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节
第八夜，水坝果然被大水冲开了，险情危在旦夕，这个时候他本该堵上大坝或做别的补救措施。他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但他是家中的独子，他若死了，便没人赡养父母，一念之差，就转身就逃走了。幸好水坝虽然被冲开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他却因此丢了选调生的身份，并从此与主流社会无缘。
当时本想留在广州，因为广州有同学，但刚到火车站广场手机就被人偷去了。以前总听人说广州太乱，他本来还半信半疑，手机被偷后就相信了，再不敢呆在广州，就来了深圳，他一直到现在还记得，那年深圳的冬天格外冷！
他在深圳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医药代表，国家的政策是医院自己负责财务，药品实行各个省招标。如果药品统一采购，实行公费医疗，国家要补贴。也就是说，国家把这个包袱放在了老百姓身上，让病人成为鱼肉，医生成为刀俎。医药代表就是利用现行的“医药不分家、以药养医”的格局生存的。
没做医药代表前，还以为平价药店药品己经很便宜了，因为医院更贵，做了这行后，才知道平价药店也是暴利，现在的医疗制度实在太腐败了。有的药进价才几毛钱，但卖出才常常几十、几百元。
比如一盒极普通的药，从药厂卖到一级代理商（全国总代理）为１。５元；全国总代理将其转卖到各地二级代理商（多数为私人承包）的价格为５元；二级代理商卖给医药公司的价格摇身一变成了３０元，其中２５元的差价费包括给医生的处方费１２到１５元，药房统计员的统方费２到３元，还有给医药代表的提成３到８元，其余则为二级代理商自留利润；医药公司卖给医院的价钱为３５元，其中５元为医药公司中介搭桥费用；而医院最后卖给患者的价钱为４５元，其中１０元为医院自留利润。价钱较之出厂价己翻了３０倍，据说成本低得可怜。
出厂价１。５元的药就可以卖到４５元，至于出厂价１５元的药，最少都要卖到百元以上的。病人进医院看病，医生开药，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支药都是有回扣跟着的。医生给病人看病开什么药不是取决于药品疗效，而是看哪家医药代表给的回扣多，药价越高回扣越高，拿得最多的就是科室主任和所谓教授级别的，最高的每月可拿十多万。当然，做手术的医生是不屑于拿这些回扣的，因为病人家属的红包早就把他们喂饱了。
张声翔接触过的所有医生都有车，还是好车。单纯按照他们工资条上的收入，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车。特别是中午时分，不少医生连白大褂都来不及换，就开车走了。很多时候，他们是被利益相关的人请去消费了，这些消费，很多是由医药代表请的。
在公司老医药代表的引导下，张声翔仅做了半年，月收入就达到一万元了。但他却毅然辞了职，辞职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因为他还没有丧尽天良：“看到病人如获至宝地拿着医生开的处方抓药，我心里就特别难受，真是应了那句话，‘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辞去医药代表后，他便开始从事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虽然他有理论知识，但珠三江这边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识，是个人都能做，专业性不强，流动性就特别大，反正中国人多，你不做还有别人做。更重要的是，身为人力资源工作者，他竟然不站在公司的立场去压榨工人，有时还为工人说话，这是做人力资源的大忌，所以他在一家公司从未呆满过一年，直至辗转进了樱之。但明天，他不知道自己又会在哪里？
说到这里，他唉声叹气地猛灌了大半瓶啤酒。对于我们打工者来说，每当谈到前途的话题，许多人和我一样心情沉重。在这个城市，我们只是被视为创造ＧＤＰ和利润的机器，而不是这个城市的一员。虽然大多数财富出自我们之手，但我们没有事业，没有家庭，没有生活，没有未来。我们活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两边却又都靠不了岸。我原以为只有一线的工人如此，没想到身为樱之厂人事部招聘组长的张声翔也不例外。
日期：2018-08-0313:07:21
我不知道，是深圳这个城市让我们心情沉重？还是打工生活让我们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亦或是，整个中国都失去了统一的、明确的方向？
张声翔喝得太多了，但我和王磊怎么劝也劝不住，他总是回签：“别管我，我心情不好。”
没办法，只好任由他喝。桌上的气氛一时有些沉默，我偷偷瞟了王磊一样，没话找话说：“我在樱之厂上班，但总感觉特别别扭。虽然我知道厂里这些日本人并没有参与那场战争。但对他们的仇恨，己经渗透在我的血液里了，所以感觉很矛盾。”
王磊犹豫了一下，摇摇头：“不能一概而论，我始终不喜欢那些对所有日本人的人身攻击，特别有些人张口就是‘所有日本人都是什么什么’的行为，除了表现骂人者的粗鲁以外，对日本人没有任何杀伤力。连动物界都讲弱肉强食，何况是人？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反省和完善自己，让历史不再重演，而不是一味迁怒于别人！”
我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但还是梗着脖子说：“我就是厌恶日本人，以后也不会喜欢。并且，听说日本国内反华势力也好严重。”
他宽容地说：“我们应该厌恶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分子，而不是所有的日本人。日本有反华势力，中国不是也有反日愤青吗？”
我立刻释然，但还是心存疑虑道：“那樱之厂的日本人有反华的吗？”
他笑笑说：“怎么说呢？日本人在中国，一般都是小心翼翼的、心怀畏惧，因为他们来中国是赚钱的。但一旦回到日本，他们就会变得嚣张起来。
我没好气地说：“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在自己国家赚钱，偏要跑到中国来？”
他叹了口气说：“日资是外资，外资在中国设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第二是，外资在中国设厂国家有许多优惠政策，比如前三年不需要交税，即便三年后交了税，国家对外企的税收政策也放得很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优惠，但对国企和民企就有许多限制，所以这边大厂几乎都是外资、台资、港资或合资。有些外资厂就是瞅准这个漏洞，在一个地方投资三年后，赚了钱，换了地方继续；第三是，虽然中国有劳动法和工会，但劳动法形同一张废纸，工会也是高高凌驾于普通工人之上，主要为资方服务。你想想，沃尔玛在世界各国都是拒绝加入工会，但偏偏同意加入中国工会，这其实也间接反应中国工会并不是为工人服务的。沃尔玛就是知道在中国设立工会实际上是为企业服务的，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矛盾的，所以才会加入。再加上现在几乎是无官不贪，所有在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的低工资、低劳动保护，超时工作，在中国都可以实现。”
我郁闷极了，但还是嗫呶着问：“那日本人好相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