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2节
日期：2017-08-2814:33:09
2017/8/27
【关键词：君主立宪，马来联邦，马来属邦，马来亚联合邦】
荷兰人更加纯粹的商人属性，使之在17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有些“唯利是图”的属性，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今天大家会看到，一些前殖民地居民会怀念大英帝国曾经的统治，包括精英阶层以受封英国“爵士”为荣，但在荷兰人殖民最成功的南非、印尼，却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种对殖民者的认同，好似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将之称为“被殖民综合征”并不为过。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技术角度，分析下大英帝国为什么能够更加成功。如果把政治视为一项管理工作的话，那么它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在“分权”与“集权”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英国的成功之处，在于打造了一套适合自身特色的平衡体系。这种平衡反映在政商关系上，就是即可以通过高度授权的“东印度公司”进行扩张，同时也没有被商业阶层所绑架。
从结构上来说，经济无疑是政治的基础，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则需要统筹考虑各种因素，以期维持社会的运行。任何为单一力量所主导的政治体系，本身都面临着瓶颈。荷兰这种纯粹由商业阶层主导的“现代商业共和国”，与威尼斯这类“中世纪商业共和国”，乃至“迦太基”这种“古典商业共和国”的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没有办法被更多的人，尤其是被统治者产生国家归属感。一旦觉得不能从联邦中受益，组成“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那些省，甚至会毫不犹豫的脱离这个体系。
与荷兰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的组织模式相左的另一个极端，是常见的“军政府”模式。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分裂和混乱时，最为强调意识统一和权力集中的军人阶层，往往会被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只是说无论当时的客观效果是好是坏，带有明显军事主导色彩的政治模式，都将对社会多样性及决策的战略性造成致命影响，并最终造成体系的崩溃。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帝国”，便是典型案例。
以大英帝国的情况来说，并没有出现过商业力量和军事力量，主导帝国走向的情况。这一文一武两股力量，更多是在帝国的政治框架下相辅相成。在这当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以至被当时的荷兰、法国资产阶级所摒弃的传统权力核心—王权。17世纪末，英国率先爆发了带有新兴商业力量（资产阶级）崛起性质的革命—“光荣革命”。不过与后世很多类似性质革命不同的是，这场革命并没有摧毁英国原有的政治体系，而是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改革—君主立宪。
所谓“君主立宪”制，用四个字形容就是“统而不治”，在保留君主作为国家统一标志的前提下，政治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英国的这一创新，不仅让它在权力分配上找到了新的平衡点（为后来各君主国所仿效），更在体系里保留了旧制度中的有用部分。在大英帝国成为过去式后，邦联性质的“英联邦”成为了英国与诸前殖民地之间的合作平台。至今仍有16个国家（包括英国），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名义元首。不得不说，君主的存在为这个“共主邦联”性质的组织找到了一个聚结点。
相比之下，法国为前殖民地所打造的政治圈子“法兰西共同体”就要失败得多了。这当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法国没有办法推出一个，让前殖民地共同认同的聚结点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追溯历史的话，大家会发现，将中国推上“中央之国”定位的“朝贡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类似英联邦的“共主邦联”模式。只是基于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在运行模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日本则是又一个采纳“君主立宪”制而完成转型的成功案例。事实上，基于日本与英国类似的地理位置，以及天皇长期以来本已成为“虚位君主”背景，英国一直是日本在崛起之时所效法的直接对象。作为欧、亚两洲最成功的殖民帝国，让“君主”和其所代表的阶层，以新形式继续发挥作用的做法，最起码使得两国在这个危险的转型过程中，尽量减少了内部消耗。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是否选择一个“君主”作为名义元首，要看君主的存在是否更有利于弥合内部矛盾。历史上最为失败的案例，当属曾经认为只有恢复君主制，才能避免中央之国分裂的袁世凯了。对于积重难返，并且在认知当中一直视“君权”为“集权”代名词的华夏文明来说，一场推倒重建的革命看起来会更有号召力。
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是荷兰，荷兰在17世纪的崛起，可以说是“商业共和”力量或者说资产阶层的胜利。不过在19世纪初，荷兰模式走向没落后，荷兰人又重新请回了国王，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的荷兰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王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班牙，在佛朗哥结束军人极权统治时代后，西班牙人重新迎回了自己的国王（1975年）。至于说有是否能够找到适合的人选，这在欧洲倒完全不是问题。即使是变革最为彻底的法、德、俄等国，如果有一天需要国王的话，也一定能够找到血统和法理上合规的人选。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时，都需要更多考虑自身的客观环境，并基于环境作出最合理的战略设计，在海外扩张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今天作为曾经的一超，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无疑已经开始有了下降的趋势。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美国自二战以后，不遗余力的以自身制度为模板，对外推广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一个“地缘量变期“（50-60年）过后，无论是曾经被美式普世价值观深刻影响的国家，还是美国自身都对这个“一套模板打天下”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在扩张政治控制力问题上，最让美国有挫败感的地区当属中东。自外向内的暴力重建（伊拉克）及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两种手段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对美国政治家来说，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无论你以哪种形式摧毁一个旧世界，都未必能够按照自己的模式建设一个新世界。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穆兄会通过选举上台就是最具讽刺意味的结果。以至于美国不得不默认埃及重回军政府模式，并对那些看起来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做法视而不见（如一次判处数百人死刑）。
今天，特朗普这个看似异类的美国总统上台，以及他关于“将停止推翻外国政权的竞赛”一类的外交政策表述，都表露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反思。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依然将是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也很有可能在外交取向问题上出现反复，不过如果想反思得更彻底点的话，其前宗主国“英国”的帝国史，应该会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在海外“殖民”过程中，大英国帝国在制度上的创新可以说是最多的。与欧洲其它国家多采取直接统治模式，尽力将被殖民地与宗主国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融为一体的做法不同的是，英国人更愿意采取相对柔性的“间接”统治模式。纯粹从扩张者的角度来说，这两种做法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不过如果你的目标地区，是不与本土相连的海外地区的话，英国人更为柔性的方式会更具性价比罢了。
这种更具弹性的殖民模式，在马来亚地区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为帝国在马六甲海峡的直接支点，英国在由新加坡、马六甲、槟城组成的“海峡殖民地”，统治力度是最强的。这一直接统治模式所造成的一个地缘后果，就是英国人能够更加自由根据需要，塑造海峡殖民地的民族结构。今天槟城是马来西亚华人比例最高的区域，与马来人比例相当（2015年），占比超过40%。马六甲亦有将近4成的华人比例。
公元1895年，英国在马来亚南部，组建了一个控制力度稍弱于“海峡殖民地”的，包含有四个马来亚苏丹国：霹雳、雪兰莪、森美兰，以及彭亨的“马来联邦”。在这个殖民政治体中，上述四国原有的统治者，除了涉及马来-伊斯兰文化的事务可以自行决定以外，其它的外交、内政事务均由英国负责或者“指导”。
一直认为自己是诸马来亚国家领袖的“柔佛苏丹国”，并没有成为马来联邦的一部分。从殖民控制的角度看，最有“历史”的柔佛苏丹国也是最晚进入英国殖民体系的马来亚政治体（1914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当时的“荷属东印度”，作为最后一个被荷兰人征服的苏丹国，亚齐苏丹国的独立一直维持到了1904年。不同的是，今天在马来西亚联邦中，柔佛和它的苏丹家族仍然享有很高的自治权。而在更愿意走单一制模式的印度尼亚，自认在宗教、政治两方面都拥有光荣历史的亚齐，却成为了整个印度尼西亚境内最有独立倾向的区域。在印尼整体奉行世俗化政治原则的背景下，亚齐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苏丹国”。
在马来半岛，仅仅控制南部地区并不会让英国人感到安心。从将控制线推进到更符合天然疆界的角度来说，即使不能将克拉地峡以南马来半岛尽数收入囊中，最起码也要把依附于以大汉山为核心的，包括吉保山脉、东海岸山脉的山地，及其沿岸平原的马来亚地区，纳入控制范围。在这个方位上，英国人面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时称“暹罗”的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