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1节
日期：2017-05-1120:44:13
2017-05-08
【关键词：天朝弃民，华夷之辩，陈祖义，倭寇】
之所以说“郑和七下西洋”之举于当时只是一次试错，是因为这场前后延续28年（1405年—1433年）远洋行动，在郑和身死之后便戛然而止。相比之下，比大明王朝晚了十几年开启海外探险之旅，且起点和规模要低得多的葡萄牙，不仅没有因开拓者恩里克王子的身故（公元1460年）而止步，反而一步一个脚印的构筑起了全球化的“葡萄牙帝国”。
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概因为“海洋”对二者的意义完全不同。对地大物博、人众多，并且在综合实力独霸于东亚的中央之国来说，海洋所带来的商业之利只是用来锦上添花的。甚至这个“花”添与不添，亦不取决于是否有经济价值，更要看有没有可能影响王朝内部的集权度及稳定性。所谓“凡士农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清.雍正）之语，便是这一观点的最好总结。
反观葡萄牙，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土地狭小而贫瘠，人口不过百万（15世纪），甚至一直笼罩在强大近邻“西班牙”的阴影之下。海外扩张成为了其唯一改变国运的救命稻草。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率先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今天我们是没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看到葡萄牙的。普通民众，将更多通过本菲卡或者波尔图这样的葡萄牙足球队，了解到葡萄牙人想一直渴望从西班牙独立出去。就像巴塞罗纳俱乐部和毕尔巴鄂竞技队，成为巴塞罗纳人、巴斯克人表达独立情绪的窗口一样。
以“农本思维”来看，控制一片土地的最好办法，就是“移民实边”。然而郑和下西洋之举并没有肩负这样的战略任务。让更多的海外国家进入朝贡体系，以彰显新王朝的强大，是其最主要的目的。至于由此而获取的经济利益，包括航路的开拓，反而只是可以可无的副产品了。
上述思维并非只存在于明朝和朱棣的脑中，而是华夏文明一直以来的思维方式。在华夏文明的“天下”（世界）观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一是“王者无外”，也就是诗经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已知的世界，都应该臣服于中央之国的统治者；二是“华夷之辩”。这一观点在将“华夏”定位为文明中心的同时，同时承认华夏文明无法覆盖“天下”，所谓“蛮夷”是客观存在且无法融合的。
以地缘视角来说，带有鲜明温带农业区特征的华夏文明，自身的局限性，造就了“华夷之辩”。难以为华夏文明所融合的，即包括蒙古高原这种游牧之地；也包括热带地区这种，虽然可以开展大规模农业，但却因气候差异巨大、距离过远而无法有效统治的区域。在“华”——“夷”有别，但却又在理论上必须同奉一个“共主”的逻辑下，统治之下华夏文明覆盖之下的土地，被定位为“内服”地区（核心区），纳入王朝的直接管控范围；以外的区域则属“外服”地区，被允许以羁縻、朝贡的方式存在于中央之国主导的“天下”中。
应该说这一观点本身，带着鄙视其它地区和文明的成分，甚至因此在西方文明崛起之后，而一时无法适应，但其正视地缘差异的思辩方式，却也算是一种务实的表现。反观一神教思维主导下的“西方”世界，却是认定可以用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模式统一世界。问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无论是狂热天主教徒、穆斯林所引发的圣战，还是美国极力在全球范围推广普世价值观的努力，最终都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可以这样说，抛开“华夷之辩”中的盲目自大的成分，中国人在当下接受“多元世界”这点上，要容易的多。若是理解了这一点，忧心现实的中国，会希望崛起为一个全球制霸国家的想法，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既然在郑和所处的时代，中央帝国并没有在海外扩张的动能，那么自然也就不会主动去做什么战略性的计划，尤其是在海外“再造中华”这种事了。事实上，帝国中央不仅没有给予郑和船队“殖民”海外任务，反而使之成为了一次召回外流之民的威慑之旅。那些被视为背祖忘宗，且带有浓厚了商业色彩的海外华人，被视为流民，甚至“天朝弃民”，回归故土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为此，明朝给予这些海外华人的政策是：给予“大赦”（意思是移民行为有原罪）。听闻招谕归国者，可既往不咎、还复本业。带头回流的移民领袖，甚至可以得到厚赐。反之则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一点，在明成祖（朱棣）所颁发的诏书中有明确记载：“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召回海外“流民”政策实施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在技术落后的古代，“人口”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应对战争，都需要大量人口。同时，“人头税”也长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如果人口大量流失海外，不在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即使不直接威胁中央之国的安全（比如做海盗），也会导致经济上的损失。
在这一政策影响下，试图在三佛齐故地立国的梁道明、陈祖义两人，成为了正、反两种选择的典型。前者在郑和一下西洋同时，听从了使者的劝说即刻回国（公元1405年），并受到了帝国中央的嘉奖。大量迁居三佛齐的中国移民，也随之回流；后者则因率众割据旧港、拒绝归国，而与他的“海盗集团”一起，被回程的郑和船队所剿灭（公元1407年）。
剿灭陈祖义的直接理由，是其聚众为盗、为害南洋，并阴谋袭击郑和船队（抢夺财物）。当然，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海盗”也并非不能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后来的大英帝国最有发言权。从16后期的伊丽莎白时代起，英国人就开始为亦商亦盗的武装民船，颁发“私掠许可证”，以从战略上打击西班牙等竞争对手。这股被称之为“皇家海盗”的民间武装力量，在商业和军事两条线上，都为“日不落帝国”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事实上，陈祖义所代表的“海盗”，想做的也正是这样的“皇家海盗”。然而无论从中央之国的文化属性，还是明朝的政治结构来看，却都是绝对不可能容许这种秩序破坏者的存在的（更别说“奉旨为盗”了）。为了避免海外华人的移民、商业行为，对国内之民造成不好的示范，王朝更愿意采取一刀切式的“闭关锁国”之策。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也导致了一个互为因果的怪圈。闭关锁国之策，使得本可依托母国，从正常贸易中获利的海外移民，只能通过海盗、走私等行为，获取生存空间；这些行为反过来又更加刺激朝廷坚持海禁。
很显然，这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无助于中央之国的海外扩张，更会一次次的消磨掉，中国社会自发而生的海外迁徙热情。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后期，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同时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导致内部人地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方才有所改观。回到“大航海时代”，中央之国的固有文明属性，与海外商业、人口扩张的天然冲动之间，有的只能是互相消耗。
如果说明朝最强大时，上述矛盾尚没有凸显。陈祖义的授首，也无非是又一次彰显了中央帝国的强大。那么明朝后期为祸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之乱，就堪称这一结构性矛盾，所触发的一次战略级的事件了。讽刺的是，在明朝将亡之时，一直在夹缝中求生的民间海商（盗）力量，竟然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尽管这根稻草最终未能挽救明朝的国运，但却在地缘层面将台湾这个化外之地，变身成为了中央之国的核心区。巧合的是，这股海上势力的代言人也姓“郑”（虽然郑和的“郑”是赐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