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5节

    日期:2011-11-0701:02:33
    上一节说到,由于处在和阿、以博弈的前沿,叙利亚军队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掌握军队的叶叶派“阿拉维派”最终也掌握了政权。1970年通过党内“和平政变”,成为总统的老阿萨德(巴沙尔.阿萨德),之前就是国防部长。就军人又政变的方式取得最高权力,在世界政治史上可又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一个因国家安全而对军队高度依赖的国家,不暴发一两次军事政变,倒是不正常的了。不过有名话叫作“打江山易,坐江山难”,这句话套在夺权上位的军事将领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相比那些比比皆是的失败案例,依靠掌握军队而上位的阿萨德家庭,应该算是个成功者。而成功的原因,则在于能够在叙利亚内部达成平衡。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大权独揽的领导者(特别是军人出身),往往会倾向于把权力分配给和自己血缘、地缘关系最近的人,简单点说,就是任人唯亲。按照这个规律,老阿萨德在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后,应该把这些权力,逐级分配给同属于“阿拉维派”的“乡党”们,并又此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这样遴选出来的人和你的利益关系更为紧密,似乎也更为忠心;而坏处则在于,完全处于被忽视状态的其他群体,就会被整体推到反对派的阵营中去。这种战略上的风险,也随时有可能被你的对手和外部干预者所利用,成为终结政权的定时丨炸丨弹。
    既然我们说老阿萨德是个成功者,那么他当然没有走独裁者的那条老路了。他在政治结构上的安排,即兼顾了各方力量的平衡,又维护了自己的核心力量。具体的说来,为叙利亚的权力分配,制定了几个比例:政府部门的权力,按照各教派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分配。按照这个原则,在人口中占比最大的逊尼派穆斯林,得到了70%强的公务员职位。基于政府部门是普通民众所最为关注,也是接触最多的权力机构。这种安排已经足又让各教派,尤其是逊尼派教众感到满意了。
    虽然普通民众可能更关心政务系统的结构,但当代政治家们其实清楚,政治权力的斗争,其实主要是通过“党”这种组织的内外博弈,体现出来的。这一点,在没有君主的叙利亚尤为明显。因此在党的最高权力分配中,逊尼派和阿拉维派的比例形成了均势,即各占了一半。基于最高层党政合一的性质,最高国家领导层也同样遵循了这个比例。至于说阿萨德和阿维拉派,借以发家的军权(包括情报等强力部门)则作为核心力量,依然作为最后的防火墙,掌握在阿维拉派手中。而这也是最近几个月叙利亚局势紧张,但小阿萨德总统却敢于强硬对待反对派的底气所在(当然,派系无处不在,阿萨德派内部也同样存在不同的支派。那些强力部门的权力,也在他们之间作出了相互牵制的分配)。
    通过上述各项权力的安排,应该说叙利亚的政权结构已经尽力作到了平衡。并且让叙利亚的“即得利益阶层”,覆盖到了各个教派(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在这种结构之下,即使是有反对派出现,拉出教派矛盾,打着为多数派争取权力大旗的可能性,也被降到了最低。这对于出现少数派的阿萨德政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为了平衡叙利亚国内各方力量,阿萨德当年还有更为“创新”的设计(对中国人来说,倒不会感到新鲜)。这个创新基于阿萨德和阿拉伯复兴意识抬头所处的时代,正处在一个意识形态对抗的时代。美、苏所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在当时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作为东西两大阵营以外的国家,如果不想完全成为一方的追随者,是可以从两方面吸收长处,来用于自己国家的施政的。在这方面,非资非社的印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而叙利亚的“创新”则在于(相对于叙的基本政治架构,走西方路线面言),他在政治权力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议会”的设计中,按照“阶级”成分设定了比例。这个比例要求议员中最少一半,来自工人、农民。
    如果说之前的党、政权力划分,所考虑的是纵向切割叙利亚社会的“教派”利益;那么在议会中用阶级成分进行切割,就是在横向切割叙利亚社会,以赢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了。这种把权力在各个教派、阶层进行立体分配的巧妙设计,也使得阿萨德家庭成为中东最为成功的“强人政治家族”。老阿萨德甚至敢于用七年一次的“全民公决”,来向国内外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且在连续四届当选,直至2000年离世之后,由议会修宪支持小阿萨德继任总统之位(宪法规定总统年龄必须在40岁以上,而小阿萨德当时才35岁)。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再看看伊拉克的情况。作为和叙利亚地缘关系紧密,“革命”过程类似的伊拉克,阿萨德的这些经验,不可能不对萨达姆造成影响。但萨达姆最终还是没有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采用叙利亚模式,而是让自己所属的逊尼派一家独大。究其根源,还是与伊拉克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毕竟隔壁有伊朗这个刚刚进行过“伊斯兰革命”,由什叶派夺取政权的国家在。谁处在萨达姆的位子上,也很难把核心权力分配给这些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至于库尔德人要想平等的分得政治权力的话,除非他们肯接受成为阿拉伯的一部分(就象很多柏柏尔人那样),站在阿拉伯复兴的大旗之下。否则他们对伊拉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威胁,并不会小于那些随时有可能进行宗教革命的什叶派。从上述情况来看,萨达姆当初那种“任人唯亲”的选择也并非没有道理,但不能平衡伊拉克内部教派、族群矛盾的情况总是现实存在的。后来貌似强大的萨达姆政权,在美国的攻击之下如此之快的土崩瓦解,这也是重要的原因。
    虽然叙利亚、伊拉克两国,在权力分配的问题上,有着各自的选择。但作为阿拉伯世俗政权的代表,双方有一条共同的底限都是非常坚持的,那就严格限制宗教势力的发展,尤其是不能让宗教力量直接影响政治。如果极端宗教势力得以抬头,那么老阿萨德为叙利亚政权所设计的这些平衡措施,都是徒劳的;而萨达姆政权,也会遇到什叶派教长们的挑战。两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也会不可避免的演变为原始的宗教派系搏杀。先不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是一种社会退步,对于绝对少数派的叙利亚阿拉维派、相对少数派的伊拉克逊尼派阿拉伯人(相对什叶派阿拉伯人)来说,都会是灭顶之灾。
    今天就写到这了,祝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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