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7节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中、荷两股海上势力几乎在同一时间登陆台湾，是基于已经达成的协议（郑芝龙亦是在1624年抵达台湾，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授予通事之职），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双方的确是存在事实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来自原住民的压力，是双方得以合作的原因之一；合作瓜分中、日，乃至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份额，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有能力富庶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弄到货源，包括提供大量商船，而荷兰人则可以拓展贸易市场及提供军事支持。
事实上，双方的合作深度，远不止于上述两点。就开发台湾的问题上来说，有国家为之背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开发台湾的人力，而被明朝政府视为海寇的闽南走私商人们，又有能力从自己的家乡招募到足够的劳动力。不过如果来台的中国人，仅仅是种植粮食作物，那么他们的存在对于荷兰人的意义是不大的。对于商人来说，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用，才是他们渴求的。
在西方殖民化全球的过程中，生产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曾经对全球人口分布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那些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是为了给种植园提供劳动力；那些“下南洋”的中国人，亦有很大部分是作为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园的劳动力，被引入南洋诸地的。对于荷兰人来说，允许甚至主动招募中国人前往台湾落户的重要原因，在于两个甜蜜的字眼—蔗糖。
解读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的扩张时，我们曾经就蔗糖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在当时华、荷双方关系中的基础作用，作过深入解读。在香料贸易逐渐衰弱之后，蔗糖一度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往欧洲的主要商品，并由于赚取了巨额利润。而爪哇岛甘蔗种植园（包括蔗糖加工厂）的兴起，以及华工、华人资本的大量涌入，本质上源于郑成功对台湾的收复。换句话说，早在荷兰人决心经营台湾之时，这些精明的海上马车夫，已经发现中国人不仅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农夫，还掌握了高超的制糖技术。
就与西洋人展开贸易这一点来说，荷兰人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葡萄牙人同样曾经与中国海上走私商人们有过合作，比如郑芝龙就是在澳门受洗成不一名不那么虔诚的天主教徒的。问题在于，为了示好明朝政府以获得澳门的居留权，在官军与海盗发生冲突之时，葡萄牙人往往更愿意跟官军队站在一起。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是入主菲律宾之后的西班牙人。不过在吕宋岛发生的几次事件，影响了中国人对于西班牙人的信任感。
基于与澎湖的地理距离，源自闽南地区的移民在台湾占据了主体，今之所谓“台语”，在语言学上亦被视为闽南语的分支。不过隶属广东，与闽南相接“潮汕”地区，同样在东南海疆开拓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说起来，闽南、潮汕两地也是颇有渊源。实际上，作为广东三大民系之一的“潮汕人”本身便是源自于闽南，潮汕话亦是属于闽南话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闽南方言”的覆盖范围，并不止于闽南地区，以至于有将这些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地区乃至海外的，操闽南话者，合称为“福佬民系”的提法。
当然，从板块划分角度看，潮汕地区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并不能被视为闽南板块的次板块。最早在台湾沿海寻求力足之地，并经略海上贸易的，很有可能是潮汕人而不是闽南人。这当中的代表性人物叫作“林凤”。不过这位籍贯潮汕（具体为饶平县）的林凤，最引人注目的事迹并非发生在台湾，而是在菲律宾。公元1574年，在西班牙人立足吕宋未稳之时，林凤所部5000余人（60余艘船只）攻入马尼拉，试图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这个基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明朝水师的围追堵截之下，这支被视为海盗的民间武装，在澎湖及台海沿海已经难以立足了。
尽管一度攻入马尼拉，甚至击毙了西班牙派驻的总督，但在坚持数月之后，林凤还是在西班牙人的攻击下，不得不撤回台湾海峡，不久之后便从历史记录中消失。这次为很多中国人所扼腕的远征之举，与其说是一次战术失败，倒不如说一开始在战略上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与英国海盗们的“奉旨私掠”不同的是，中央之国并没有海盗们的存在的政治空间（除非被招安，转而代表朝廷）。为了打击这股海盗，明朝政府甚至在马尼拉之战中，向西班牙方面派出武官表明态度。
战略上的腹背受敌，使得中国民间海上力量对菲律宾的政治开拓，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后来的历史中，还有一位随郑成功入台，并在台湾开拓史中发挥作用的闽南籍林凤（具体为东山县康美镇康）。两个林凤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时间，前后相差了差不多90年。只不过在很多资料中，这两个林凤的事迹被混为一谈了。顺便说一下，这种乌龙事件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后羿射日”故事，其实也是混淆两个人的事迹。一个是三皇五帝时期，身为“尧”的射师的“大羿”，也就是传说中嫦娥的丈夫；而所谓“后羿”，则是在一度夺取夏矯hong王权的，来自东夷“有穷氏”的君主。
回到我们的主线上来。尽管曾经与中国海盗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在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中心，拓展海上贸易版图的过程中，华人和华人资本仍然西班牙人不得不倚重的对象。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苏丹控制之下的马尼拉，便已有通过华商展开了与中国贸易记录。及至马尼拉成为西班牙亚洲贸易的枢纽点后，华人在马尼拉的数量开始急剧扩张（仅1588年，马尼拉城的华人就有将近2万）。这种尾大不掉的情况，引发了西班牙的人忧虑，尤其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后，西班牙人很清楚，这些意识形态顽固的中国人，很难像那些菲律宾土著一样臣服于天主教（即使接受了洗礼）。换句话说，西班牙人判断，如果中国政府愿意给予他们以政治支持，这些旅居于马尼拉的华人，几乎是肯定会听从召唤的。
公元1603年，一则关于中国皇帝准备远征马尼拉的谣言，引发了一场针对华人的屠杀，前后持续达3个月之久，据信有2万五千余名华人死于这场屠杀之中。悲哀的是，虽然远在北京的明朝宫廷获知了此事，但却并没有这些海外华商远征的想法，毕竟无论是擅离故土也好，经商为生也罢，都为天朝上国的礼法所不耻。针对西班牙方面的“严厉”谴责、教化，以及“断绝海泊”的威胁，成为了明朝方面的最终态度。
相比更注重王权统治和意识形态的西班牙人，商人定位的荷兰人要显得务实的多。这也为他们与中国人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很多中国海盗船，甚至直接受雇于荷兰人，以袭击前往日本和中国沿海贸易的西班牙商船。这场关于海洋的争夺，同时也延续到了台湾岛。至于此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