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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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上游一个接着一个地争，检查、评比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线，连续忙碌了十多天的袁泉，身体一下子虚脱了，病倒了。
袁泉躺在床上，浑身的骨节痛，动弹不得。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病，难道是瘫痪的前奏曲？他好害怕。
母亲急忙请来了医生。医生听了他的心跳，把了脉，看了舌苔。说：“没大碍，一定是从没搞过体力劳动，闷棍样没日没夜的在田里地里，身子亏得太多。”说罢，开了一些药方。听了医生的话，母亲的心放宽了些，袁泉也甩掉了包袱。
他在床上躺了三天。整整三天，连翻身都困难。三天里，云里雾里天上地下想了好多好多，每一个问题都想出了头绪，每一个问题都没有想出头绪。三天来，堂兄袁克勋和他谈了很多，开导了他很多，他的同学阳近江也几次看望了他。袁泉不止一次地向他们吐露了自己的心病，以后，我去干什么呢？难道真要当农民？啊，那是多么可怕啊……我要读书啊，我想读书啊……袁克勋和阳近江除了安慰，还能说什么呢？
前几天，阳近江去了一躺母校，李清瑞老师告诉他：全县出身不好的学生的试卷，一个都没有批阅，当然一个都不会录取，通知书都写好了，只是没有寄。
几天来，母亲不住地安慰他：“你会有书读的，小时候，一个懂面相的大爷看了你的眼睛、鼻子、耳朵、额头和手掌后，说你是一个读书的料，书读得越多越好，出息越大。还说你不适合卖力气。放心，既然你相貌上这么定了，会有书读的。”
医生的诊断没有错。袁泉又躺了两天，骨节的疼痛基本上消失了。这五天里，刘尚武来过一次，偷偷给了母亲两斤饭票。李长庚也来看望了两次，一次是给他送前几天答应过的四两饭票，第二次来只说了声“哟，还痛啊”就走了。袁泉和母亲都知道，这是李长庚要他去出工，因为干活儿缺人手。袁泉知道，他的迁移证已转回了生产队，生产队有权支配他。
双抢结束了，“傍着割谷刀吃几餐饱饭”的愿望仍是奢望。声势浩大的一个接一个的放卫星争上游迎检查告一段落了，“忙完一阵歇几天”的习俗也不能恢复。每个人还是天天要出工，早工晚工仍然一个接一个的不断线。每一个农民，已经是身心相当疲惫了。啊，连长营长团长们，让我们歇两天吧。啊，老天爷，让田里的谷杆儿密一点吧，把谷穗儿拉长一点吧，叫谷粒儿多一点吧。
阳近江从邮递员手中同时收到了寄给他和袁泉的两份通知书，他的信是省地质中等专业学校寄来的，厚厚的一叠，不用说是录取通知书。他高兴得心里狂跳不已。但袁泉的信薄薄的，里面只有一张纸，发信的地址是县招生办公室。不用说，没被高一级学校录取。他为袁泉感到好难受，袁泉受得了这个打击吗？本来，他是要蹦着跳着去向袁泉报告他的喜讯的，但是，这么做不是对袁泉的幸灾乐祸吗？和袁克勋商量了一会，决定压制一下自己的兴奋心情，两人一起装作平静地走进了袁泉的家。
袁泉明显地瘦了，也黑了，阳近江看着昔日白净的同学成了现在这个样儿，心里又是一阵难过。袁泉见了阳近江和堂兄，很高兴地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的通知书来了吗？”尽管他对录取已不抱希望，但仍存着一份幻想，如果阳近江的通知书来了，他也会有的。
阳近江只低声地像没什么事似的淡淡地说了两个字：“来了。”隔了一会儿才又说：“你的也来了。”默默地把袁泉的通知书递了过去。袁泉颤抖着双手接过这份薄薄的信，他不用拆看，什么都明白了。他知道，薄薄的信封里，装的是一张拒绝他入学的通知书。他久久地盯着薄薄的信，眼睛渐渐模糊了，只觉得眼前混沌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看不见。他只觉得他的心被一团乱麻堵住了。这团乱麻里，像是谁往里塞进了一团污泥，使他闷得慌、堵得慌、缠得慌、腥得慌、恶得慌。与此同时，这团乱麻又被一双无形的手把持着搓揉着，使他的心发出一阵阵的绞痛，使他的体温一格一格地降到了冰点。过了一些时候，他的眼前又渐渐清晰起来，他分明看见，他手里拿的是音乐学院的入学通知书！不，不是，是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不不，不是！是北京的上海的一所什么大学天文系、地理系的入学通知书！他呵呵了两声，哈哈哈地笑了。笑了一阵，他再次朝手里拿的这封薄薄的信仔细看了好半天，忽然，他的眼睛模糊了。渐渐地，又清晰起来。他分明发现，他手里拿的是一份法院的判决书，宣判他永远不准读书！他的耳朵里，一个声音和另一个声音乱糟糟地搅和在一起。“什么理由不准我读书？”“没有理由，就是不准你读书！”“为什么要通过法院判决？”“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胜过法律！”“我不是阶级敌人！”“差不了多少！”他不由得“哇”的一声大叫，脑袋里发出天崩地裂的轰的一声炸响，他感到他的脑袋被炸裂了，白色的脑浆伴着鲜红的血流到脖子上，又流到他的前胸、后背，直到泻了一地……他舞着手，踢着脚，口里不住地嗷嗷叫着，一下子瘫了下去……
袁克勋和阳近江慌忙把他从地上扶起，掐他的仁中，喊他的名字。母亲吓得跌跌撞撞地倒了一杯开水，抖索着手，端到他面前，袁克勋接过，小心翼翼地喂进他嘴里……
喂进嘴里的水大部分顺着嘴角流了出来。他的嘴唇无序地张合着，好像失去了神经的支配。他脸上的肌肉不住地抽搐，他的眼睛时而急骤地眨巴一阵，时而长时间的一眨不眨。几个人被袁泉的异样的状态吓得一时手足无措！
不知过了多久，他的身体才渐渐平静下来。他睁大了眼睛望着他面前的母亲、堂兄、同学、弟弟、妹妹，但他的眼前仍然模糊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慢慢地，他的眼睛挪动了几下，有点神色了。几个人都屈身向前，紧张地望着他。只见他翕动着嘴唇，似乎有话要说，母亲把耳朵贴近他的嘴，屏住呼吸，希望能听他说点什么，但他终究什么都没有说。近乎凝固了的气份憋得使人有点喘不过气来。蓦地，那双有神的大眼忽然间又无神了，顷刻间，泪水从眼眶里流了出来，开始，是一滴一滴，接着，是一串一串，然后，是后一串紧接着前一串连成了线。他没有擦，他不用擦，他也擦不了。此刻，他身体里的所有水分都变成了泪水，要从两个眼眶里一股劲儿地往外流，看架势，不把水流干不罢休！这样的哭，他的喉咙里没有发出一丝音响，他的鼻孔里也没有发出闷声，只是眼泪一个劲地流，似乎他的眼睛的功能是专为流泪而设计的。看着泪水从他眼中无节制地往下流，面前的每一个人分明听见了刷刷的流淌声，分明听见了哗哗的喧闹声！只见他的眼泪越流越急，越流越凶，似乎他的泪腺接通了一股山泉！母亲从未看见过有谁这样无声的嚎淘，袁克勋和阳近江从未看见过有谁的泪水这样长时间地从眼眶里奔涌而出，都吓慌了，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急得手足无措，只知道撩起汗衫帮袁泉擦泪，也给自己擦泪。
也许是袁泉全身的水分已全部转化成了泪水，且全部流尽，也许是接通泪腺的山泉已经枯竭，他终于把泪水止住了。他觉得好口渴，一连喝了三大碗水。止住了泪水，上下唇却在不停地张合。阳近江附上耳朵，听见从袁泉的嘴里发出的是“我要读书、我要读书”的嘶哑的低喃。渐渐地，声音大了起来，尽管声音嘶哑，却听得十分清晰：“我要读书，我要读书！为什么不让我读书哇……”母亲急忙凑近他，告诉他：“儿哇，让你读书，让你去读书……”
“假话！”他大喊一声，手掐着那份通知书，胡乱地在空中乱舞起来。然后，把那份还没有开拆的信“嘶”的一声撕开，又叠在一起，又“嘶”的一声，几个回合，信已撕得粉碎。他把信的碎片往上一抛，星星点点飘落了下来。
他的一双手上上下下又乱舞起来，舞罢，一双脚又杂乱地踢踏着。
过了好一会，他大概疲倦已极，终于安静了，头低垂着，双手软耷耷地搁在大腿上。
袁泉的这一番折腾，让袁克勋和阳近江出了一身虚汗，母亲早已吓糊涂了，只知一个劲儿地代替儿子念着“我要读书，我要读书”，又一个劲儿地骂该死的丈夫。弟弟懂得了一点什么，不住地轻摸哥的手，妹妹尽管肚子早就饿了，也懂事地没哭没闹。
袁克勋和阳近江捡起了袁泉撕碎的纸片，仔细地拼凑起来，他们希望袁泉收到的是一封在字里行间暗藏着需要人反复揣摩才能懂的天大的喜讯，他们希望这封未被录取的通知书上还包含有一种特殊的能耐人寻味的玄机。
他们发现，“因名额有限，你未能录取”几个冷酷的字像是判决书上的“证据确凿，罪名成立”。“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希望你安心农业生产”这句虚伪的温情话恰似判决书上的“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他们学过一些简单的法律知识，知道法院宣判后还有“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十日内上诉”的一根救命稻草。可是，袁泉的通知书上连“可以问讯”之类的字样也找不出。他们知道，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法律。那些两年前一个个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老师们，他们有“如不服本判决”的权利吗？
几个人就这么静静地坐了好久，最后，袁克勋和阳近江帮袁泉设计了未来的路：不要丢了书本，抓紧复习，明年再考。袁泉摇摇头，他不是成绩不合格。复习了，明年考得再好也是枉然。他是有着出身前科的人，如同竹笋，未出土，先有了节。
袁克勋说：“你可以自学。”
袁泉苦笑了一下，嘶哑着声音：“学什么？物理？化学？音乐？表演？天文？地理？可能吗？况且，自学了又去考，又去收一份名额有限的通知？不把我气死。”
阳近江说：“那么，文学呢？高玉宝没读几天书，不是成了作家？”
袁泉轻吁了一口气，说：“我的语文成绩不好，又最害怕写作文……”
阳近江说：“你总不能就此沉沦下去呀。”袁克勋也说：“这对你是一个打击，但也是促使你不甘沉沦的动力。”二人又劝说了一会，见袁泉好像接受了建议，便各自回家了。
严酷的现实就这样无情地摆在袁泉面前，一个冰冷的声音从遥远的空中向他传来，就像是一个法官在向他宣读判决：从现在起，你已经完全脱离了学校，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了，你要靠你的力气去养活你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你要有思想准备，你母亲的肺结核已经是晚期了，没法参加劳动，只能替你看看家。本来，她可以去省城，住在她女儿、也是你姐姐家里，那样的话，病可能能治好。但是，你弟弟妹妹怎么办？总不能一起搬到省城吧？你还只有十五岁，身高只有一米四，身子太嫩，骨架儿太软，值得同情。但那是没法子的事，谁叫你摊上这么一个父亲呢？你也不要过分地责怪你的父亲，他是因为各种客观主观的原因没法尽一个做父亲和做丈夫的责任的。他本来想立动，也有了立功的机会，可是机遇太差，天知道是什么原因鬼使神差地把他那个当司令的朋友调到台北市去了呢？世界上的很多事就这么诡谲，一点儿阴差阳错就会让人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你很聪明，你有天赋，你的大脑中枢的音乐表演的因子十分活跃，你对数理化十分敏感。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登过山，不知为什么，面对着地图，你对气流在山间的流动却具有独特的发现。你的一双眼睛尽管明亮，但却不是天文台的望远镜，可你偏偏能洞悉好几个星座的变迁。这一切，都说明你在这个领域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孩子。要是有专家对你的专长作专门的辅导，你的前景将不可限量。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两年前，那个周末的夜晚，学校的篮球场上，和你共演过《天仙配》的那个吕菡，曾偷偷地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要嫁给袁泉！他小我几岁不要紧，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女大六，王公侯”吗？只要他不介意，为了艺术，我等，等他到了结婚的年龄我再嫁给他！你知道吗，尽管她也很有表演天赋，她的高考的目标也是音乐学院或是电影学院，可是她的父亲是右派分子。去年，她也没有考取大学，现在当上了小学老师。现实就是这样无情地摆在了你的面前，这是一条灰暗的路，也许能有光明的一天。不管怎样，你必须走下去，你必须去面对，别无选择，逃不掉、躲不脱！
袁泉躺在床上，听着屋内屋外小虫的啁啾，听着母亲时而传来的咳嗽声，他睡不着，他又失眠了。这是他自懂事以来的第二次失眠，第一次是升学考试前，得知将他们这些犯有出身罪的学生全部集中安排在最后一个考场的消息后。今天，他想起了三年初中生活，啊，多么令人向往的学校生活啊，他虽然年纪不大，却有一颗百折不挠、遇难而进、努力向上的心。在申请加入共青团这个问题上，虽然几次都被团县委刷下了，但他的精神却赢得了老师的首肯、同学们的称赞。尽管有个别立场十分鲜明的同学常向他投以冷眼，但大部分同学仍始终和他亲如兄妹。有一个大他一岁的女同学是学校团总支的委员，在他第二次被团县委刷下后，给他写了封长长的信，安慰他、鼓励他，使他很快就甩掉了包袱，他因此私下里称她为姐。这一次对他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任何人安慰他鼓励他都无法让他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突然，他想起了那个约他去香港的同学。也许，那个同学已经去了。可是，他不能去，他有母亲和弟弟妹妹，他们不能没有他。“啊，我成了家里的撑天柱，不，我还是家里的檩条、椽子，我还是这个家的前柱、后柱，还是这个家的瓦片！哇，我成了这个家的整片天哪！”想起自己孱弱的身体，他禁不住浑身颤栗起来。
一个经受过风雨、历尽过沧桑的成年人，未必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沉重的打击。也许不断的挫折使他们从此委糜不振，也许连续的失意使他们干脆破罐破摔，也许无休止的磨难使他们乐于得过且过。本来，袁泉正在人生的长河里奋力驾驶他的生命之舟，他已经在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上确定了几个他的目标的终极港口。没想到，一股旋风将他这条船抛起，向岸边的一块突起的石块狠命砸了去！船破了。桨折了。桅倒了。既定的目标一个个从地平线上消失，跑到他无法看到的遥远的天国去了。好在父母留给了他一份百折不挠的遗传基因，他只有另寻目标，重新规划。第一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修好船，买好桨，树起桅。他知道，信念就是船体，毅力就是双桨，劲头就是桅。经过一番痛苦的权衡，他修复了船体，制好了桨，也重新竖起了桅，他要开始重新劈路了。只是这条河道上有好多急流，好多险滩，还有数不清的旋涡，数不清的暗礁。况且，这条河道上终年刮的是无影无踪的旋风。他知道，有史以来，这条河道曾不明不白地吞噬了好多条大船。世人因此称这条河为“奈河路”。现在，他必须面对这样的一条路了，他无法选择。
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必如此揪心。他还只有十五岁，是一个天真的少年。他不应该过早地为个人的命运痛心疾首，那不是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该解决的难题。但是，他不去解这个难题，谁为他解？他不痛心疾首，谁替他痛心疾首？当然，姐姐想为他解难，母亲更比他痛心疾首，可都没法让他跳出这个樊笼。父亲已经名存实亡的这个家，已经坍塌了，他必须用一个父亲的肩膀把这个坍塌了的屋子顶起来。他必须用一个父亲的双臂做这个家的撑天柱。父亲虽然已名存实亡，但一层厚实的阴影却如磨磐般实实在在地罩在他头上。这个无形的磨磐将在他、他的母亲、他的弟弟、他的妹妹，、甚至还包括他的姐姐的头顶上时时如影随形。
啊，上帝派他来这个世界报到，是出于什么目的啊！
其实，他也可以就此沉沦下去，浑浑噩噩过一辈子的人不是也有乐趣吗？
这个想法仅仅一闪，“混蛋！”他马上粗暴地骂了自己。
他没有了退路。他必须硬着头皮、咬紧牙关拼命一搏。面对着残酷的现实，他必须尽快成熟起来，必须尽快适应这个环境。他知道这将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他不由得又想到了读书生活，在读书这条路上，他肯下功夫，走得很顺。是呀，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上肯下功夫，当然能取得可喜的成绩。如果在这条路上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失败或失意，他会笑着面对，因为这些失败和失意是以后获取耀眼光环的铺垫。现在，他好比是一条在水中畅游的鱼儿被人活生生地抓上来，丢进一条几近干涸的小沟逼着它向前游路动一样；好比是一只在水面拨动清波要从小河的东岸游向西岸的鸭子，活生生被人强制着赶上架子逼它飞到对岸一样。他就是这条小鱼，他就是这只鸭子。上帝造就了人，给每个人设计了一个桶，希望每一个人把人生的这桶水装满。却又故意让这个桶留下一块短板，目的显然是为了检验这个人对人生的态度。袁泉现在面对着这块短板。初中二年级放暑假后帮助黄坡公社搞双抢深耕的二十天，让他和同学们一想起就毛骨悚然。回家十多天来参加放卫星的所见所闻，一想起就叫他心跳加速。现在，他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可以免受春播秋收之苦了，只有他和几个可怜的犯出身罪的同学龙困沙滩。应该承认，从古到今，农民的确辛苦，但这样的辛苦是季节性的，忙完了春种，有一段休闲的日子，夏收后，又要清闲一阵。秋收秋种的时间最长，也不过只有一个月两个月，虽然累，虽然忙，但闻着稻谷香，心里就乐。忙完这两个月，又要歇息一阵才去挑土筑堤。可现在呢？打着让农民丰收让农民登天堂的旗号，逼着农民不分季节没有日夜且食不果腹的干苦役，世世代代与种粮结下深厚感情的农民都要逃离这个现实了，何论他这个正渴盼读书的新一辈！
记得班主任李清瑞老师常对同学们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这个家那个家，都是靠了自己的刻苦努力才成功的，并且靠自学成功的比例最大。老师还说，逆境中的自学者比顺境中的成才者要付出多得多的艰辛与努力，而做到这点，最大的困难是自己能不能坚持到底。他又想起了两天来袁克勋和阳近江劝他自学的苦口婆心，他的思想渐渐明晰起来。是的，我要自学，不让我去学校读书，我就自己找书来读，我一定要刻苦努力，实现我通过读书获取成功的价值！但是，学什么呢？唱歌？不行！跳舞？不行！学表演？也不行！数学、物理、化学呢？更不行！研究天体地理？想都别想！想想吧，成了农民，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十八个小时在田里地里，整天汗爬水流、直着嗓子拉吆喝，能让你有时间有精力干那些？不说你是怪物就是上天的好了。思过去想过来，一遍又一遍，他把自学的科目排了一个队，最后，他把目标定在读书这个领域的短板上：文学。读书时，他也爱读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中那些感人的描写激动不已。他也想写出一篇好文章，无奈每次作文总是咬烂了笔头也想不出美妙感人的语言。他叹道：文学与我无缘。现在，他要和文学结缘了。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他想过，如果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一篇散文，或一首诗，那该是多么风光的一件事，有稿费，还有名。如果发表多了，成了一个作家，不就是成功了吗？
思考了整整一个晚上，他觉得，在农村里，要自学，只有文学一条路。只有这条路，才可以抽星星点点的时间把星星点点的书本上的知识星星点点地聚汇在一起。他决定走这条路。
鸡叫三遍的时候，他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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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荆港市图书馆。同学非常热心地给他办了一张借书证，他开始贪婪地读起来。
白天，从天亮到擦黑，是出工的时候，只要不下雨，晚上十点以前也是打夜工的时候。于是他盼着下雨。煤油是按计划供应的，每户人家每个月只有三两，他用墨水瓶做了一盏小巧的煤油灯，他把光拧到仅够辨认字的亮度。
他第一次认识了莎士比亚，他被莎翁的语言艺术深深地迷住了。他把莎翁的美妙的语言抄写在本子上。
他读雨果、读托尔斯泰、读高尔基、巴尔扎克、海明威，还读周立波、赵树理、郭沫若、艾青、贺敬之，还读朱自清、孙犁、严阵、顾工……
几个月过去了，他读了好多好多文学作品，也对好多好多文学作品进行了分析研究，但是他却叹息了一声，对自己的智力又一次下了结论：搞文学确是他的弱项。若是数理化、地理或是音乐、表演，他不光一看就会，一想就通，往往还有超前意识啊……现在，总不容易开窍……没法，只好咬着牙艰难地啃这块硬骨头。
白天太劳累，晚上看一会儿书就打瞌睡。啊，人为什么一定要睡八个小时呢？若是只需睡两个小时该多好啊！他想，古人读书能头悬梁、锥刺股，我为何不能？他从壁上掉下一根细线，细线下面系一个小纸夹，用小纸夹夹住几根头发。一旦打瞌睡，头一低，头发被纸夹夹着，钻心的痛，好，瞌睡吓跑了。
瞌睡有办法赶跑，只是饿火难以浇灭。特别是静坐的时候，空空的肠胃似乎憋足了劲闹腾着他。有时候，他试图从家里的罐呀柜呀凡是可盛东西的大大小小的器皿中能找出点儿吃的。有时候，他喝了满满一瓢水，想以此缓解肠胃的闹腾。但这都不中用，水把肠胃灌满了，肠胃对他的欺骗行为更加不满了，咣咣咣地胡乱搅动着，直搅得他双手紧紧地按着胃部。啊，人要是一天只需吃一两饭该多好啊！啊啊，人要是能冬眠该多好啊！只需吃一两米，就不会挨饿了。能够冬眠，把冬眠时没吃的粮食腾出来放到冬眠醒后，也不会挨饿了。
悬了十来天梁了以后，他忽然发现走路有点打晃了，干活儿的时候也打不起精神，脸色也憔悴了。母亲以为他病了，忙请来医生。医生把脉看舌苔后，又用听诊器探了他胸部腹部，没发现什么异常，待到看他的双眼，才发现眼眶周围的一圈淡淡的黑晕，又一眼看到从壁上吊下的一根细线和桌子上的书。医生明白了：“孩子呀，你可不能学古人头悬梁呀！……不错，古人为了多读书，悬了梁、刺了股，也借了萤光。但是，你可知道，他们可像你一样白天那么劳累？可像你一样餐餐吃个半饱？可曾像你一样，小小年记就要养家？……你这样没命的读书，真不要命了？身体一旦垮了，怎么办……读书是个细致活儿，要循序渐进哟！”医生说完了这些，感慨万分地自语道：“多么好的一个孩子呀，父亲的历史把他毁啰……你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休息几个晚上就好了。”
袁泉只得听医生的话，一连几天，收工回来吃了就睡，精神果然好多了。但他的心里却不安起来：我不读书了？我不能读书了？那还我活着干什么？
宋二叔的家离袁泉的家不远，他的七十多岁的娘常来看望袁泉的母亲。她从袁泉母亲的口中知道了袁泉的情况，安慰了几句，回去了。过了一会儿，老人怀里揣着一个小包来到袁泉的家，把小包打开，是半碗绿豆。老人告诉袁泉的母亲，为了活命，她的媳妇和孙女出工时，衣服上都缝了两个口袋，不时地把地里快要成熟的这豆那豆、麦子谷子掳进口袋里，回来后用手搓，拿木棍杵一阵，再用瓦罐煮，就能填肚子了。她告诉袁泉的母亲，从田里地里偷偷掳粮食回来，女人们最利索。像你儿子袁泉这号人，是没法弄到手的，所以就饿的慌呀！
宋二叔的眼睛不好使，却为他近距离掳豆掳麦掳谷创造了掩人耳目的条件。他从娘的口中知道了袁泉的情况后，不时地让娘给他们一些吃的。
母亲对袁泉说：“要记得人家的好处，日后要知恩回报！”袁泉岂能不知，宋二叔送来的仅仅是半碗豆、半碗麦糊，在都饥饿着的日子里，这样的情可比天和地！
一天，宋二叔偷偷告诉袁泉的母亲：任道庆抓去劳改了。因为他从事务员的箩筐里舀了两斤米，一餐吃了。说他抢劫粮食。这而今，说了吃不饱都是犯法，何况他是从箩筐里舀米。
袁泉听了，倒抽了一口冷气，母亲筛糠似地发抖。
宋二叔劝他们不必担心，任道庆是从装米的箩筐里舀的，我们是从地里捞的，二者性质完全不一样。
宋二叔的话给了袁泉一颗定心丸，他麻着胆子试着干了几回，无奈每次干的时候总担心被人发现，每次尽管只弄回几小把，母亲高兴得什么似的。
十多天没看书了，袁泉的心里好不自在。
吃的菜里没有油，每餐的饭只能吃个半饱。姐姐每月的十块钱有时也中断，治疗结核病的简单的药物雷米封也有时中断。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了。那天，她挣扎着到荆港市人民医院做了透视，医生告诉他：左叶肺已坏了一半，右叶肺的边缘也开始坏了，必须抓紧吃药。母亲闻言，伤心得哭了，她舍不得死啊！她要看着她的大女儿大女婿如何风光，她要看着儿子袁泉是如何出人头地，她要活到她的小儿子有出息的一天，她要活着看到她的女儿是如何热闹体面的出嫁！为了治好这个该死的病，本来，她可以长期住在大女儿家，但五岁的小儿子和还没有一岁的小女儿谁来照顾？况且，大儿子袁泉也不过十五岁，还是个孩子，还是个要人照顾的孩子，怎能把这一切留给他呢？她也知道，在省城工作的大女儿有两个孩子，工资也不高。为了保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每个月都给她寄十元钱，以便她买药，补贴家用。但因女儿也常常入不敷出，家里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没法按月给她寄钱，于是，她就不得不断药了。
发给社员的饭票越来越少了，一个男正劳力一天十二两（十六制），妇女只有十两，十岁以下的儿童只有六两。李长庚和刘尚武鉴于袁泉为拉吆喝出了力，给他按一个正劳力的标准发了饭票。全家人一天一斤半米都没有，怎么办？为了活命，家家户户开始漫山遍野寻野菜，读小学的孩子一律放下书包，整天挎着篮子寻觅在沟港边、小路旁，见了一点儿青的绿的，一起掳进篮子里。
袁泉家里没有人寻野菜，只靠他，可他不认识野菜。彭幺叔特地打发他老婆带着袁泉在沟边路边寻，告诉他，哪样草的根煮了就可吃，哪样菜的茎和叶需煮了再沥干，然后才能吃，哪样草有一个白色的根，看着漂亮，却有毒……
到了收割晚稻的季节，农民们饿着肚子割谷，谷子没割完，亩产三千斤的消息就在县广播站播了。农民们听着广播，饿着肚子望天。
周焕友的一亩二分密植高产试验田，收了三百四十斤谷，比正常田里的产量还要低。
高产试验田收割的那天，曾爹爬不上擂鼓台了，是几个人把他抬上去的。他在台上擂了几下鼓，鼓声嗡嗡的，没有半点力度，像是鼓槌在鼓上擦。后来，连擦的声音也没有了，人们长时间没听见鼓声，便一同往擂鼓台望去，便看见了曾爹的一尊雕像。曾爹死的姿势很好看，也很威风，双手紧握着那根细细的鼓槌，双眼圆睁，盯着那面鼓，是一个狠命擂鼓的形象的定格。读得懂曾爹雕像的人都知道：那样儿，分明是在怒问大鼓：你交代！老实交代！为什么不让谷增产？交代！曾爹的擂鼓比不上留声机放音乐，周围田里的谷穗不领他的情，不但没有长高长壮，反而焉焉的，大片田里谷杆儿稀稀拉拉，谷穗儿疏疏散散。曾爹死的神色很可怕，嘴张着，头发蓬乱，胡须像黄麻，双腿肿着。曾爹死后，他的孙子哭得很伤心，但他的儿和儿媳仍没回来。
曾爹只有一个儿子，也只有一个孙子，儿子媳妇炼铁去了，不知为什么还没回来，别的地方炼铁的可都回来了啊。祖孙两天天盼着他们的亲人回来。后来，听说是他儿子在山上砍树的时候被树倒下来压死了，儿媳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妇女，见丈夫死了，悲痛欲绝地骂了一句“遭天杀的炼钢！”受到了斗争，不几天，疯了，现在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曾爹一直将信将疑，他希望这是不安好心的人放的狗屁。
他的孙子只有十岁，正是吃长饭的时候，可一天六两米不够他点心。那天见孙子眼睛浮肿，带着去看医生。医生叹口气，悄悄说：“孩子是饿的，医院里天天都有来治浮肿的人，全是饿的，不用吃药，吃药也没用。”曾爹吃了一惊：饿的？医生又点点头，把声音放得更低：“上面不准医生把这话告诉病 人。告了就要犯罪。”
从那天起，曾爹把自己的饭票大部分给了孙子，自己每天只吃二两饭。白天寻了野菜，带到擂鼓台上，嚼几根野菜，槌一下鼓。日子一天天过去，曾爹的身子一天天瘦下去，但他仍然必须天天擂鼓。
曾爹死后，再没有谁去擂鼓了。隔了几天，擂鼓台也拆了。大大小小的干部们也都知道：老百姓寻野菜不需要擂鼓助威。
宋二叔对袁泉说：“栽下的谷子缺肥料，又没有培管，男女劳动力都去伺候背时的高产试验田了！喜得彭幺叔那天说了几句直话，不然，俺百姓今年只有喝西北风了！”
寻回了野菜，却没有刀切，没有锅煮，刀呀锅呀去年就收去支援炼钢去了。百姓们只好把野菜在锄头和锹的口上磨断，再放在一个瓦罐里烧火煮熟。啊，要是把锅呀刀呀还给老百姓该多好啊！啊，要是人和牛和羊一样能吃青草该多好啊！有人曾偷偷议论：食堂拆了，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但是，不！营长连长在开会的时候说：现在有一股歪风，说什么要拆散公共食堂，这是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分子妄图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说什么也不答应！公共食堂不能拆，这是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
食堂里开始蒸双甑饭了。把二两米蒸熟以后，再放点水，再蒸一次。据说这样蒸出来的饭比原来的要多。这样蒸出来的饭，重量比第一次蒸的要多，但是却稀一些，且完全没有了饭的味道，农民们都知道是哄人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寻野菜野草上。
妇女们干的大都是锄草一类的活儿，加上她们的眼尖、心细，寻野菜的优势令男人们望尘莫及。锄草时，发现可吃的野草野菜，弓腰扯了，装在腰间特制的口袋里，半天就能寻几大把。袁泉虽是个娃娃身段，终究是男劳力，干的大都是挑呀挖呀一类的活儿，碰上野菜的机遇比妇女少得多，只好在出工收工的路上捡拾一点，分量自然少得可怜。不过，在所有的男性社员中，他又是一个另类了。母亲不得不拖着病体，喘息着咳嗽着，也到地头田边寻找可以填肚的菜草，无奈成效不佳。母亲又逼着六岁的小儿子去寻，弟弟也知道寻的野菜多了可以把肚子填得充实一些，但玩的天性又使他忘了肚饥的难忍，回来后，免不了挨母亲的骂，只有妹妹，饿了只知道哭，只知道捧个碗在嘴里啃，母亲常忍不住给她一个耳光，然后抱着哭一阵。
12
熬到了八、九月间，地里的大豆熟了。妇女们寻找着各种机会捞地里的大豆。回到家，，把从地里掳回的大豆剥了，丢在罐里，煮熟后，津津有味地吃起来。闻着从别人家里飘来的豆香，母亲责怪儿子为什么不弄点回来，袁泉心里正窝着火，听了母亲的唠叨，忍不住大声吼道：“都去死吧，我有什么法子！”说罢，呜呜地哭了起来。母亲也知道错怪了儿子，只应该怪她自己，不免也流起泪来。
彭幺叔的老婆刚从地里搂了豆子回来，特地来到袁泉家，把她搂的豆子丢给袁泉一把。她要袁泉去地里偷豆，还交代了注意的一些细节。没有时间让袁泉发怒，一个家，四张嘴，都朝他张着，他必须为此劳心劳力。袁泉咬咬牙，趁着夜色，溜出了门。一路上，他总是战战兢兢，他没想到当小偷还是一件十分累心的活。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他一步一探，眼睛睁得大大的，向四周搜寻是否有跟踪他的人。有人说过，当小偷的“偷黑不偷月，偷雨不偷雪”，说的很有道理。有月亮，容易被人发现，下了雪，会留下脚印。只有月黑头，没人发现你，只有下了雨，雨声才能遮住脚步声，且能模糊脚印。
往大豆地里去，必须经过队屋边。队屋里，睡着保管员，守护着队里的粮食及生产资料。忽然，他听见了轻轻的脚步声，急忙伏到路坎下。他发现，从队屋里出来了一个黑影，脚步轻轻地向他起来。渐渐近了，他从黑影走路的姿态，知道这个黑影是倪甫辰。黑影背着一个包，沉沉地，走到他面前时，还轻轻地咳了一声。他越发肯定：是倪甫辰！他知道，倪甫辰从队屋里撮了一包粮食！他没有做声，也不敢做声。待到倪甫辰走远了，他才从路坎下上来，急急走了。社员们从地里偷捞大豆，他倪甫辰直接从仓库搬！他忿忿地想。终于到了大豆地，只听见地里有轻轻的沙沙的响声，哟，早有人捷足先登了。袁泉拍拍胸，抑制住呯呯乱跳的心，一猫腰，钻进了地里。不让一家人饿死的强烈愿望给了他胆，也给了他劲。他拼命地尽量让手灵活地从大豆梗上往下刷着一枚枚大豆荚，他的头上冒出了汗，他的心跳也在加速，他顾不了这么多，只知掳、掳、掳！
忽然，远处传来了抓小偷的叫声，袁泉吓得差点儿叫出声来，急忙钻出大豆地，跟着另外两个也是从大豆地里钻出的人影一溜烟地往路上跑了。但是有人被抓住了，黑夜里，只听见倪甫辰的骂声：“娘的，你这个狗地主，敢到地里偷粮食，这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叫你偷叫你偷……”只听见一阵竹棍抽打在皮肉上的啪啪声，接着传来了被打者的哀号：“倪队长、倪连长……饶了我吧……下次再不敢了……哎哟……哎哟……”听声音，袁泉知道是潘光文。不由得心里涌起一股怒火，你倪甫辰才是真正的偷，比在地里偷粮食可恶十倍！凭什么装人又装鬼！任道庆只舀两斤米都判了四年刑呢！
周焕友接到公社通知，要他马上把棉花王抬到县里去报喜。
一连好多日子，周焕友高兴不起来.一是他的密植试验田的产量不如一般田里的产量，二是他的棉花塔上的一百多株棉花硬是不为他争气，小小的棉桃吐的絮犹如一个犯咳病的人嘴里吐出的白沫。为了从塔顶上摘棉花，要搭梯才行。可是，专门负责培管棉花王的一个人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了下来，伤势虽不十分严重，却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有专人对这个棉花塔上摘下的棉花作了记录，共六斤四两，折合皮棉两斤多一点，可以用来做几块垫孩子屁股下的尿片。不过，倪甫辰帮他细细安排后，又一点都不着急了。
他买来了一根细细的有四米长的杉木条，派人从各个生产队的地里挑选了十多棵长得高的棉株，拔起来，削去根，把棉株的底部削成一个45o的斜面。再喊来几个妇女，用细细的麻线将棉株绑在杉木条上，又将从地里摘回的一个个吐了絮的棉花壳钉在枝丫上。八个妇女整整忙活了两天，终于将二十多根棉株“长”在了杉木条上。再从学校喊来教美术的老师，调好和棉花杆的皮一样的颜色涂在杉木条未遮住的部分。三天过去了，棉花王终于铸成！，倪甫辰又出了一个主意，用几根细树扎一个架，把四米多高的棉花王固定在架子上，两人抬着，两人举着写有“棉花王培育者周焕友”的红色横幅，再派四个人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往县城报喜去了。一个连同周焕友共九个人的报喜队走进了县城，在县城人奇怪的目光中登上了大会堂的台阶。许是两个抬棉花王的人饿昏了的缘故，在登最后一个台阶时，脚步抬得不高，一下摔倒了。人摔倒了不打紧，要命的是把棉花的主“茎”咔的一声摔断了，周焕友如丧妣考地哭着跳着蹦着。
从县里灰溜溜地回到家，已是夜里十点半了。周焕友通知各队到大队报产量。
队长和会计们一个个先后到了，他们热情地与周书记打招呼，周焕友一个都不搭话
后面到的几个队长，都被周焕友狠狠地打了几竹片。被打者一个个大气也没出。。
最后一个跨进大门的队长是柳成树和他的队会计，没容二人进门，只听倪甫辰吼道：“跪下！”
柳成树和会计刚跪下，早有几个先到的队长按倪甫辰的安排，把二人架到了台上，紧接着，皮鞭，棍棒雨点般砸了下来，打得二人哭爹喊娘。
周焕友站在一旁，冷眼观察打人者的用力度。
约莫过了 半个钟头，周焕友一挥手，打人的仪式便停止下来，打人者和被打者都坐到了台下凳子上。
周焕友说：“我们上报的产量低了，各队今天要重报产量，平均亩产必须三千斤。还要具体到哪一丘哪一块，最高的亩产是多少，比去 年增产了多少，都要有明细账。让上面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实事求是的。”
队长和会计们一下子都蒙了，前几天报的产量本已经夸大了好多，今天要再报？但谁都不敢说，为了不挨打，会场上算盘珠拨得脆生生乱响。
不一会儿，一组组数字报上来了，大队会计一合计，得，平均亩产三千五百二十三斤了！
几天后，粮店催交公粮的人来到了汕湾大队，对周焕友说：“周营长，你们应该征收的粮食是五万五千斤，因为你们获得了大丰收，决定征收八万六千斤。”
周焕友心里默算了一下，全大队一共才收五万八千斤。但他很干脆地点点头：“交！照数交，就八万六千斤！”会计悄悄问：“那怎么交法？”
周焕友想了想，说：“就交五万六千斤吧，我们给粮店打个三万斤欠条，明年再补交。”
会计问：“不留种了？”
周焕友咬咬牙：“不留！”
社员们用了整整四天，把仓库里的五万多斤谷子全挑进了粮店。十天后，又从粮店借回了六千斤救济粮。
所有人都没有做声，只有彭幺叔愤愤地叹道：“哎，俺农民的命真贱啦！像大人玩小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