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3节

    日期：2013-02-2400:39:42
    现在我们应该基本了解了，在中亚历史中经常出现的“粟特”和“花剌子模”两个地缘标签的范围了。至于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粟特地区，与大月氏人的渊源相信也比较清楚了。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象泽拉夫尚河流域这类水、热条件俱佳的绿洲，没有理由等到大月氏人来开发的。而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大月氏人在到达此地之前，粟特地区应该已经有了成熟的定居族群。那么这些定居者，究竟是谁呢？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先对“定居者”这个概念做一个解读。将一个族群的经济基础，完全定位为一种生产方式之上，肯定是不妥的。在实际生活中，游牧者也会打猎；农耕者也可能会捕鱼；而渔者者也有可能同时饲养牲畜，用技术含量不高的方式，开发部分耕地。我们为这些族群冠以游牧、农耕、渔猎等名，主要是指向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以此来说，将古典匈奴人定位为游牧民族，华夏族定位为农耕民族并没有问题。然而具体到中亚绿洲的经营者来说，将之完全定义为“农耕民族”却有些不妥，因为这有可能让将之与华夏族这样，近乎纯粹的农耕民族划等号。而实际上，二者在文化、生产方式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则有二，一是环境上的，二是地缘位置上的。整体干旱的气候使得绿洲的边缘，总是存在一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荒漠化草场（也包括临近的山地草场），为了利用这些宝贵的植被，小规模蓄养一些牲畜是很常见的事情。而由此所带来的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整体要比东亚农耕民族要高的多；另一个影响源在于这些绿洲农业区，通常者是东西方商路的一部分。这使得那些试图在绿洲定居的人，有相当一部分纯粹凭借商业交换所获得的利益，就能够成规模的生存下来（并在经济乃至政治层面占据主导权）。
    这种农、牧、商混合而成的经济状态，对中亚——伊朗高原地缘文化的形成有些非常深远的影响。农耕的稳定性，与商业的流动性，在中亚这些定居者之中达到了一种平衡，并共同成为族群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具体的表现为，他们并不会象东亚农耕者那样，如此的眷恋一块土地。如果某一地区有更好的经济空间，主动进行迁移并非不可接受的。象部分粟特人看到开放的唐帝国能够带来机会，就主动以家族为单位内迁就是典型案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波斯人身上）。即使是现在，我们在中央之国腹地的一些族源、文化与大中亚地区有着渊源的民族中，依然能够看到这种地缘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影响。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将中亚的这些绿洲居民概括为“定居者”，会比简单的归类于“农耕民族”更准确些。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在大月氏人到来之前，谁是粟特地区的定居者。单从种族上来说，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些定居者与那些被称之斯基泰的源自南俄草原的游牧者，以及定居伊朗高原的所谓“雅利安人”属于亲缘民族。按照地缘分类，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伊朗高原以东的定居者，称之为“东伊朗人”（最初东伊朗的概念，和雅利安一样，只是一个语言分类）。种族和语言是划分东伊朗民族的重要标志。就现有情况来看，塔吉克人与普什图人（阿富汗主体民族）都可以被归类于东伊朗人。从地缘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在经过千年博弈之后，黄白混合的突厥人已经成为了中亚农业区的主体，而唯一在中亚有资格继承古代东伊朗人衣钵的，就是现在被挤压到中亚边缘的塔吉克人了。
    在欧洲游牧民族入主中亚农业区，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东伊朗族群体系后，他们并没有形成统一而又强大的国家。这一点倒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毕竟各块绿洲是被沙漠、山地所分割的，地理上的分割势必容易引发政治上的独立。真正让整个中亚农业区有机会融为一体的，源于于“西方”的两次入侵。一次是来自于西面，系出同源的波斯人；另一次则是来自于希腊半岛北部的马其顿人了。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建立后，对中亚农业区的征服，促进了各块绿洲在政治上互通。而在继承亚历山大帝国原“波斯帝国”领地的塞琉古帝国，也陷入分裂后。整个中亚农业区，终于有机会由希腊人主导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政权了，它就是巴克特里亚。
    那么是不是说，大月氏人是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粟特地区呢？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之前，希腊人的统治权，已经被先期到来的“塞种人”所终结了。这里只的塞种人，指向的是当日在伊犁河谷一带称王的那次部落联盟。这些被月氏人鸠占鹊巢的游牧部落，命运一直为很多朋友所关注。而向西进入中亚农业区，取希腊人而代之建立“大夏”政权，就是他们的归宿。这看起来似乎是一场多米诺骨牌的游戏。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在河西走廊所触发的一场民族大迁移，最终将影响力直接传递到了兴都库什山脉脚下。而在这件连锁事件中，更为让人惊讶的是，作为这场连锁反应的最初参与者，大月氏人居然又成为了最后的终结者。他们不仅从立足未稳的大夏政权手中，得到了粟特地区。并且还在不久之后，进一步向南渗透，成为了整个中亚农业区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