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者的回忆
麻书记看看大家都已放箸，便命人撤了桌椅，重新搬来炭火和椅子。又命人在那街上的铺子里寻来一些炒花生和铁锅砂炒的红薯干。大家就像过年守夜一样，一边围着炭火喝茶，一边继续听着老人讲他那憋了几十年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我以为对于来者来说，那是一种猎奇，一种追索和教育。可对于往者来说，虽然是一次痛苦的回忆和释放，但同时也是一种愉悦和享受。
这却是为甚？
救人于危难之中，这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它却成了一种罪过。为了这个“罪过”，几十年来，老者一直都在寻求一个可以陈述的机会。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没得机会，就是有机会他也不敢讲，因为讲了会杀头的；解放后，**来了他想讲，但却讲不清，因为他没有证据；文化大革命时，被抓在狱中他也想讲，但没人愿意听他讲，因为他只是造反派的一件战利品；劳改队时有人愿意为他讲，但却无法为他讲清。他好想讲，但是没有时机。
今天，机会终于来了，不用他人解释，终于可以说清了。那在心中积郁了几十年的怨屈，终于可以释放了。看看身边满头白发的老将军，说说与他有关的经历，未必不是一种享受和光荣。
于是，他不想漏下一点细节，便接着从那苦难的监狱生活开始，又给我们说开了。
雷锋山被抓时，我已五十一岁了。人说：五十而知天命。可是那年月，我也不知道有天，也不知道有命。只知道担惊受怕，像个猴儿，天天被人牵到这里斗，牵到那里戴高帽，挂门板，打锣游街，甚至陪斩。我怕突然有一天会被人拖出去，让人插上刑标，一枪毙了。但是还好，抓去后先是把我和一伙老师关在千山一中的一间窗户钉得严严实实的教室里，被人折腾批斗了一阵后，便就把我和他们一起送到了千梯山看守所。
啊呀，人说：千万莫犯法。我这才体验到了，为什么叫你莫犯法的味道。
一进看守所的大门，几个拿枪的警察打开油布蒙着的车棚，在车下大声的喊着：“下来，下来！快点！”
一伙人像畜牲一样的被赶下车，接着那刺耳的哨声吹得乱响：
“嘘！嘘！嘘……”
“按高矮排好队！排好队！”
自然，我是最矮的一个，被站在最前面，站在那山腰的水泥坪里。接着一个警察上来命令我们：“把裤带解了，扔在地上！”
把裤带解了？这是干什么呀？无奈大家只得遵命。纷纷将自己的裤带解下放在地上，裤子用手提着。这时，那警察又命我们把手伸出，像投降一样举着。有人不愿意，因为一松手裤子就要掉。那警察上前，用警棍敲着每个提裤子的手。然后，从上到下把我们每个人里里外外都搜了一遍，连钥匙扣也没留下。原来，这是进监房前的检查，为防止入监者自杀，裤带和其他物品都不准带入监室。
搜身完毕，我们又被命令到旁边的一个小桌上去登记。
“姓名、性别、年龄、家庭成份和职业。”那年轻的警察不看人，说话就像打棉花闹一样，非常节约时间。当我报到家庭成员和职业时，我不知道怎么报，我也没有成份？于是我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成份。”
“嗬，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成份？”那警察这才抬起头来看我，见我一副狼狈样子，先是吃了一惊。然后便问：“你是谁？干什么的？”
我没想改名换姓，我又没做坏事。于是，我便报了实名。我说：“我叫张宝昌，是雷峰山庙里的道士。”但我还是说了假话，我明明家在老苗河，是三代草药郎中，怎么是道士呢？我还是怕，怕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把我毙了。
“怎么跑这儿来了啦？”
“他们把我抓来的，说我是反革命。”
“说你是反革命？”那警察抬头朝我看了一眼。然后一边登记一边笑着说：“嘿，那倒也是，道士不算反革命还有谁能算啦？”
“六号监室。”
于是，我被一名警察带到后院一栋平房的六号监室。那警察打开一扇铁门，将我推进出，然后把门关上了。
啊呀，一股热牛尿的臊味扑鼻而来，差一点没让我憋不过气来。仔细一看，一只尿桶就放在门后。四周除了门上有一个小窗外，再无窗户。一间不大的监房。中间一条过道，两条固定在两边墙上的木板通铺上，坐了七八个人。见我进来，他们只是拿眼看着。既没表示热情，也没有表示反对。一个先来的人，把靠近尿桶的地方让与我。又从旁边拖过一堆像油抹布一样的棉絮，算是对我的友好。我抬头看看其他人，或是两人三人一伙，也有一人一伙的。胡乱的睡在里面，衣也不脱。揭开那被，一股脚臭味熏得人直作呕，我宁愿冷死也不想盖它。从此，我就被关在这里了。
后来又来了几拨人，我又把那尿桶边的位置让给了他人，这好像成了监室里的惯例，后来者又将那地方让与后来者。这是住的。
吃的呢？吃的也给你们说说，那吃的呀，冬天的菜，天天都是几滴浮油加萝卜、白菜。热天的菜呢就名堂多一点，我们简称是：“冬南海加三清汤。”什么叫“冬南海加三清汤”？就是清水煮冬瓜，清水煮南瓜，清水煮海带。
这样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年底，再就没人来问我。突然有一天警察在门口把我和其他几个人叫出去，推上一辆油布棚的卡车。我不知道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也不敢问。 那车没有窗子，后车厢门一关，漆黑一片，我们坐在黑暗里整整愁了一天。早上上车，晚上天黑后，押送我们的警察才打开车厢门，喊道：“到了。下车，快下车！”
“这是哪儿呀？”跳下车，看了看这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院，里面有几栋两层楼房。每栋楼的走廊外面都安装了铁栏栅，铁栏栅上面挂满了衣物。大家感到疑惑，不由自主的互相问道。
“站好，站好队！”那警察指着一个大个子说：“以他为准，排好队！”大家一边排队，还在一边打听。
“吵什么，吵什么？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可是，我是个从来没有站过队的人，看守所站队是从矮到高。这里又是以大个子为准，我不知道我因该站在哪儿。
“立正，向右看齐！”警察的口令全部下了，可我还在那里挤来挤去两头跑。
“怎么，都是大名鼎鼎的反革命分子，竟然连队都不会站？”
我没有吱声，便像看守所一样，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告诉你们，这里是大湖劳改农场。恭喜你们，从此，你们就在这儿接受劳动改造，不再游街挨批了。但有一条必须记住，那就是必须遵守农场纪律，好好改造，争取立功减刑，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
接着他们又要我们这些人作了一次登记，问我们的姓名、性别、年龄、成份和职业。我当然还是按照看守所说的一样，一点没变。不过这次登记和看守所登记有点不一样。一是分队，我被分到三中队，就是后来的三分场。第二个不同的是给我们这些人每人发了一件棉衣，一条单裤，一双胶鞋，一个塑料饭盒和一些生活日用品。房间里虽然是通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床棉絮。洗漱上厕所也有专门的地方，难怪那警察恭喜我们喏。这里和看守所确实不一样，条件好多了。不过所有的窗户和走廊过道都装了铁栏栅，外面的高墙上还安了铁丝网，听说晚上还通了电。四个角上还有岗楼，岗楼里一天到晚都有拿枪的解放军放哨。另外就是这里所有的牢改犯，都没有自由。军事化管理，天天要出早操。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吃饭，统一睡觉。上厕所都要报告。
不过，他们对我还可以。起初，中队管制人员见我是个残疾人，年纪又比较大，就让我看牛，我一个人看了三条牛。农场养牛和我们山里放牛不一样，一马平川到处都是庄稼，不让放养。吃了庄稼轻则扣饭票，重要加刑的。不过我还好，我没被罚过。我也没看好久的牛，后来，因为一件事，他们就把我调到分场场部医务室帮忙去了。
“那是一件什么事？”
“一件什么事呀，还不是我和有关的事。”
哎呀，我不知老者竟然如此健谈。而且思路非常清楚，从不说错话。自始至终我也没有听到他一句粗话、野话。非常像是一个深受教育的绅士。也许因为他们的家史关系和自身的修养，他本身就是一个善于言谈而在草药研究上造诣非常深刻的儒士。只是因为处于一种被压制的地位，时与命都没关照他，而让他沦落到如此境地而已矣。
接着，他告诉我们。平原因为水沟田地多，杂草多。所以，蛇蝎也多。经常有人在棉花地里做工或在夜间走路，多有被毒蛇伤害的。
那年夏天，农场一位干部到分场检查。晚上回去时，就在分场边的棉花地旁被一条银环蛇咬了，当时就不能动了。好在离分场很近，有人把他弄到分场医务室。医务室的医生一看到是毒蛇咬的，也没办法。他们平时也就跟犯人打打针，治治创伤，发烧什么的。于是，有人说我平时会扯草药，建议让我试试。因为我的职业习惯，平时见了一些草药我就把它扯回来晾晒在栏栅上，听得有人被蛇咬了，便赶紧锤了一坨草药给他敷上。没出两天，那干部就能下地走路了。就因为这件事，分场就让我到医务室给他们帮工打杂，治一些跌打损伤。后来总场知道了，就把我调到总场医务室去制药。一直到去年回来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