性。可以有机会在种族不同，环境迥异的环境中尝试。这种基于文明发源地的地缘结构特点，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也同样影响着现实的东、西方外交思维。无论还在执着于“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穆斯林；还是转变思路，以“普世价值”为新意识形态武器的西方国家，都还在把把输出意识形态，作为地缘扩张的战略武器。
既然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的地缘融合中，具有如此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作为“一神教”理念最初的成功实践者——犹太人，应该很有机会把“犹太教”，扩张成一个世界性宗教了。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为了保存犹太民族的完整性，犹太人并没有把犹太教打造成一个扩张型的宗教，而是和原始的血缘社会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犹太人所创立的一神教，只适用于犹太民族。只有“犹太人”，才是真正能够得到神眷顾的民族，即“上帝的选民”（或说“上帝立约之民”）。这也为犹太人日后的悲剧，埋下的伏笔。
注：一般而言，西方社会（包括穆斯林社会），很难理解大部分中国人对于神的态度。而大多数中国人，也很难理解宗教在这些地区为什么会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正好借着解读犹太人的历史，把这其中的原始地缘背景解读一下。着眼点也是在技术层面，并无意冒犯那些笃信宗教的朋友。诺觉得是异端邪说，姑且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