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8节

    日期:2013-10-3001:02:38.0
    2013/10/30
    武州塞之名在解读“白登之围”时已经出现过了。“武州”这个标签如果代指的是行政区的话,那它所对应的就是今天隶属山西省大同市的“左云县”(武州县);如果它指的是一条军事防线的话,那就是一条位于今天左云县城之北,东起管涔山,西至洪涛山的防线了。
    上述地名,最早在战国部分,解读赵北三郡时应该有已经出现过了。不过离开这个板块的时间太久了,我们有必要再简单回顾一下它们的地缘价值。管涔山和洪涛山,可以被看作是吕梁山脉的北部延伸,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片山地,称之为“吕北山地”。由于地势的原因,两山之间并没有汇集成一条纵贯南北的大河,以及由此而形成一片宽阔的河谷平原。山地腹地所收集的雨水,大部分都向东、南方向外流入大同盆地,去支援桑干河了。
    对于吕北山地来说,没有形成大片适宜耕种的冲积平原,固然一种遗憾,但这种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的边缘性,对于游牧经济来说,却又是极好的。一方面机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并不会觉得两山之间,那些丘陵起伏是障碍(对于灌溉农业来说,问题就很大了);另一方面,这一区域的降水,又足以形成连片适宜放牧的草场。
    事实上,在赵武灵王代表中央之国向北扩张之前,这一地区就是游牧民族的乐土。而即便是在赵、秦、汉等政权将口北山地纳入中央之国范畴,并与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立“雁门郡”之后,畜牧经济依然是本地区的主要生产方式。为了移民实边,也为了在华夏文化的肌体中,补充进“胡服骑射”基因(以对抗游牧民族),那些模仿游牧民族的放牧行为,甚至会得到鼓励。
    既然吕北山区是那么适合游牧民族生存,又有多条河谷穿透东侧的洪涛山,连接大同盆地,那么在不能将匈奴人彻底阻挡在阴山一带之时,就很有必要在两山之间的丘陵地带,打造一条可以依托的防线了,这条防线就是武州塞(这条防线,最初也是由秦将蒙恬所打造)。
    为武州塞提供依托的,是一条源自洪涛山,向西延伸的山地——武州山(武周山);以及位于武州山南麓的一条,源自管涔山,向东穿越洪涛山,在今大同市南,汇入大同市的母亲河“御水河”的河流——武州川(今名“十里河”)。不过武周山并没有象武州川那样,向东延伸到管涔山。为了弥补这个地形上的缺口,汉帝国在武州川上游之北,匈奴南下当道之处构筑了武州城,并以此为基础建制了“武州县”。
    从地缘位置上看,这样一条山水防线,首先能够防护的,就是大同盆地的重镇,也就是诱发了白登之围的“平城”(大同)了。有了武州塞的保护,最起码由北南下的匈奴骑兵,就无法借助武州川水而下,攻掠平城了。当然,匈奴人也可以从吕北山地最北部的丰镇盆地(今丰镇县所在板块),沿御水河直接南下,攻击平城,不过这就不是武州塞的防御方向了。
    真正被武州塞正面保护起来的重要板块,是马邑所在的朔州盆地。如果匈奴人想穿透吕北山地,直接攻入马邑的话,就必须穿越这道连接管涔——洪涛两山的防线。虽然从河套平原,经管涔山中的杀虎口,经善无城(今右玉县城);或者在攻取平城之后,沿桑干河南下,可以绕过武州塞。但这两条路线,需要先攻取云中、善无、平城这三个军事重镇,对于急于去马邑捡便宜的匈奴人来说,显然不会去考虑。
    尽管在汉帝国的版图上,武州塞以北直至阴山长城一线,都应该属于雁门郡的行政区。但实际情况是,帝国此并没有实际控制武州塞北(也谈不上恢复秦赵打造的阴山长城防线了)。而掌握军事优势的匈奴人,也并没有视武州塞为不可逾越的天堑。事实上,静止的城防工事,从来都不能将入侵者堵在外面。如果没有强大的反击能力,那些来自草原的游牧骑兵,并不会受制于中央之国所打造的长城防线(参考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在汉匈战争形势出现逆转之前,整个汉匈相接之处的防线,都像一个筛子一样,经常性的被匈奴人穿透,入境劫掠。
    为了诱敌深入,汉朝方面应该也有意识的让武州塞防线出现了漏洞。或者说,让驻军在面对十万匈奴大军时表现出畏敌情绪,龟缩于城堡要塞不敢出战(在自视强大的匈奴人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然而在这个完美计划背后,有一点却让志在必得的汉武帝始料未及。那就是生活于武州塞南的百姓,却并不想当炮灰(人口本身,也是游牧民族的重要战利品),他们在匈奴人穿越武州塞之前就闻风而逃了。
    武州塞距离马邑,约有一百公里左右的路程。除了一小段十里河上游河谷之外,这段行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匈奴人可以沿着一叫做“源子河”的桑干河支流南下,进入朔州盆地。以匈奴骑兵的机动性和他们迫切的心情来看,这点路程完全可能在一日之内完成。而当匈奴主力进入朔州盆地之后,他们的辎重部队应该还在武州塞北(这些后勤人员的作用,主要是去拉战利品了,主要交通工具为牛车或马车。而车的移动速度,比骑兵要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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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军的计划中,一旦匈奴人进入朔州盆地,那些埋伏于周边山谷的汉军中的一支,就将立即封堵住源子河谷的谷口,切断匈奴人的归路。配合其它方向的伏兵,十万匈奴骑兵和他们的单于,所将要面对的,就是一个被重重包围,坚壁清野的朔州盆地了。至于那些被封堵在武州塞北的辎重人员,则会有从代郡方向,出高柳城(当时代郡所控的最北部,今山西省阳高县)的三万大军来解决。
    在这个计划中,武州塞以南直至源子河谷口的地区,并不会在坚壁清野的范畴中(为免打草惊蛇,他们应该象往常一样,不知所措的面对突然来袭击的匈奴人)。然而一场动用数十万兵力的战役,要想一点消息都不让当地百姓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帝国在部署在武州塞一带的驻军,可以有办法有计划实施之前,禁止人员出关,以免走漏消息,但却无法阻止为了保命的百姓自行躲藏起来。
    我们并无法推断,武州百姓是在什么时间点,得到大战将临的消息的。能够确定的是,快速通过武州塞,并已向南移动百里的匈奴大军,除了沿途看见野放的牲畜之外,竟然没有捕获一名居民。这种不同寻常的景象,很自然的引发了匈奴人的疑虑。为此,他们并没有继续向南,完成那剩下的百里路程,而是迅速回头,攻击了武州塞中汉军所驻守的要塞。
    即便有有充足的防备,武州塞中所屯之汉军也很难面对十万匈奴骑兵攻击,更何况此时他们的防御重心,应该是还在武州塞北,紧随主力骑兵南下的匈奴辎重部队。一旦匈奴主力在马邑被合围的消息传来,这些辎重就将成为守军和三万汉军的合围对象了。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回击的匈奴人攻取一个城防要塞,完全没有任何压力。而匈奴单于迫切想知道的真相,也很快随着俘虏的招供而大白于天下了。在惊诧之余,匈奴人自然不会再上套了。
    在得知匈奴兵退的消息之后,汉武帝迅速调整作战方案,将伏击战变成了一场追击战。问题是,即使汉军的先头部队(骑兵),与匈奴人拥有同样的移动速度,追上匈奴人的机会也是很小的。因此在追至武州塞防线,自忖没有可能接战的汉军,停住了脚步。汉武帝所精心部署开锣大戏也就此终止。
    当然,汉军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一试锋芒。最起码从高柳(阳高——天镇盆地)向西出击,准备攻击匈奴辎重的三万汉军,有机会与返程的匈奴主力接战。如果他们真的那样做并拖住匈奴人的话,已追至(包括正准备向北运动的)武州塞的汉军主力势必会跟进。这样的话,一场原本应该发生在朔州盆地的汉匈之战,就会变成武州塞北的一场混战了。虽然即使汉军获胜,也只会是一场击溃战,但也足以振奋汉军乃至整个帝国的士气了。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临机应变的胆略和勇气的,更何况这三万汉军的对手。转瞬之间变成了十万匈奴主力,最终在犹豫之间,这些本来可以改变历史的汉军,还是放弃了与匈奴接战的打算。而日后无数次与重大战功擦肩而过的李广,也正是这统率这三万汉军的将领之一。
    对于匈奴人来说,马邑之围就是汉军所实施的一个阴谋。如果汉军从此之后一蹶不振,再无建树。相信一定会有研究者,将汉匈之战失败的原因,归结于那个向匈奴单于告密的“汉奸”。在现实环境中,一些热衷于讨论国际时事的朋友,也同样会不由自主陷入阴谋论的怪圈。而那些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谋术,也成为了阴谋论的论据。
    实际上,这两者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在人类的博弈当中,各种谋术的动用总是在微观历史中不断出现。然而当我们把视角拉高就会发现,推动历史前进的并非是某个人物或者一次阴谋的成功实施(或者失败)。战术层面的谋术,并无可能直接改变战略上的大势。就象汉匈战争一样,如果马邑之围取得了预期的成果,那么自然可以算是为这次“帝国反击战”开了一个好头;但即使无功而返,我们也很快可以看到,蓄积国力长达一甲之数的汉帝国,是如何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间,将匈奴人逼入死角的。
    注:明天会做张马邑之围的示意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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