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4节

    日期：2011-11-0309:09:07
    阿曼的情况，我们稍后再说，现在让我们回到什叶派的话题来。由于什叶派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所以它的扩散范围并不广。除了中东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比例基本都可忽略不计。当然，也正是由于什叶派不被政治家所待见，信徒们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他欺也”原则，意思就是说即使你和你的家族心底里信奉的是什叶派（标准就是只认可“阿里”和他后人的正统继承权），也可以对外界隐瞒身份，避免受到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天伊朗能够成功的，把宗教革命输出到阿拉伯世界，相信什叶派穆斯林的数量，还会有上升的空间。但这个空间，目前来看还不至于改变什叶派相对逊尼派的弱势地位。
    好了，什叶派要想从逊尼派手中赢得多数派地位，相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关心阿拉伯诸国中什叶派的比例，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会更现实。当伊拉克成为什叶派复兴之地后，两伊的什叶派政治家们，很自然的就把目光投向叙利亚了。不过相比伊拉克高达60%的什叶派比例，叙利亚什叶派的比例要低的多，各种派系加起了也就约20%。试图凭借这样低的比例，来进行一场由什叶派主导的宗教革命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什叶派出身的政治家，没有可能夺得叙利亚的最高权力。我们昨天也说了，如果考虑到外部支持者的力量，少数派也有机会被刻意扶植上位。
    伊朗试图在叙利亚寻找什叶派盟友，当然不是简单的出于“少数派”原则了。不过相比于它的竞争者“土耳其”来说，伊朗本身并没有地缘优势（对叙利亚直接施加地缘影响）。简单的看地图，我们就能发现，伊朗和叙利亚两国并不接壤，而是在中间隔着伊拉克。尽管看上去不是很远，但要想象土耳其对伊拉克那样，通过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协调水资源分配等手段，影响伊拉克的政治决策，就没什么机会了（同样的事情，有必要的话，土耳其人也可以对叙利亚做）
    尽管从地缘关系上来看，伊朗很难对叙利亚施加过多的影响，但对于伊朗的政治家来说，却自认为有机会，和叙利亚的最高权力者结成联盟。这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叙利亚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强人政治”圈的一员（明天就不敢保证了，毕竟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叙利亚）；二是叙利亚的最高领导人——阿萨德，出身于什叶派家庭。事实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全名叫作“巴沙尔.阿萨德”，上台时间是在2000年。而他的前任“碰巧”也叫阿萨德，全名叫做“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间则是从1970年——2000年。
    并不需要动太多脑筋，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两个“阿萨德”总统的出身，决不是什么巧合。这其实就是一个“子承父业”，持续时间长达41年的“强人政治”体系。相信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这些中东政治强人，会很羡慕老阿萨德，能在非君主制的情况下，在死后把最高权利交给自己的儿子。不过我们所更关心的，是一个宗教少数派的家族，是如何在叙利亚长期把持最高权力的。
    先写这么多，中午抽出空来，再补上下一段。
    日期：2011-11-0410:12:57
    虽然一般认为，阿拉伯史几乎算得上是一部宗教扩张史，但宗教毕竟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也不是意识认同的全部。在上世纪中叶，民族国家独立以及“主义”盛行的时候，阿拉伯社会也不可避免的，作为“第三世界”的成员卷了进去。在这种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宗教”这种在古典时期划分阵营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阿拉伯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之后，阿拉伯社会大致分裂为了两块。一块是以沙特为代表的，保守的维护君主制的国家；另一派则是寄希望于，用符合潮流的国家制度，以及用政党制度包装起来的“民族主义”，实现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国家。虽然在具体的政体上有所不同，但两者都认为，“阿拉伯”这个民族属性的认同感，要比宗教派系来的更为重要。特别是后者，更不愿意自己的革命事业，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试图挑起阿拉伯民族复兴大旗的国家，恰好都在阿拉伯世界那条肥沃的，由尼罗河下游+新月沃地所组成的n字型地带上。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三国，都是其中的主力。事实上，这些国家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复兴阿拉伯文明，并非出于偶然。纵观历史，这条n字型的肥沃地带，一直都是诸文明争夺的焦点，直到西方殖民者出现时依然如此。相比之下，以沙特为核心的阿拉伯腹地，受到外来文明直接渗透的机会就少得多了。
    由于尼罗河流域和新月沃地并非完美对接，而是被地理分割在非、亚两洲。并且在地缘政治层面上，新月沃地的东端，插入了以色列这个受西方支持的犹太国家。因此在“泛阿拉伯主义”的大旗下，一度想结合在一起的埃、叙、伊三国，不可避免的回到了现实之中，接受了现有的国家格局。其中叙、伊两国由于紧密的地缘关系，在“革命”事业上也走得更近些。
    叙、伊两国紧密的地缘关系，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分别在伊拉克、叙利亚两国夺权成功（1963年）。大多数人听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这个名字，估计都是因为萨达姆。事实上最初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非只是一个国家政党，而是一个带有“国际”性质的政党（类型于早期试图解放全人类的GCD）。当然，它所试图解放的范围，是限定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在于，象其他带有无国界性质的政党一样，当它们能够进入一国的政治体系，并夺取政权之后，就不可避免的成为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工具了。
    我们今天说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历史，并非去探讨意识形态问题，毕竟这个问题不是这个帖子关注的重点。之所以简单分析它的背景，是因为在叙利亚执政长达四十余年的阿萨尔家族，正是在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借着“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崛起，而获得叙利亚最高权力的。这样一个大背景，对于阿萨尔家族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淡化掉他们什叶派的宗教背景，转而只需要“阿拉伯人”这个身份，就有机会进入核心权力圈了（想想竭力淡化掉民族主义的苏联，是如何“允许”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执掌政权的）。
    当然，毕竟阿拉伯世界还是有着很深的宗教情节。即使宗教问题，暂时不能成为左右政治走向的力量，但作为身份标识，还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于社会认知当中。如果阿萨德家族的周边，没有形成一个以其所属宗教派别为基础的核心集团，要想在叙利亚执政那么多年，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追根溯源的话，这一切还要“感谢”法国人。在当年西方殖民者瓜分世界的狂潮中，象叙利亚这样重要的地缘位置，自然也是无法幸免的。和亚丁湾、波斯湾地区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包括势力范围）不同的是，叙利亚是被法国人控制的。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不外有二：一是英法这对欢喜冤家，长久以来如影随行的竞争状态；二是作为地中海国家的法国，在与英国竞争地中海国家，多少还是有些地缘优势的。这些地缘优势，足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双方的海洋实力差距，并让法国得到阿拉伯半岛大部分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部分，则被英国控制）。
    法国的殖民历史，为叙利亚带来了两笔重要的历史遗产。一是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基于法国人自己一向认为，法国才是民主、自由思想的引领者。在他们自己把君主制丢入历史的垃圾堆后，也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中传导了同样的理念（英国人的控制区，就不会反对君主制了）。所以叙利亚在成为独立国家后，并没有经历君主制这样一个过渡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了政党政治阶段。也正因为如此，叙利亚人率先举起了阿拉伯复兴的大旗（“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就是这种“先进”思想的产物）。这也对后来的叙利亚、伊拉克两国的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笔历史遗产，就是什叶派在政治上的崛起。基于地缘平衡的“少数派原则”，法国人当初选择了在什叶派中寻找军事代理人。也就是说，叙利亚本身的军事力量，最初是被什叶派所掌握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什叶派”只是一个大分类，象所有宗教一样，它的下面还分有很多支派。在叙利亚什叶派中占大多数，并掌握军事力量的，叫做“阿拉维派”。如果说什叶派在穆斯林世界是属于少数派地位，那么“阿拉维派”在什叶派中，又是属于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了。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以后的叙、伊（朗）关系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局外人的法国来说，他们并不需要特别关注“阿拉维派”在什叶派中地位。在他们看来，这个长期受到逊尼派阿拉伯人压迫，又有一定人口数量的少数派（现在的比例，约占叙人口的12%），是最适合掌握叙利亚军队的。这样的话，通过垄断军事力量而放大实力的“阿拉维派”，就能够和人口占大多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达成平衡了。
    尽管独立之后的叙利亚，以民族复兴为名淡化了宗教派系的差别，但“阿拉维派”在军队中的优势地位却延续了下来。由于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长期以来和以色列的军事博弈，军队对于维护叙利亚“领土与主权完整”中的作用也愈发明显。这一切，最终都在叙利亚的政治权力分配中，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