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5节

    在卡伦河与阿拉伯河合体的过程中,人类活动起到了加速作用。观察两河交汇之处,我们会看到在阿拉伯河的东侧,有一座伊朗城市叫作“霍拉姆沙赫尔”。大约是在一千年前,整个波斯高原和阿拉伯半岛,是处在阿拉伯帝国的控制当中(阶段是波斯化的“黑衣大食”时期)。为了打通两河平原与波斯高原的水陆通道,阿拉伯人在卡伦河与阿拉伯河接近相交的“霍拉姆沙赫尔”挖通了运河,正式将两大水系打通。这样的话,最起码从阿拉伯河中游核心城市“巴士拉”,一直到卡伦河下游核心城市“阿瓦士”之间,就可以通航了(阿瓦士以北的低海拔地区,以及底格里斯河下游,也有一定的通航条件)。这对于帝国控制波斯地区,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只是一条连接通道罢了。卡伦河的主要水流,还是固执的在阿拉伯河东侧,独立的流入大海。
    虽然在最初的时候,连接卡伦河——阿拉伯河的运河只是航运的一个选项,但到了19世纪末,波斯人发现卡伦河原有的河道,已经逐渐干涸,而他们如果再想航运出海的话,就不得不和阿拉伯人共用同一条河流——阿拉伯河了。从自然变迁的角度来看,两河合体的日子总是会来到的,只不过最初这种基于地缘政治改变水系原貌的做法,无疑加速了这个进程,并最终仍然在地缘政治上,体现出了它的影响力。
    既然阿拉伯河对于伊朗人来说,有了现实的地缘意义,那么波斯人和当时控制两河流域的土耳其人之间的博弈就再所难免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交锋,波斯人终于在1847年,通过和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埃尔祖母条约》,获得了阿拉伯河的通行权,并合法的控制了卡伦河口以南的,阿拉伯河东岸土地。而在随后的历史中,波斯人借着土耳其人疲于应对欧洲战事,以及伊拉克独立的机会,分别于1913年和1937年,为自己在阿拉伯河东岸的港口城市:“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争取到了部分阿拉伯河的主权。根据协议,这两个城市所对应的河道,国境线遵循主航道原则(否则伊朗的船就算靠了岸,也还是在邻国的国土上)。
    上述突破,显然并不能波斯人满意。因为航道仍然在伊拉克人的手中,伊朗仍需付费才能使用。更为重要的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在波斯湾的石油得到开发,伊朗需要由阿拉伯河的阿巴丹港运油出海的时候。所以,只要卡伦河口以下的阿拉伯河,不能以主航道为国境线,两伊之间达不成地缘平衡,而战争也就很难避免了。
    现在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伊朗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在卡伦河口以北,两伊的国境线是沿着阿拉伯河东岸而走的。也就是说,北段阿拉伯河的主权仍然归属于伊拉克;而在“霍拉姆沙赫尔”以南(包括城市对应的阿拉伯河)直至波斯湾,国境线则遵循的是“主航道原则”。伊朗人获得这个突破的机遇是在1975年。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那样,脱离“巴格达条约组织”,和阿拉伯兄弟一起对抗西方的伊拉克,由于地缘位置的关系,不得不处在和西方对抗的前沿。土耳其和伊朗两个“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则是为美、欧洲向伊拉克直接施压的棋子。对于当时的伊拉克来说,他必须应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在北部高原,一直有独立倾向的库尔德人。尽管从战略上来看,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伊朗,都不愿意看到库尔德人有自己的国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和美国人一道,从战术上利用这个少数派给阿拉伯人添乱;另一方面的压力,就是来自于伊朗对阿拉伯河的主权要求了。为了这个三百年的梦想,伊朗人甚至早就以自己的方式,将这条争议河流命名为“阿尔万德河”了(就象越南和菲律宾,也热衷于在南海地区以自己的方式命名一样)。当然,主权的争议,论的不是口头上的功力。最终支撑伊朗,通过1975年两伊《阿尔及尔协议》,达到目的的,还是美国的支持。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南部放弃一条河道的部分控制权,和伊朗交好,总是好过北部分裂出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好。
    单从两伊现有的地缘关系来看,现在的划界方式,无疑是最有利于地缘平衡的方式。但从历史来看,伊拉克方面无疑是觉得吃了亏的。不过很快,伊拉克人就找到了机会重新夺回阿拉伯河的控制权。因为伊朗暴发了革命(1979年),推翻了君主制。更为重要的是,伊朗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被视为异教徒的美国人,根本没有机会和这些取得伊朗政权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们继续同盟关系。相比之下,只是改变了政治体制,并没有让宗教势力上位的伊拉克,和美国重新达成谅解就容易的多了。
    如果伊朗上台的,不是带有浓厚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宗教势力,也许美、伊关系还有缓和的余地。但现实的情况是,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反西方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伊朗试图凭借它在宗教上的坚持,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旗帜。而伊朗最为重要的武器,就是他的地缘优势。一是足以影响国际油价的石油储备;二是因为岸线优势,而对波斯湾航线的控制力。在伊朗中断对西方石油供应,引发石油危机的情况下。美国人需要很快在中东为伊朗寻找到一个,与伊朗有地缘矛盾,又有能力和愿望出头的国家。而这个“重任”,就落在了伊拉克身上。
    鉴于4年前不得不与伊朗签订“卖国条约”的教训,伊拉克的政治家已经清醒的认识到,美国左右中东的实力。既然伊朗能够凭借美国的支持,实现自己对阿拉伯河的主权要求。那么同样,伊拉克来可以“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萨达姆被推到了前台(1979年),并成为美国亲密的战友。而伊朗则毫无悬念了,成为了苏联的盟友。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看来,1980年暴发的两伊战争,又是一场冷战中常见的代理人战争。但对于两伊来说,这其实是一场争夺中东旗手之位的战争。伊朗人强调的是自己穆斯林代言人的身份;而伊拉克人,则从民族的角度寻求突破,把这场战争渲染为一场,为阿拉伯人抵御波斯人入侵的民族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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