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娃

    生娃这件事是我记忆里最早的一件事，虽然时至今日已变得恍惚不清，但时常还可以记起。那时候，父亲在曹村沟边的小砖瓦窑做砖活，为了我们一家人的生计常起早贪黑，把东山的太阳背到西山。当然照顾孩子和种田的重担自然落在母亲的肩上。
    其实那个年代村里很穷，家里更穷，父母结婚后不久就被爷爷就分了家，家里没分下值钱的家当，属于我们的是一个黑木柜柜，一个红木箱子，还有一个脸盆大的小锅和碎的剩半截的老拴瓮。这样的穷日子一天天熬着，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很不懂事，一天到晚缠着母亲不放，还经常问一些没棱棱边边的怪问题，整的她没法做家务。其实，问的最多的就是：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问题看似简单而单一，但答案却亢杂不堪，总结了一下，答案的版本有以下三种。
    版一，生我那年，家里粮食很紧张，整天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好不容易熬到了麦黄，父母连夜割麦碾场，碾场时突然红光四起，石镂辏炸裂，我便从镂辏铁凹里蹦出来了。当然这年肯定大丰收。母亲说是我下凡带来仓神，从此再也没有断过麦面馍。其实我知道这是纯粹瞎编的传奇故事，只不过是母亲的渴求、想象、向往罢了。就时间而言，我的生日是农历四月十九，这时间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小麦才扬花呢，怎么可能是收麦碾场的农忙季节。小时候我还不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也不想反驳母亲的说法，其实我也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
    版本二说我是邻居家黑姨生的。据说她家一连生了好几个带把的，黑姨想要个妞，生下我一看是对头，就把我扔到沟边涝池岸上了，后来是母亲捡回来的。黑姨长着魁伟的男人身材；留着卷卷毛；烧饼似地脸，黑的像锅底。我从小就不喜欢她，或源于长相，也可能源于这段故事对我的影响，即使它不是真的。
    版本三，是母亲亲生的，我相信这才是真像，因为我的眼睛、鼻子、耳朵、身材、性格和母亲的距离很近。是她为了逗我玩，老把“是”说成“不是”，好几次气的我嚎啕大哭。
    后来我又逼着她讲是怎样生我的，我需要了解一个完整的生娃过程。那时候没有电视看，也没有什么玩具，就按她讲述的过程学生娃来耍。这游戏玩起来很复杂，听母亲说娃是两人才能生的，后来不管大人、小孩谁要是来我家，我就逼他跟我生娃。可后来母亲又说生娃是女人的事，与男人无关，就像公鸡一辈子也不下蛋，你一个男孩子耍啥不行。我说我会变成女的，于是头上裹上花头巾，穿上姐姐的红裤子和花花鞋，一切如法炮制。母亲说生娃是在炕后边铺上麦草，坐在上边生的，如同老母鸡下蛋要蹲起来的。至于铺麦草的事我相信母亲说的是真的，那个年代吃用紧张，没有卫生纸也甭说去医院，生娃坐月子都是在自家炕后边或铺上麦草，或撒上干面面土坐上去，以免弄脏被褥。于是我也如出一辙，铺上麦草坐上去，跟老母鸡一样眯着眼睛一动不动。后来觉得很安静，这样蹲下去没意思，得整出个动静来，于是做出痛苦不堪的样子，嘴里“吭、吭”个不停，就像蹲茅子拉不出巴巴一样。光这样折腾不能了事，我又把炕上的荞麦皮枕头包上头巾，抱在怀里拍拍打打，嘴里念念有词：“嗷、嗷，哄娃娃睡觉觉，娃娃不哭穿花鞋，娃娃哭了穿烂鞋。。。。。。”然后在炕上走来走去。
    像这样的游戏经常上演，直至有一天父亲发火了，一笤帚撇过来把我后腿砸了个青疤，至此生娃的游戏便从我一生中永远、永远地闭幕。
    后来不久，生娃这事连国家也不允许了，相关政策出台，全国上下掀起了“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热潮。我家是村里的重点手术对象，乡里下达任务：该扎的坚决要扎，能多扎就多扎，总之一定要完成县里下达的硬任务，数量一个都不能少。村里的大喇叭从早到晚不是喊计划就是放秦腔，一刻也不停歇。很快，村长牵头，村干部一大帮包围了我家。他们说像母亲这样是中国人口隐患，直接威胁到人类地球。母亲哭着不去，说让好人挨刀子不讲道理，父亲跟他们巨力争辩，队长一脚飞起便踢飞了我家粮簸箕，撒了一地的麦子全喂了鸡。闹腾了半天，村干部装走了我家二斗麦，母亲也被车拉走，随之便做了绝育手术。就在这次运动中三队的X莲莲被吓疯了，至今在村里仍疯疯癫癫，人们都惯以喊她“瓜莲莲”。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现在轮到我们这代人生儿育女了，我和妻婚后八年才生了一个妞。想想在现在这经济腾飞的时代，还是把经济搞上去，把人口降下来。因为11后更伤不起，生多了也养不起，还是就此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