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1节
日期：2016-01-2222:04:20
2016-01-22
【蒙古西征18马穆鲁克王朝】
借阻止蒙古第三次西征一战成名的，是著名的“马穆鲁克”（马木留克）。附加在这个标签背后的故事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击败蒙古大军战绩，以及拿破仑的点评：“两个马穆鲁克骑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穆鲁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穆鲁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总能打败1500个马穆鲁克兵”。
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已经对马穆鲁克的出现做过解读。简单点说，这是一种源自波斯“古拉姆”制度，经阿拉伯人之手与伊斯兰教育结合起来的，流行于中东各国的军事培养制度。其主要来源是从奴隶贩子手中挑选的非穆斯林民族幼童。自幼经历的严格宗教、军事训练，以及其被切断的宗族联系，使之成为穆斯林君主们最为信赖的一批人。为了确保他们的忠诚，特别是不形成利益集团，这些奴隶军人通常被禁止结婚生子。
抛开古拉姆/马穆鲁克制度的军事色彩，他们的存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东亚古代，经常为帝王所倚重的“太监”（宦官）集团，甚至还流传有马穆鲁克们也是阉人的说法。比如有些看过知名美剧《权力的游戏》的朋友，认为剧情中“无诟者”的原型就是马穆鲁克。其实阉人在中东也是存在的，他们和在东方的同类一样，承担的是对体力的要求相对较小内庭服务功能。至于被当成军事力量中坚的马穆鲁克，如果用生理致残的方式来保证忠诚，势必会极大损失他们的武力。对他们进行的“手术”工作，其实只是虔诚穆斯林所必须经历的“割礼”罢了。
穆斯林君主并非禁绝他们的生理需求，其实这点也很好理解，深宫中已无生育功能的太监，尚有和宫女半合法“对食”的情况，又怎么可能真的让生理正常的马穆鲁克禁欲呢？对马穆鲁克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剥夺他们的合法婚、育权，以此来避免形成能够血/姻亲传承的宗族势力。就这点来说，《权力的游戏》中世代守护绝境长城的“守夜者”形象，倒是更符合马穆鲁克们的处境（没看过此剧的朋友可自动略过这部分）。
由于内庭的阉人和外朝的马穆鲁克，都是君主们所经常倚重的对象。无论你在技术上做出何种预防措施，他们当中总会有佼佼者因为这种信任而进入权力中心，甚至觊觎最高权力。唯一不同的是，前者的职业生涯存在“玻璃天花板”。毕竟繁衍子嗣是动物的本能，反映到人类文化中就是“生殖崇拜”。无论是在“家国天下”的中央之国，还是在一神普照的地中海文明圈，阉人都没有被接受为君主的民意基础，能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已是他们事业的顶峰了。相比之下，生理正常的马穆鲁克/古拉姆，则不存在这层障碍。
从波斯属性的“萨曼王朝”中分离出来的“伽色尼王朝”，就是从奴隶军人到君主成功案例。12世纪末，这个在阿富汗立国200余年的王朝为古尔王朝所灭（后者旋即又为花剌子模所灭）。半个多世纪后，埃及的马穆鲁克则再次复制了这一励志过程，而这次被奴隶军人颠覆的，就是刚有中兴之象的阿尤布王朝。公元1250年——1254年之间，埃及的统治权逐步从阿尤布家族手中，过渡到马穆鲁克军人手中。全新的马穆鲁克王朝开始建立。
在这次权力转移中，中世纪唯的一位女性穆斯林国家君主——谢杰莱?6?1杜尔，起到了承上启下关键作用。也可以说，这位女王在这个男权世界不合乎教法的执政（造成内外一片反对之声），使得随后马穆鲁克军人的上位，变得不那么突兀。当然，微观察历史中这种种权力斗争的细节，并非是这个帖子的重心（想了解的可自行百度）。相比之下，这次权力转移之争的大背景，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大多数情况下，军人得势甚至主政，缘自于国家所面临的巨大外患压力。外患压力越大，国家对军事集团就越为倚重，并终至尾大不掉。比如唐之藩镇之祸、清末之北洋崛起，背景都是如此。马穆鲁克的崛起，也与埃及阿尤布王朝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有关。要知道，自萨拉丁帮助伊斯兰世界夺回耶路撒冷后，他所建立阿尤布王朝便被推向了抵抗十字军的第一线。半个世纪以来，除了威尼斯人假公济私主导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把战火烧到拜占庭去了以外，第三、第五、第六、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博弈对象都是阿尤布家族及其所统辖的马穆鲁克军人。
尽管萨拉丁所创立的王朝，统治了从叙利亚到埃及的土地，甚至占得了耶路撒冷，但从安条克到加沙沿海的三个十字军国家，补张是影响阿尤布王朝地缘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中，十字军借埃及、叙利亚之争拿到耶路撒冷就是最好的例证。连绵不断的战事，使得马穆鲁克军人的力量愈发的强大。比如在埃及阿尤布王朝夺回耶路撒冷的战役中，并非只是依靠外援花剌子模人，承担作战主力任务的还是马穆鲁克骑兵。
压垮埃及阿尤布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法国人主导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年）。耶路撒冷的再次失守，强烈刺激了西欧天主教世界的神经，并很快触发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值得关注的是，法国人（路易九世）所领导的这支十字军，并没有选择直接攻取耶路撒冷，而是经塞浦路斯登陆埃及，试图釜底抽薪式的夺取开罗。这一战术的实施并非没有先例，1217年—1221年组织无序的第五次东征的十字军（君主们的注意力更多争夺拜占庭遗产上）就这样尝试过。十字军当时登陆的地点，是位于开罗东北方向的达米埃塔港（东距苏伊士运河河口的塞得港约70公里，西距亚历山大港200公里）。不过在拿下尼罗河口达米埃塔后，沿河道进军开罗的十字军，最终还是在对手的阻击下铩羽而归。
有了上一次远征的经验，法国人这次也选择了达米埃塔港作为登陆点，并很快再次攻取这个桥头堡。然而他们接下的命运，一如20多年前的先驱者一样也没有走到开罗。在尼罗河三角洲中部城市“曼苏拉”，马穆鲁克骑兵击败了来犯的天主教徒，甚至俘获领导这次远征的法王路易九世。不过在中世纪的战争中，贵族被俘很少会有性命之忧的。在缴纳一大笔赎金之后，这位有“圣路易”之称的模范君主并没有马上回到欧洲，而是前往西亚，试图让在这些地区苦苦挣扎的十字军恢复信心。从结果来看，这项工作还算卓有成效，最起码摇摇欲坠的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以及丢失了圣地的“耶路撒冷王国”，又坚持了些年头。当然，能做到这点肯定不是因为某位君主的感召了，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十字军在西亚续命，我们后面讲到。
除了对手的内因（比如第五次十字军内部的不和），以及马穆鲁克军人的战场表现以外，埃及阿尤布王朝能够两次度过危机，很大程度也借助了环境之力。比如在前一次攻取达米埃塔时，十字军就曾经差点因旱季水位下降，战船无法靠近城墙而结束远征。而在最后的决战中，熟悉水文状况的穆斯林舰队，不仅能够出其不意出现在对手身后，更是放水让十字军陷入泥泽之中。更为致命的是，两次尼罗河之行，欧洲人都因瘟疫流行而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
法国人之所以敢于攻击埃及，很大程度是因为上次十字军的登陆成功，让他们看到阿尤布王朝已经不再如萨拉丁时代那般强大了。然而让欧洲人始料未及的是，这次远征非但未能更进一步，还直接促使埃及的穆斯林王朝凤凰涅槃，成就了更具活力的“马穆鲁克”王朝。与其它以部族、宗族关系为政治纽带的穆斯林王朝相比，马穆鲁克王朝的军事色彩要更加的浓厚，这无疑使得新王朝在组织上更加的有效率。另外，身处权力阶层的马穆鲁克指挥官们，自然是可以结婚生子，甚至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下一代，但基于控制的需要，约束婚育的马穆鲁克军队结构依然没有变化。而马穆鲁克僭位成权力中心，不仅客观上捅破了这些奴隶军人头上的玻璃天花板，更无形中为整个社会，营造出人才从底层向上流动的大环境。
纵观马穆鲁克王朝260多年的历史，其间的权力传承即有血亲继承，亦有更多基于各方实力平衡，而推选出来的君主。理解这种微妙关系，其实可以参考一下清朝终结之后，以“北洋军”为文化图腾的“北洋政府”，以及各路军阀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博弈（这一阶段中央之国的军事活力同样被挖掘，人才亦得到更多的展示平台）。至于说依靠马穆鲁克满血复活的埃及，将与正在远征西亚路途之上的蒙古人，发生什么样的碰撞，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