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最早对深圳的认识，是通过八十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推出的那台名叫《九洲方园》的综艺节目，里面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对深圳的褒奖及讴歌。妙就妙在这些歌曲均为当红明星们演唱的超级流行歌。所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文娱境界大多数只停留在家中十几英寸的电视屏幕上，特别是东北地区，拧来拧去的就那两三个台，里面播什么大家都全盘接受并无条件地拥趸，可算亮出来个精打细做的《九洲方圆》，看得我们春潮暗涌、激情澎湃，我至今还能清晰记得第二天与同学们兴奋地回想了好几节课，歌曲我现在仍能张口就来：“晚风吹过来/多么地清爽/深圳的夜色/彻夜明亮……”、“深圳情也深嗯嗯/深圳爱也深嗳嗳……”、“你是行路人/我是行路人/一条漫长的路/两颗赤诚的心……”、“就这么风雨兼程……”等等，等等。
深圳与广州，很长时间内成为东北年轻一代的麦加圣地，那边是服装、发艺与时尚人生的教材范本；亦是浪漫、文明与牛逼无羁的不二法门。哪个哥们去趟广州深圳，有如取了经的唐僧似的立马佛光四面，金光灿烂地回到家乡，任何时候都可以摇头晃脑地讲经说道顺便大放厥词，把我们这些少年们听得都一愣一愣的。
这都是二十岁以前的记忆了。十年之后的如今，深圳傲然耸立于我面前，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深圳原来是口陷阱，容易让人丢老婆。自我看到郑眉留下的字条的那一刻起，我坚决不信她的离开是出于绝情，她也是东北人，东北人对情字捍卫颇深，并且东北人往往会在最终给你一个交待。所以，郑眉的突然出走且未给我交待肯定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这原因游移于东北人本身所应具有的本质之外，抑或她的怀孕以及致使她怀孕的这件事真的是在无辜的我面前无法启齿——而这件事本身相应说来所具有的罪恶感令她只能对我无颜以对！
或者，由于我们俩是媒妁之言的产物，传统婚姻的行为者，彼此的感情果真就基础薄弱？大厦将塌未塌时，任何溃损的痕迹都不会显露，而往往就在那惊天动地的一瞬，事件发生了，无人能及也无人能够逃避。对细节的回忆与分析占据我每一秒相对空闲的时间，在我无法摆脱的寂寞时空，郑眉依然。
郑眉的双亲也就是我的岳父母同我爸妈差不多，用他们的定义：知识分子。当初媒人介绍时的第一句便是你俩门当户对。她父亲是家乡建筑设计院的三把手，母亲在商业局，同我家一样郑眉也是一脉单传。几乎所有人都对我俩的婚姻组合给予支持和肯定，认为我们是天造地设、合情合理、比翼双飞的一对儿。婚宴那天，婚礼主持人用一口东北话把我俩夸得大瓜籽儿似的，就差没给我们安上对儿翅膀绕着吊灯飞了。当主持人提到“年轻美貌的郑眉现在就要成为萧家的媳妇，养育她成人的父母以后就得去女婿家看女儿了”时，我岳母和郑眉同时泪光闪闪，那场面煽乎得全场人都暗淡下来，我看见我妈妈也跟着垂泪。“但，新社会不是旧社会！”主持人话锋一转，“对双亲大人的孝敬是不分男女的，两位新人是四位老人共同的孩子，来，现在你们一起呼唤你们的父亲和母亲。”两声呼唤郑眉喊得凄苦幽怨，我岳母更是泪流不止……
让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岳父母打过电话来。半个月前岳父打过一次我的手机，问过得怎么样？我说一切都好，就是有些忙，“小眉也忙，我们每天见面都少。”我故作轻松地说。岳父告诉我两个电话和地址，是他两个大学同学的，目前都在深圳建筑行业任职。“有事你们去找他们。”岳父说，“萧寒，现在你们不在我们身边，夫妻两人要互相照顾，在工作上互相鼓励。”我连说是是是，我会照顾好小眉的。“还要照顾好你自己。”岳父说。
布吉镇的那个房东七扭八弯地打电话找到我：“萧先生，你抽时间来一趟，有你两个邮包，好长时间没来取了。还有你家的东西到底搬不搬走？”
我说“家”里的东西任由你处理，他说：“我处理了一些，但有部笔记本电脑我想是你忘在床底下的。”
我说：“送给你了。”
我还是抽空去取了邮单到布吉镇邮局拿到了妈妈寄过来的邮包。果不其然里面是大量的药品还有那台崭新的VCD机。回来时在帝豪酒店对面的天桥上有一少女兜售盗版碟，我问她有没黄碟，她眨眨眼说当然有，“价钱要贵一点的喔，二十五元一张。”我说来张过瘾的。
然后在楼下士多店要了瓶啤酒，安上VCD舒舒服服看黄碟，岂料是一部法国的悲情剧，好像还在国际上获过什么奖的，演的是一妓女和一流浪汉的故事。看到最后我被电影中所营造的凝重气氛感染得喘不过气来，关上机器还抚摸着那张碟的封面对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品咂良久。
李桑田的骨灰已带回家乡。他的去世在家乡日报社引起轰动，黄涛打来电话说社里领导探望了李桑田父母，还给了点钱，“虽然关系早已脱离了日报，但他毕竟是为日报做过贡献的记者。”黄涛引述社长的话，说报社同事们现在都认为深圳不是什么好地方，盗匪遍地、娼妓横流，“小寒我们都为你捏把汗哪，别为了那俩钱把不该付出的都付出去啊。”黄涛语重心长，“你和郑眉可要注意安全。”
我笑了，“这边没你们想像的那么严重，桑田的死主要是因为他酒后驾车。我现在在这边一切都好，就是工作要比在家时忙多了。”
《服务资讯导报》已经正式出刊，一周两期。与此同时，《深圳经济日报》也推出了一张名为《深圳早报》的子报，与我们差不多也是周刊制，总编原是《深圳经济日报》的副总编，黄总认识他。开会时黄总对《深圳早报》不屑一顾，称：“体制的现代化标志着产品的现代化，产品精良与否得看你的工艺流程是否跟得上这个时代。我们的体制是国内任何一家报纸都无法比及的，所以我们不要在乎对手是否强大对手是否优越。他们（《深圳早报》）号称投资七千万只是个数字，我们不在乎投资多少而在乎你的报纸值不值钱……”但究竟哪张报纸值钱目前应该说是昭然若揭，人家的新闻纸是进口的，樱孩是国内最好的，最起码看上去干净利嗦。而我们的《服务资讯导报》哩，虽然是在香港樱孩，但那是香港最次的樱孩厂，加上用纸图便宜买的边角余料，每期新出笼的报纸都像是在废品站里捡的。黄总的鼓动有一定积极意义，至少他能让我们想到奋斗成功的理由是我们有气势有魄力还有这先进体制的原动力。等到胡副社长发言就乱套了：“要好好地做，要不我真担心报社倒闭了该怎么办，像我们这些当社长当总编的很多地方抢着要，你们这些小编辑小记者哪有地方肯收留哩。”这话说得社长吴村脸上的赘肉直放光，他打断胡副社长，道：“我们的报社是不会倒闭的这敬请诸位放心，我们的报纸即将在海外公开上市，并且我们还有几家国内著名公司机构不间断地注入资金，《服务资讯导报》只会越来越丰满。将来我们要在深圳繁华区买一块地，建一座五星级的服务资讯大楼，大家都可以在那儿买房子，员工购房一律半价！”这话都没处听了，南方人的话也许可信可不信。换了吴村是东北人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少说也得讨顿揍。
作为一编组的主任，我每天早晨都要召集组内的五个人讨论选题，然后上报到黄总那里，经黄总汇拢、吴社长和胡副社长审批后再将选题发下来，我再按人分派活计。叶惠玲、曹雄飞都在我的一编组，自打上次叶惠玲说我“滚蛋”之后，她一直表现平静，没向我道歉也不主动与我讲话。我也不刻意去理会她，每次例会我都声音洪亮地喊：“叶小姐，请问你的选题是什么？”
但叶惠玲并未因我当上了主任而在我面前抑制自己的居傲之气，反之更加盛气凌人。并且在报选题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对别人或我的选题进行预谋地挑剔。时不时打断别人的发言弄出句：“这么搞的意义在哪儿？”我准备组港人北上珠三角地区因包二奶而推动了地产经济的系列稿件，叶惠玲冷笑着说：“真不知你弄这些是给香港人做二奶广告还是让房产商多建点儿二奶楼。”我平静的问她：“换做叶小姐怎么做这个选题。”她扭过头去看窗外：“要是我就根本不报这个选题。”我不再理她，对大家说：“个人认为这个选题是半透明的，这是珠三角的悲哀，更多的是社会经济差异造成的有违伦常的怪现象……”
预料之中黄总对我这个选题很是赞赏，“这类话题虽然不算复杂，但能在香港、内地人之间的道德取向和生活追求等方面挖掘出很多东西。”我正洋洋得意时，叶惠玲走进总编办公室：“黄总，刚才我报的关于深圳娱乐经济的选题不太好，我现在想出个好的来。”说着将一页打印纸直接递给黄总。这在工作程序上是不对的，得首先通过部门主任这一关——明明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黄总也发觉了，微笑着说：“叶小姐精益求精我赞同，但要符合工作程序，应该先让主任过目再由他转给我。今天我就先看了，以后希望按正常工作顺序来。”
叶惠玲靓丽地笑一下：“谢谢黄总。”转身出去。
我走到黄总旁边，一同看叶惠玲的新选题，她写的是关于名牌服装在深圳与香港价格的差异，里面罗列了好多服装的品牌还有对专对西武服装介绍稿件，还提到关于罗湖商业城里面假名牌的报道。
“这是广告稿件呀，黄总。”我阴阳怪气，“西武服装一览，这不是整个儿为西武做宣传？”
“西武服装不用宣传也够了，名气很大的。”黄总在上面签了个字，“不错，这个选题挺好。特别是关于罗湖商业城的报道，再不用一个月，这个商业城就该取缔了。”
2001年上半年中国加入世贸的一个瓶颈便是罗湖商业城。这是一家超大型的综合商场，专门面向港人，其地理位置占据了很好的商机，就在罗湖火车站西侧，北上港人一过罗湖桥就能直接走到这座商场。里面林林总总无所不包，最吸引港人的便是里面廉价又极度仿真的假名牌了，这里成了世界闻名的盗版集散地。据说美国人指名道姓要求中国政府取缔它，否则就拒绝在中国加入WTO的文件书上签字。听起来挺悬乎，但是有根据的。那年美国大片《珍珠港》还未在中国上映，香港《东方日报》就刊出一张大照片：一位靓女喜滋滋拿着张《珍珠港》剧照做封面的DVD，题目是《盗版〈珍珠港〉罗湖城价平至7蚊》。“仅仅一个罗湖商业城就有的做了。”黄总说，“你回去让叶小姐尽心组稿吧。”——聪明的叶惠玲又占了一个能让黄总感兴趣的先儿。
我悻悻地走回座位，闷头对叶惠玲说：“黄总同意你的选题，做吧。”
叶惠玲未答话，盯着电脑做封面。
你大爷的。我心里仇火怒焚，真想一拳砸烂她的粉脸。漂亮女人如果心思不正，再怎么靓也让人烦，要是现在有机会让我同她做爱的话，不如让我找条母狗干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