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
麻书记说：“一九四九年的秋天来得很早，这不是说解放了的意识啊。 这年秋天确实来得早一些。我帮老板去常德挑新米。七月二十九日常德解放，街上不卖米了，我光背着扁担从常德走了三天三夜才回到家里，一到苗河，镇上就已传开了：‘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解放军是哪家的啊？”山里人不知道解放军为何军，惊奇的问。
“就是当年贺龙的红军！”
“贺龙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俺老板一家人早就跑到台湾去了。”
“他们还走啵？”人们质疑的问道。
“还走什么？省里陈主席都和解放军签了协议，湖南和平解放了。人家北方解放区都在搞土改，分田地又分浮财。”
解放了！解放的消息一夜之间就传遍了苗河的旮旮旯旯。
不久，县里就派来了工作组。因为吴家大屋是苗河最大的宅院，又是最大地主的家产。于是，吴家大院便就成了乡政府和工作组驻地。
麻嗲因为是吴家的长工，出生雇农，根子正，很自然就当了工作组的通讯员。
解放了的山民们，妇女背着背篓，男人背着火铳，三三两两像赶集一样，自由自在的在吴家大院里串进涌出，说说笑笑，很是高兴。真的是改换天地了。
从前，你能进这大院吗？你没见，大门上的铁皮还钉了许多铆钉。据说当年日本鬼子都没打进来，只是用刺刀在铁皮上戳了几个眼，这院子牢固得很。平时你看都不敢多看一眼，门口的石墩上拴着狗呢。可现在，敞开大门进出随你。
人们说，天道变了，穷人当家作主了，有一天，连这吴家的财产和田地还有这大院都要分给穷人。
可是，没等大家分这房子。忽然有一天，镇上突然一夜之间驻了好多解放军，一色的谷黄军装。他们背着长枪短枪，也有背着机关枪的，一队一队的从街上走过，好威风啊。
有的说，解放军是来剿匪的。
有的说，桃源八区区公所被土匪给祸了，连报信的都没跑出来一个。如今乡政府被解放军接管了。果真没几天，乡政府军管会的牌牌就挂在了吴家大院的大门旁。乡里的干部也都配了枪，也有背火统的，挎砍刀的。吴家大院门口还站了岗哨。
怎么啦？又要打仗了？
人们开始紧张起来。但刮皮老三，却依旧整天在街上东逛西逛。一会儿跟在解放军的后面从街头赶到街尾，一会又在吴家大院的那些办公室门前这间望到那间，哪儿热闹哪儿去，闹得累了，吴家大院门口的两个石墩便成了他的板凳，像猴子一样蹲在那石礅上看着院里的人进进出出，悠闲着呢。
乡村集市，自古以来，就是乡亲们对外交流的唯一场所，或是半月一集，或是一旬一集，只要时间一到，满乡的山民们便像过节一般，准确的踏着节点，背着各自的背篓，或是贷市，或是易物，不用任何人去提醒，便从四面八方赶来一聚。即便是没有任何事由的青年男女、老少孩童，也都打扮得靓靓丽丽，或是尾随父母尊辈，或是鸡伴鸭侣，狐朋狗友，或是单影独枝，或是三五成群的在那集市之上闲逛一番。
这一天，正逢赶集。忽然，哐……哐……哐……。街头传来一阵锣声。一队解放军战士押着五个土匪从斗牛场，解放军的兵营里出来。
满街的赶集人，大人小孩都跟在后面看热闹。人们看到，解放军先是押着土匪在吴家大院门前的大坪里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土匪罪行。然后，游街示众，最后被枪毙在苗河街口下游的河滩上。
“张宝儿，你来干什么？”看热闹的刮三儿，正坐在吴家大院门口无聊的时候。只见里面出来一个头戴麻阳斗笠，背背篓，年约三十出头的汉子。便即迎了上去，诡秘的问他。
“找人。”张宝儿不愿和他攀谈，简单地答了他一句，便要继续往前走。看那阵势，张宝儿好像也不紧张当前的形势。
“你出来找死啊你！”刮皮老三拦住他的去路，厉声地对他说。
“么事？刮三儿！你莫吓我，我又没搞缺德事。”张宝儿还是不想理他。
“你的事你忘了？民国二十四年那模范和光洋的事儿你忘了？！”
“你……你莫乱讲啊，我又没做么事。”张宝儿听了急忙辩道。看那表情，刮皮老三的话戳到了他的要害。
“你没做？你没做未必是我做的呀？哼！”望着急急而去张宝儿，刮三儿恶恨恨地哼道。
背着汉洋棒地麻嗲，提着一个浆糊桶和一个抱着一卷纸张的干部从院里出来，一边在大门两边贴布告，一边警告刮皮老三说：“老三，解放了啊，你就安份点儿，莫找事啊！”
“哎！麻牯牛。”因为麻嗲年轻时，虎背熊腰，力气大，说他像条牯牛，做事一人当几人。因此有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牯牛”。又因为他姓“麻”，“麻牯牛”因此而来。刮皮老三听麻嗲说他寻事，便不高兴起来，找话回敬他：“你讲清白啊，我找事？我找什么事！背条破吹火筒，你屁股后头吊个死麻雀－－鸟（吊音）死哒。有么神的！我那时……”刮皮老三还要说时，忽然觉得说漏了嘴。便急忙止住，望着一本正经工作的麻嗲无话找话：“你也学会写字哒呀？”
麻嗲回头望了他一眼，没有理他，继续和那干部做他的事。
门口两边贴了两张公告，引来许多人驻足观看。有识得字的大声念道：“苗河乡军管会通令，凡於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担任过各级反动政府职务，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的国民党军、警、匪、特以及各种反动帮派，反动会道门派组织之人等。必须认清革命形势，自本通令发布之日起，七天之内到乡军管会投案自首，交待问题。否则，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
“论处？论处是什么意思啊？”有人不懂那意思。
“论处就是像河滩上那几个土匪一样，‘叭’一粒花生米，杀头。”识字者解释说。
“你没听到讲？抓住土匪和反革命分子解到区里就杀头。九区就毙了一个。”
“那这一张上头写的么呀？”有不识字的望着另一张公告对那识得字的问道。
“这一张啊，是告诉你，如今解放了，穷苦人翻了身，当家作了主人。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利用各种手段从事各种破坏活动，企图颠覆人民政权。人民政府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国民党敌特分子和土匪的破坏活动，保卫人民政权。”
在一旁听话的跟着一起附和着问：“检举坏人呐？”
“哦。”
“有奖没？”有人突然问。
那识字的人看了看问奖的人说：“奖就没讲。**好像不兴这个。当年贺龙在这里闹革命、斗地主、打土豪，检举坏人哪个兴过奖励唦？”
“是的”人们又开始议论了。
“只有国民党就这么搞。”
“哎民国廿四年，张宝儿和刮皮老三举报红军，乡里开那么大的会，奖了几百块大脑壳……”
“那**来了，解放军不杀他们啦？”
“那肯定唦。”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伙在人群中的刮皮老三听得人家议论他和张宝儿当年的事。忽然觉得毛骨悚然，生怕人们发现检举他。便悄悄的溜进吴家大院，从后门里跑了。
可是，没跑多远，他又停了下来，心想这事早晚是要穿包的。若是让人家举报，还不于他自己抢在前头，说不定还能立功呢。思想到止，他马上折转身来往回走。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军管会的办公室里。
苗河乡军管会就设在现在公社派出所的这个地方，也是两间办公室。
刮皮老三原路折回吴家大院后，怯生生的在军管会的门口望了望，一位身着黄色军装配着手抢的军人，正坐在办公桌前办公。见了便停住手问他：“老乡，你又找谁？”
“我不找谁，我是来告状的。”刮三儿回头看看门外其他的人，小声的说。
“不用怕，现在解放了，有党和政府给你做主，你告谁，你只管说。”听说是告状，又见他那付怕事的样子，那军人便急忙将他请进屋里，把他安顿在办公室边的条凳上坐下。然后，用自己的搪瓷缸倒了缸茶水给他，安慰的说。
他小声的说：“张宝儿是反动派，他有三条人命，杀的都是红军。”
“什么？！”那军人一听，如同惊雷，习惯的摸了摸腰间的手枪，神色非常严肃的问道：“谁？谁杀了三个红军？”
刮皮老三急忙回道：“是张宝儿杀了三个红军，不关我的事。”
“老乡您不用急，先坐坐。”那军人急忙出去，站在门口对着隔壁办公室喊道：“小解，你过来一下！”
“哎。”随急隔壁办公室里过来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军人，黄色的军衣口袋里挂了两支钢笔。
“洪政委，您叫我？”那个叫小解的年轻军人对站在门口挎着手枪的军人问道。
洪政委用眼睛看了看坐在办公室条椅上的刮三儿，对小解说：“这位老乡有情况反映，你帮助做做纪录。”
“哎。”小解从隔壁办公室里拿来一叠油印的十行稿纸，自己搬了张条凳，坐在洪政委的办公桌旁，他一边问刮三儿的话，一边掏出胸前口袋里的钢笔，开始纪录起来。
“老乡，您的名字？”小解态度非常和蔼的问。
“我姓葛，草字头的葛，葛小三，他们都喊我刮三儿。”刮三儿老老实实的回道。
“民族？”小解接着问。
“民族是么意思啊？”刮三儿不解“民族”字义，反问小解说。
“你是汉人、土家人，还是其他人？”
“我是老苗河的。”
“年龄。”
“我是甲寅年五月初五的，属虎，今年三十六岁。”（后来我翻过历书，上一个甲寅年应该是一九一四年。那么说刮三儿是一九一四年五月初五生人。）
“啊，您要说什么呀？”
刮三儿望着坐在一旁的洪政委说：“刚才我跟这位长官说了，我是来告状的。”洪政委朝他点了点头。刮三儿这才敢继续往下说：“张宝儿和我是一个寨里的，民国廿四年是他亲手杀了三个红军。好多人都晓得，乡民团开几大的会，还跟他发了五十块大脑壳光洋。”
“有谁证明？”洪政委在一旁插话问他。
“有谁证明啦？”这下把刮三儿给问住了，谁能证明呢？正在他找不着人的时候，麻嗲和那干部已从外贴完公告回来，刚刚进那大门，便被刮三儿一眼瞟见。他急忙回答说：“嘚，麻牯牛晓得。”说完便冲着麻嗲大声地喊了起来：“麻牯牛！麻牯牛！”
年轻的麻嗲一听，谁呀，他朝着喊声望去。是刮三儿在军管会洪政委的办公室里叫他。麻嗲心想，这家伙在这里干什么呀？于是，便非常严肃的来到洪政委办公室门边，见洪政委和小解在那儿，便向他们打了一声招呼：“洪政委。”
“啊，小麻，你进来。刚才这位葛小三老乡给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你能证明。”洪政委把麻嗲叫到面前问道。
“什么事呀政委？”
洪政委便把刚才刮三儿反映的情况，给他重复了一遍。麻嗲听后马上质问刮三儿说：“刮三儿，这事不是你们俩人干的吗？怎么又成了张宝儿一个人的事了，啊？！”
“不，我没干，确确实实是他一个人干的。”刮三儿急忙解释说。
“你没干？当年在这门口开那么大的表扬大会，就你们俩和吴文章，奖励了一百多块光洋，你就忘了？！”麻嗲指着刮三儿厉声地说。
“不，长官，真的是张宝儿一个人干的。我就是想混他几块光洋用哈。”
“究竟怎么回事儿！说！”坐在椅上的洪政委“呼”地站立起来，厉声的对刮三儿喝道。
“洪政委，是这么回事儿。民国廿四年，冬月间，那天正好逢集……”于是，麻嗲便面对着刮三儿，讲起了一九三五年冬天苗河乡发生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