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7节
匈奴帝国政治体系崩溃的征兆，很快就在出现了。在西域——中央之国核心区两线受挫的境地，加之饱受乌孙、乌桓、丁零三族的侵扰，使得匈奴方面试图放手一博。公元前62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前68——前62年在位）集结了十多万大军陈兵于长城之外，准备大举攻汉。由于汉朝此时已将重心转至经营外长城防御体系了，匈奴此前多次南下袭扰，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这次南下除了从汉朝边郡掠夺人口、财富之外，匈奴方面更希望藉此破坏汉朝所建立的光禄塞长城。以为后来的南下行动打开缺口。
然而在汉强匈弱的当下，汉帝国所依靠的预警系统早已不只是外长城沿线那些烽火了。事实上在这位虚闾权渠单于继位之初的振声之举（当时准备了两万骑兵攻汉），就被烽火以外的因素破坏了。为汉军提供预警的，是三位逃入汉境的匈奴骑兵。与六年前一样，战前叛逃的匈奴人，又一次成为了汉朝的编外“烽火”。在严阵以待的汉军面前，匈奴终究没有胆量攻塞。
在被经历汉帝国数十年的打击之后，十数万骑兵已是匈奴方面所能集结的最大兵力了。由此可见，匈奴对这一战所寄予的期望有多大。也可以说，匈奴的政治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再没有一场大战改变现在的颓势，单于的威信就将进一步丧失了。
虚闾权渠单于应该也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不过他本人已经不用在承担后果了。因为进退维谷的他实在受不了这个打击，很快便在军前吐血了。至于撤军的命令是在他病前下达，还是病后所为已经不重要了。回到漠北的单于，需要为匈奴帝国的未来考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草原维持统一。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之所以对农业区有那么大兴趣，说到底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一方面游牧民族需要很多农业区的出产，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没有也能活，但品质会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如果遇到大的灾荒，一切身家系于牲畜的他们，需要农业区的储备来救急。战争或者逼迫农业区纳贡，并不是唯一获取这些资源的方式，和平同样也可以在平时获取这些物资。
匈奴帝国存在的理由，就是他能够帮助草原诸部从农业区获取利益。现在既然依靠武力得不到这些，那匈奴单于所能期待的，就只有和汉朝和解了。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缘民族达成和解，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和亲。这种形式，其实也正是汉初由刘邦所尝试的。只不过，这种“和亲”实际上是汉朝在乞求和平，匈奴方面除了定期向汉朝索取财物外，也更愿意经常性的破坏约定，自己要汉朝边郡去打打草谷。
其实自漠北之战后，面对强势崛起的汉帝国，匈奴就已经有和亲之意了。只不过手握筹码的汉武帝，此时要求的已是居高临下的和亲了。换句话说，汉朝需要匈奴以臣服的姿态，来换取和平。对于这点，高傲的匈奴人自然是难以接受的。相比之下，那些对汉朝国力和潜力有所了解的匈奴人，却是极力主张应该牺牲这点面子，与汉朝和亲。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曾经身为汉使的匈奴人——丁零王卫律。
我们之前说，卫律之人对于汉匈关系还是有直接影响的，指的就是他的和亲之策。在其死后，当时的匈奴单于也意识到这是他们唯一可行的道路。只是这毕竟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在不知汉朝之意的情况下，贸然示弱除了要承担被汉朝拒绝的风险，还要承担国内鹰派由此而发动政变的风险。时至今日，在熄灭这最后一博的希望之后，这位郁闷难当，以至阵前吐血的单于，剩下的也只有这条路了。
然而虚闾权渠单于在向汉朝派出和平使者之后，并没有等到答复便病亡了。接下来摆在匈奴帝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汉朝的态度，而是的权力争夺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任何政权都会存在权力的争夺，所不同的是，一个处在上升期的政权，更趋向于达成一致，以集合力量争取更大的利益（尤其是外部利益）；处于衰退期的政治体系，则更容易着眼于内部，出现复杂的权力斗争罢了。而这种权力斗争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了。
汉帝国从虚闾权渠单于死后，所获取的第一份大礼，就是西域安全问题的解决。公元前60年，在单于之位争夺中受挫的匈奴日逐王（匈奴贵族大部分认为他更有资格接任单于），率领本部数万人（也有言一万二千人的）由巴里坤草原南下，归降汉朝。
在匈奴内部体系中，直接负责管理天山南部诸国的，就是日逐王。日逐王的投降，直接让汉朝在西域的压力骤减。为了接应这位重要的匈奴贵族，也为了示威，汉朝组织了以西域诸国之兵为主的五万大军，穿越博格达山北上。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帮助匈奴囤田的车师人，首先成为了牺牲品（后其地设为车师后部二国）。
汉军之所以声势浩大的接应日逐王，很大程度也是吸取当年赵破奴部接应左大都尉失败的教训。事实证明，这些准备工作也的确发挥了作用。虽然匈奴方面并没有发现并派出主力截击日逐王，但与浑邪王部那些归汉一样，并不是每个日逐王的部下都愿意成为汉朝臣民的。由于准备充分，这些动摇者也都被汉军一一追杀了。
归汉之后的日逐王部，被安排到了黄河上游（青海境），以远离匈奴人的势力范围。自此，张骞当日为帝国所规划的，经略西域的宏伟蓝图终告完成。公元60年，也就是日逐王归汉之日，制于轮台的西域都护府宣告成立。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这一阶段代表汉帝国屯田渠犁，数次与匈奴争夺车师，并率军接迎日逐王的，是汉将“郑吉”。这位在民间名气远逊于之前那些人物的将领，也是西域都护府的首任都护。因此在汉书中，对汉帝国经略西域的这段历史有一句总结即为：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如果说，汉朝对西域施加影响力的时间，起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公元前119年，那么到真正将西域置于帝国版图内，时间恰为一甲子之数。而这一甲子的时间，匈奴失去的并不仅仅是西域。日逐王的叛逃，只是匈奴内乱的开始。很快，一场“五单于争位”之乱，即将席卷整个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