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 从地头到炕头

    春节的时候，宋丽的二哥找到宋丽，说内侄女宋柯不想上初中了，像在县城找个工作，问我能不能找个人安排。县城没有非常像样的厂，工资也不高。但二哥不想让宋柯跑得太远，还是托我想想办法。我翻了翻班里信息表，寻找家长中可以拜托的。
    上学期的时候，一些家长偶尔来拜访，或者想问问学生在学校的表现，没有电话很不方便。那时候电话尚未普及，我们县能够用得上电话的家庭不多，不过因为一高这几年发展迅速，邮电局专门为一高铺设了一条光缆，于是每家每户都装上了电话。我们虽然是单间，也安装了一部，七位数字。经济发展了，电话需求猛增。各地电话不断升级。在郑州教育学院的时候，李胜利一次回来说那里的电话也上升到八位，我还不太相信，因为郑州市宣布电话号码升位还不到两个月。李胜利当即就给我打赌，谁输则请客。我认为一个县城升位不太可能，居然和他打了赌，汤泉中作证，我们三人到校门口那里打了个电话，是打给胜利同学的，用的是免提。结果很惨，我认输请了客。后来想想，我还是缺少必要的分析，他们县属于开封，人口和规模并不比郑州小，升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件事得了教训，不要轻易怀疑他人，有很多事情看似不合常理，但在特定情况下发生，是很难用常理推断的。
    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有两个是洛水的学生，家长很有头脸，每次看学生带的礼品很上档次，一个家长居然拿了几条中华烟。县城的家长则大多是工人或者小干部，也不知道能不能办成事情。我和常联络的学生家长打了几个电话，居然成了。是县城新开的一家食品厂，据说是和日本合资。他们生产的麦恩棒味道不错。我领着宋柯带着行李到了工厂报了到，环境还不错，工厂提供食宿。这几年我外出进修不常见她，宋柯比印象中长高了许多，渐渐出落成大姑娘了。她已经十六岁，虽然不到合法年龄，但那时的工厂并不讲究。我安置她有事找我，我骑车走了。
    春节一开学，学校就要求文理分科了。本来，文理分科是在高三才进行的，后来为了竞争，在高二进行。现在，为了应对更加剧烈的竞争，杨主任想王校长提出高一下学期就分科。王校长答应了，他希望走新路，凡事闯一闯。他还要求这次分科后高二不再分班，争取一分到底，实现大循环。这样，新春一开学，我们就分了科重新分了班。我们班的大部分学生都重新洗牌，很多都分到其他班了。王华上了文科，朱小青则重新分到我班。
    上半年我班成绩一直较好，所以我对班级管理也越来越有信心了。老师们互通情报，把学生上学期的表现相互交流。郭卫星看到我们班学生名单的时候，特意给我说了两个人，提醒我的注意。一个是女生何晴，一个是男生张军龙。我看了一下成绩，成绩竟然都在二三十名左右，按照常理，这些学生常常是班里的稳定分子，被学校列为成功带里的学生，应该不会有太大偏颇。
    老五郭卫星看我疑惑，就给说：“何晴着丫头很聪明，就是自恃太聪明了，有的不务正业，据说她正在给某个男生谈恋爱，不过我还没有抓到是谁。这个张军龙性格偏激，动不动爱惹事，你也要注意点！他们两个是我最头疼的学生，现在都集中到你们班了！你要注意点！”
    老五的告诫不但没有让我退缩，反而让我有了迎难而上的勇气。那时我很自信，认为可以改变很多人，这样两个学生，只能作为我以后成功的范本。而我则轻松地可以不再理会那个李喜的同学，他被分到老大的班里。李喜因为家里贫穷，父亲开学的时候曾带着贫困证明请求学校解决学费。杨主任就专门申请了学校，免了李喜的学费。开学的时候，我为了表示关心，还时常接济他一点，虽然钱不多，毕竟也是一种关怀。后来渐渐发现，李喜好像并不懂得感恩，他把老师的接济看成一种自然。而不好的是，他居然嫉妒别的学生家里的富裕，暗中偷吃其他同学从家带来的苹果食品，寝室其他男生因此也对他失去了基本同情。我找他谈了几次，结果收效很微，他反而抵触起来。
    开学后我特意注意了这两个学生。何晴个头不高，圆圆的脸蛋，皮肤很白，还是县城车站小学一个老师的女儿。她看上去很活泼，总喜欢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你，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乖的行为。张军龙是一个瘦瘦的男生，个头中等，眼睛里总是有一种不佩服任何人的神情。虽然性情有些傲慢，在我看来只是过度自我而已。
    我信心十足，认为收拾好这两个学生不在话下。但上帝总是对自负者以嘲笑，我后来几乎就落在这两个学生手中，差点丢了饭碗。
    据道听途说消息，知青们上山下乡的时候，常常一些女知青被村支书或者上级领导喊去谈话，常常从田间谈到地头，从地头谈到了炕头，故事的结果，黑漆漆的夜里，那盏亮着的灯光突然熄灭了，而女知青并没走出来。
    我不知什么时候和学生谈话的地点从走廊转移到了办公室，又从办公室转移到住室，一切看起来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