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4节
历史上对于“帝国”的一词的使用，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总的来说，只有那些地域辽阔，行政、军事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才会被公认为是“帝国”。至于有没有“皇帝”倒并不是最重要的。比如日本为了吞并朝鲜半岛所扶植的，只存续了13年（公元1897年——1910年）的“大韩帝国”，就完全不符合这两个标准，也不会因为有个名义上的“皇帝”就被认为是“帝国”了。
罗马帝国化的第一个征兆，体现在对埃及问题的处理上。在屋大维终结埃及的王朝世系之后，他开始尝试按照罗马的方式改造埃及的行政体系。其中希腊人所带入的行政设置，由于与罗马相容基本都被保留了下来。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由谁来控制埃及。正常情况下，在埃及所设立的行省，应该由元老院从卸任执政官或者大法官中，选取人选来担任总督。然而这一次，屋大维自己派出代理人来管理新的埃及。
屋大维如此看中埃及，实在是因为埃及太过重要了。既然安东尼能够凭借埃及的粮食和财富来制约、挑战罗马，那么这块风水宝地也可以给予罗马皇帝以同样的力量，来“说服”罗马城中的贵族，接受屋大维的统治。不过这种做法从本质上来说，有违罗马的共和传统，在法律和民意层面都可能会遇到障碍。对于经历过两千多年集权统治，早已习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概念的中国人来说，屋大维的顾虑看起来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在中国人看来，皇帝当然有权力决定一切了。别说是埃及，就算是全部的地方官都由屋大维来委任，也不应该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尽管罗马走向帝国已经的大势已经不可避免了，但也并不代表共和体制就会被完全抛弃。
以我们在中央之国的经验来看，权力集中于帝王的“郡县制”，取代逐级分解权力的“分封制”是帝国化的重要特征。不过由于身处海洋文明这样的大环境中，罗马在其做大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东方式的君主制，也就谈不上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问题了。在海洋文明中，权力是通过“议会”这种广泛参政的形式进行分解的。此前在共和体制之下，贵族们通过“元老院”这个平台集体参政，掌控罗马的各项权力。这其中就包括对各行省最高行政长官的任免（总督）。
由于罗马一直是在海洋文明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无论是所谓的贵族派还是平民派，内心对权力独裁的东方君主制，都有着很深的恐惧感。所谓共和派与民主派之争，所争夺的无非是政治话语权罢了。为了继承罗马的政治遗产，在与安东尼的博弈中，屋大维也一直将对手描绘为东方君主制的代言人，而自己则是罗马原有制度的捍卫者，并没有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的想法。这极大的打消了民众，特别是贵族阶层的疑虑，也使得屋大维在获得最高权力之后，仍需要披着共和的外衣来实施帝国之实。
事实上，如果单纯只是一个埃及控制权的问题，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罗马人虽然认为共和国的行政区，应该由元老院来控制，但同时也会保护私有财产。如果埃及被认为是屋大维的私有领地，然后屋大维派出自己的代理人来管理，法律层面上也算圆的过去。问题在于仅仅控制一个埃及，并不足以保证屋大维的权力稳定，要想真正成为罗马的统治者，屋大维还需要直接控制更多的土地。换句话说，他需要从制度设计上，来完善对罗马的控制权。
最终屋大维在共和与集权体制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之道，他既没有自立为君主，也没有仿效凯撒，通过元老院将自己任命为“终身独裁官”，而是以人民的名义成为了罗马“第一公民”。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看，前者出于贵族阶层（由元老院任命），后者则出于全体民众（这样看起来就与平民利益相一致了）。这一制度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首制”。
一提到“元首”二字，大家首先想到到肯定是2000多年后的阿首夫.希特勒了。应该希特勒当时选定“元首”作为第三帝国最高职衔，也的确是在效仿屋大维。不过二者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的异同点，并不是今天所讨论的重点。我们今天所要了解的是，埃及模式如何在整个罗马范围内复制，或者说屋大维如何取得罗马的绝对控制权。
事实上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上，帝国体制的建立也同样经历过一个磨合过程。这其中最为悲剧的就是激进的改革者——秦帝国。在汉帝国总结秦帝国的教训中，秦帝国激进、全面的进行郡县制改革，而完全抛弃了传统模式分封子弟，被认为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汉帝国前期，封国与郡县一直同时存在，互相牵制。一直到汉武帝时期，通过“推恩令”才算真正解决了旧制度的威胁。
元首制之下的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前期的情况其实从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屋大维和后面那些“元首”，所要平衡的是元老院的权力罢了。具体到行省的控制权问题上，就是将之划分为了二大类：一类为元首行省；一类为元老院行省。后者行政权力仍然归属于元老院；前者的行政长官则被视为是元首的代理人，由元首直接任免。至于这两类行省的分布，也并非是随机的，而是有着强烈地缘背景的。
总的来说，那些罗马征服时间较长，已经基本完成拉丁化进程的区域，会被交给元老院管理；那些比较边缘，面临外部或内部军事威胁的行省，则被归为元首行省。这从表面上看的确有点“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天子守国门”的意思，但实质上则是为了更有效的控制军队。因为通常情况下，那些有动乱威胁的边缘行省，帝国需要派驻一个（甚至多个）军团驻守。拉丁化较深的元老院行省，则基本不需要驻军。这样的话，那位“第一公民”所控制下行省，就更容易与他的军队形成合力了（驻军受总督所领导）。不管对元首和帝国的威胁来自外部还是内部，都能够保证自己拥有最强大的资源。
从大势上来看，由于帝国属性使然，元老们的权力不可避会呈现收缩趋向。就像东方的汉帝国，最终削藩成功一样。不过除非罗马帝国有一天脱掉共和的外衣，改“元首制”为“君主制”，否则不管元首们有多么讨厌元老们的制约，都还是需要在各方面维持这一混合体系的存在。这种制约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元首本身并不象君主制国家那些血亲世袭，而是需要得到元老院的认可才算合法；元首制定的法案，也需要在元老院讨论通过后才能成立。当然，元首本身既然能够拥有最多的资源，自然也能够想办法控制多数元老来完成自己的心愿。只不过这种基于法律层面的设计，也的确让权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制衡。
同样的表面制衡也体现在了行省制度的设计上。元老院行省的数量被法律规定不能少于十个。即使元首出于某种需要，把一个元老院行省转为了元首行省，也必须为之补齐此数。当然，无论制度上面怎么设计，罗马现在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了。屋大维虽然没有给自己的“第一公民”职衔设定无限任期，但在他37年的元首生涯里（公元前23年——公元14年），却总能一直能连选连任。不过说这一切只是政治操弄就能够做到的话，那就太阴谋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