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5节

    “罗马人”概念在意大利半岛的扩大，无疑从战略层面增强了罗马的国力，而马略在不改变公民军队基础的前提下，将罗马军队变身成为职业军队，更让罗马军队恢复了战斗力。然而对于罗马来说，这样的改变仍然存在很大的战略风险。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义务兵制下，公民服役更多是与公民权捆绑在一起，能够参军本身，就意味着你拥有较多的政治、经济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所效忠的对象并非某个将领而是国家。
    另一方面，军队的非职业性，使其只是在战争时期才被征召。其统帅也是由一年一选的执政官担任。这种形式弱化了军事将领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军队本身成为影响政治的力量。现在为了对抗外部压力，罗马不得不让他的军队职业化、权力集中化。这种改变的确使得罗马渡过了外部危险，并使之在接下来的40年时间里，击败了希腊王国最后的抵抗者——本都，以及试图取塞琉古王国而代之的亚美尼亚人。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两面，军队职业化虽然让罗马使用武力的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军队本身也更加独立了。由于军事将领能够长期和军队在一起，并成为士兵薪酬的具体发放者，罗马军队的主要效忠对象，不可避免的由国家转向个人了。
    当然“兵从民出”的基本体制，还是能够同时保证军队不至于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来（这点迦太基、希腊的外国雇佣军就做不到了）。问题在于，谁才能代表国家？如果军队的指挥者以国家的名义来夺取权力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要比那些罗马城中的元老们，更有机会说服士兵的。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内部的权力之争开始变得异常血腥。除了军队的指挥者本身，会很自然的倾向选择使用武力来改变权力归属以外，反对这种现象的政治家也会被迫开始组织军队来与之对抗。由于军队的管理效率，来源于权力的集中。当罗马的最高权力开始为军事家所左右时，他的政权体系也就不可避免的开始倾向于集权了。
    罗马所遭遇的第一次军事独裁危机，爆发于同盟者战争结束的那年（公元前88年）。始作始作俑者就是主导军改的马略，以及他的副手苏拉（朱古达战争的终结者）。只不过，最终的胜利者并非是打开这一潘多拉魔盒的马略，而是苏拉。当然，对于马略来说这也未必是坏事。这样的话，他在后人的印象中更多是以一个帮助罗马中兴的改革者形象出现，甚至在这场权力之争中，被塑造成为了民主的悍卫者，而他的对手苏拉，则成为了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独裁者。
    之所以说苏拉是第一位“真正的独裁者”，是因为独裁本身对于罗马来说并不是新鲜事务。虽然为了权力的制衡，罗马是以一年任期为限，同时选举两位执政官来管理国家，但如果出于战事需要，罗马也会在危急时刻任命一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战事独裁官”（任期半年），以提升国家和军队的运行效率（在公元前501年就出现了这一制度）。最为著名的战时独裁官，当属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以“费边战术”而闻名于世的费边了。不过在战胜强大的汉尼拔之后，罗马认为自己再也不需要这种危险的方式了。此后的100多年时间中，罗马也没有出现战时独裁官（最后一名战时独裁官受命于公元前203年）。
    当军队成为左右政权的主要力量之后，罗马共和国的体制基础也开始出现了动摇。具体表现就是，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苏拉，第一次让罗马出现了无任期限制的独裁官（公元前81年）。这实际上是将单纯为应对战争威胁的临时性的“战事独裁官”，变身成为了对内执掌政权的“体制独裁官”。虽然这种改变还披着民主的外套（通过了相关的法律程序），但这一转变很明显的使得共和国性质的罗马，向帝国体制迈出了关键一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苏拉很有可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创建者（即使没有加封帝号）。
    不过苏拉实际并没有把握这次历史机遇。在升格为独裁官仅仅两年之后（公元前79年），苏拉便主动放弃了最高权力退隐乡间（次年病故）。甚至为了维护共和体制，避免军事独裁情况再次发生，苏拉还将卢比孔河定位为罗马的内外分割线，并且禁止那些征战、管辖那些边缘地区的军事将领，率军越过此河进入罗马核心区。
    关于苏拉为什么在权力顶峰时主动放弃，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一项制度的转变本来就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象罗马这样运行共和体制已久的庞大国家，无论是军人政治家集团的养成，还是让民意接受这种军事独裁都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做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苏拉，即使不主动放弃，也很难马上让罗马人民放弃之前的政治体制。从技术上看，只有当罗马的大部分公民，自记事时起，就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新的体制下时，一切才会水到渠成。
    当然，具体到人文历史，这一切都还是需要能够把握历史机遇的人来推动的。那么将罗马共和国推向帝国时代的推手究竟是谁呢？相信大家都已经想到了，他就是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