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上，平埔族和大肚国都只是在台湾的地缘政治史中，匆匆露了一面。在这里拿出来解读，一是为了管中窥豹式的，了解一下台湾原住民历史；二是让大家对台中和中台湾的地理结构、地缘位置有个更清晰的了解。真正能够在台湾地缘政治史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始终是有“国家”为之背书的岛外力量。公元1642年，击败西班牙王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了全台湾岛的统治者。看起来，能够阻止荷兰人坐实台湾的，就只有来自海峡对岸的力量了。
然而此时统治中央之国的大明王朝，正陷入最为危急的时刻。在帝国的核心区，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所代表的农民军，正是各地攻城掠地，动摇帝国根本；在长城以北，皇太极领导的清王朝，取得了“松锦之战”的胜利。满洲人的这场决定性胜利，不仅将大明王朝的军事力量彻底逐出了山海关以北地区，更标志着清王朝，接下来的目标将是逐鹿中原。两年以后，在李自成的进逼下，崇祯皇帝在紫禁城的后山以身殉国，享国二百七十六年大明王朝，正式宣告终结。这一变故，不仅使得大明王朝的长城防线瞬间瓦解（吴三桂降清），更让满洲八旗在明朝终结的公元1644年，就得以入主北京。
304年后的1948年，中国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又上演了相似的一幕。在锦州战役获胜的东北解放军，并同样只花了数月时间，便通过“平津战役”的胜利，帮助红色政权成为北京城的主人。只不过，这一次在关内承担瓦解任务的，不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农民军，而是同属红色军队序列的其它野战军。
中央之国在17世纪中发生的这一幕，以及300年后的地缘政治轮回，似乎可以向我们揭示两个道理：一是中央之国的政治博弈、王朝更迭，自有其地缘政治上的规律可循。以“地理为经，历史为纬”的地缘研究法，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掌握这些规律；二是在荷兰人经营台湾，包括击败西班牙这个竞争对手时，混乱的中央之国应该是没有政治力量，会去关注这块化外之地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地缘也好、地缘政治也罢，影响其走向的地缘因素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就17世纪的情况来说，在大航海时代的助力以及日本的贸易需求下，中国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民间海上武装集团。换句话说，即使大明王朝崩溃，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强大的民间海上武装集团，也未必会坐视荷兰人对台湾的占领。
在民间海上武装集团的做大过程中，大航海时代的助力尤为重要。研究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早在元朝时期就已经以“倭乱”的面目出现的。只不过，基于日本的地缘位置原因，这一影响的范围主要是包括朝鲜半岛西海岸，以及中国北方沿海的黄海地区。及至16世纪，葡萄牙人“帮助”激活中国与欧洲的直接贸易后，环中国海的博弈局面，开始出现了结构性变化。由于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欧洲市场所额外发生的巨额利润，相当部分都流入了中国东南民间资本手中。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以闽南为核心的中国东南民间海上武装集团，实力了发生质的飞跃。16世纪中期，在东海海域纵横的“假倭”，取代在黄海海域为乱的“真倭”，便是这一变化对地缘政治的显著影响之一。其后，大明王朝在无力解决东南海患的情况下，招安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民间海上武装集团，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更是使得这一变化上升到，影响中央之国地缘政治版图的层面。
就“招安”这件事来说，通常的套路都如那本造反圣经《水浒》中所描述的那样，被招安者最终消融于他们的洗白过程中。这并不是说，被招安者只有死路一条，只是说中央之国的集权体系决定了，他们无法再作为一个能享有独立军事自主权的集团继续存在。在郑芝龙之前，明朝政府所招安成功的多股海上势力，都被分化瓦解了。不过，大明王朝的风雨飘摇，给了这些民间海上武装另一个选择的机会，那就是与前者达成事实的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关系，简单点说就是一方面接受中央政府所授予的官职，并在政治上成为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在军队招募、粮饷供给上完全自主。换句话说，被招安之前的私人武装及其所维持的海上贸易体系，在结构并无变化。在以“公司”模式开拓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欧洲人看来，上述模式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只是在集权体系下的中国，这样的合作通常只存在于乱世，并且被招安者往往会急于抛弃过往不容于正统价值观的生存模式，让自己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
明朝政府之所以最终选择和郑芝龙合作，包括实际允许其拥有私人属性的军队，在于经营海洋与陆地实有很大的不同。在海洋之上，经济收入并非如陆地上那般，由固定的田产计算出来，而是通过贸易通路的垄断来实现的。劫掠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并非是海上经营的常规手段。为过往商船提供武装保护，并收到一定比例的“保护费”，才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保护甚至不需要具体落实到每一次航行上。在郑氏海上帝国做大之后，由郑氏发出的令旗成为了环中国海商船的护身符。一旦因受到其它势力攻击而遭遇损失后，护身符的发放者甚至会第一时间对船主给予经济补偿，以维护自己的信誉。
这种看似很黑社会的做法，本质与政府收取赋税，并承担维护秩序职责并无二致，所缺少的无非是一个官方认证罢了。中央之国在17世纪中期的政治乱局，以及海上贸易的繁荣，客观上都为东南民间海上武装提供了展示政治存在感的契机。公元1628年，一直在各方势力间游走，并已做大成环中国海最大民间武装的郑芝龙，正式接受明朝政府的招安，成为了帝国海上秩序的实际维持者。依靠这层官方认证，郑氏海上贸易帝国不仅得压倒其它同样背景的竞争者，还拥有了与荷兰人对角的资本。
上图：中台湾地理结构图
高清图址：
www.gzlytj.com/Upload/admin/2018-1-296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