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5节

    日期：2014-01-0300:36:38
    2014/1/2
    尽管将阴北草原交给一个与匈奴敌对的游牧部落打理，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也符合中央之国一贯秉承的“以夷制夷”原则。但现在的问题是，暂时并没有合适的羁縻对象，来帮助汉帝国完成这一战略。
    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生活于阴山南北的游牧部落还不是匈奴人。在先秦的史书中，他们被称之为白羊、楼烦等部。不过，早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匈奴的势力就已经南下整合这些漠南的游牧部落了。虽然匈奴人还保留了这些部落之名，甚至有可能还保留他们之前的贵族体系（攻灭东胡之后，也设有“东胡王”），但经过长时间的融合之后，这些部落无疑已经成为完完全全的匈奴人了。换句话说，汉帝国已经不可能在阴山南北找到游牧土著，来帮助他们防御匈奴人了。
    既然匈奴之外，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那么能够挖掘潜力的就只有匈奴内部了。作为一个游牧部落集合体，匈奴人也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大漠戈壁本身成为了一道地缘分割线。一旦匈奴内部因为政治、经济原因陷入分裂，帝国自然便有机会吸引到反叛者入驻漠南草原。并因为地理分割，以及与汉帝国的地缘距离，自然与漠北匈奴分割为对立的两部分。
    在后来的历史中，匈奴也的确如我们从地缘结构中所推导出的那样，分裂成为了南、北匈奴，而为了对抗自己的同门兄弟，南匈奴也的确成为了依附汉帝国的反叛者。不过，正式开启南、北匈奴时代，要等到东汉建立了，匈奴衰弱到这个程度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汉武帝时代，一切都还在试错之中。
    机会最先出现在漠北之战后的第十五个年头，也就是公元前105年。在此之前，汉、匈两国之间算是渡过了一段和平期。在这段时间里，也并非完全没有战事。除了汉帝国曾经派出两支部队（公元前111年），前行至湖谷寻找匈奴人踪迹以外。匈奴人也曾经在公元前107年秋，试探性的侵扰过河套地区。不过，这些试探之举，都未能改变汉、匈两国隔戈壁而治的地缘格局。换句话说，如果双方内部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的话，这种僵局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最先有大事件发生的，是匈奴方面。导火索便是匈奴乌维单于去世（公元前114年——公元前105年），匈奴方面的政治体系面临重新洗牌了。政权交替并不总意味着会有内乱发生，但如果政权交替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不稳定的时期，就很有可能成为内乱的导火索了。
    十年战争对匈奴帝国的伤害，除了生存空间压缩，损失大量精壮人口外，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无法在遭受大的灾难之后，从善于储备的农耕区获得补充。而在气候更为恶劣的漠北，长达十几年时间中，不出现极端气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在匈奴完成政权交替的第二年冬天（公元前104年冬），漠北就遭遇了一场大雪灾。也就是说，在漠北之战后造反战略收缩的匈奴人，在经济上面临崩溃的边缘了。
    匈奴政权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在微观历史中体现于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刚刚上位的新单于，由于年仅15岁，时称“儿单于”；另一位则是匈奴左翼的一位重要军事将领，史称“左大都尉”。简单点说，这位儿单于的作为，符合了中央之国史书中，对于末代君主的诸多描述：喜怒无常，动辄杀人，以至国中不安。而这位左大都尉就被描述为一个不堪忍受其统治的反叛者。
    其实这些表面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仔细研读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史所渲染的那些“昏君”的作为，在很多“明君”身上也同样存在。他们之所以被订上耻辱柱，更多只是生不逢时或者政治上的失误罢了。至于匈奴人这次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刚才所分析过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经济面的恶化。那些各自经营一片草原的游牧部落，之所以愿意集合在一面大旗之下，是因为这面大旗能够帮助大家合力争取更大的利益。
    基于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基本算上靠天吃饭，游牧体系在经济上本身并没有多少内部潜力可挖。人为的增加管理层级，只会增加基层部落的负担。如果大家发现，一个游牧帝国现在只具有内部管理功能，而不能帮助大家额外获得利益的话，那么这个帝国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作为后世的旁观者，我们总是有更宽的视角，来解读一些历史事件的背景。不过对于时刻警惕北方威胁的汉武帝来说，他此时为之一震的，是匈奴内部终于出现分裂的迹象了。这实际上也是汉武帝也一直期待的局面，在此之前，他甚至借吊唁匈奴单于之名，分别向单于本部及匈奴左翼同时派出两批使者，以探查有没有分化对手的机会。
    相信这位“左大都尉”，就是从中看到机会的。为了迎接他，帝国决定在戈壁阿尔泰山的南端，也就是我们之前定位的，漠南之战攻击右贤王处兴建一处城堡——受降城，以接应这位“弃暗投明”匈奴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