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6节

    日期：2012-08-3023:16:40
    既然陇西高原本身没有足够的向心力，需要其与从周边板块的关系中，来寻找建制线索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看看围绕陇西高原的，都有哪些地缘板块。而当我把视线转移到帝国的西部，这块曾经诞生过秦文化的土地上时，就会发现，除了与之隔陇山相望的，同属黄土高原体系的陇东高原、关中盆地以外，在其他方位所分布的地缘板块，在中央之国后来成熟的板图上，也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最先为中央之国所熟悉的板块，是位于陇西高原之南的四川盆地。而事实上，陇西高原其实算不上四川盆地的的邻居，因为二者之间横亘着山高林密，几无天然通道的“秦岭”。如果不是因为蜀人在成都平原的农业经营已经初具规模，沿“江”而下又可以从战略上对秦人的最大对手“楚人”，构成致命威胁。相信秦人很难有兴趣，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不过由于穿行秦岭的道路实在过于艰难，无论是秦人还是之后的诸帝国，在从渭河流域南望时，都会将秦岭之南，大巴山脉以北，介于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之间的“汉中盆地”，作为战略上的跳板，必先占之才会继续向南渗透（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而从陇西高原直通四川盆地的道路，如沿嘉陵江而下的“嘉陵道”，在战略上往往起到的就是辅助作用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中央之国能够成功将汉中、四川两盆地纳入版图，陇西、关中两个板块的共同作用是毋庸质疑的，缺失了任何一环，这种控制力都会被削弱。
    关中、汉中、四川盆地，以及陇西高原四者的地缘关系，在秦征巴蜀的部分我们已经花过很长篇幅分析过了。如果再想在一些细节上深入的话，最好的历史阶段是在三国时期，“六”出祁山的诸葛亮，会很完美的从战略、战术角度，为我们展现这几大板块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现在的话，汉帝国并不需要为这个方向的稳定而烦脑。刘邦获封“汉王”，并从汉中起兵的背景，让这个在文化属性上，明显带有江淮楚地基因的帝国，在继承秦帝国西南板图的时候，并没有特别障碍。
    汉帝国和秦帝国治下的陇西高原，所面临的挑战其实都是来自西、北两个方向。在这个方位上，最先跳入到我们脑海中的，当然是“河西走廊”了。以地理结构来看，黄河并不是河西走廊也陇西高原的分割线。无论是秦人，还是汉人，在西渡黄河之后，还是能够在熟悉的，黄土覆盖的台地上行走一段时间，直到一条祁连山脉东端所延伸出来的支脉——乌鞘岭，出现在面前时，方才意味着即将走出黄河流域，进入河西走廊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河流的走向上加以识别。既乌鞘岭实际上是一道分水岭，岭东的河流都东南方向汇入了黄河，并最终将部分祁连山上的雪水带入大海。而相比之下，流入岭西的雪（雨）水就没那么幸运了，它们在滋养了河西走廊之后，最终只能消失在戈壁沙漠中。
    从地理分割的角度看，黄河与乌鞘岭都可以作为两个政治体的分割线。而在秦、汉两朝，并没有试图在河西开拓时，黄河会更有机会成为中央之国与那些边缘民族的分割线。不过当中央之国准备西顾，并取得突破时。帝国的军事家们就会选择在乌鞘岭一线，构筑类似长城的永久性工事，以将整个陇西高原完整的留在帝国板块内了。最先帮助中央之国，从陇西高原成功渗透过黄河的，是在中央之国的扩张之路上，发挥过非常重要作用的名将“霍去病”。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他是如何在乌鞘岭东西，留下自己的印记的。
    在匈奴人占据河西走廊之后，汉帝国很显然在这个方向，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也直接激发了汉帝国，在河西走廊的后方寻求盟友的想法。然而让人有些不解的是，在月氏人经营河西走廊时，却并没有对汉帝国造成过威胁。以至于直接他们被匈奴人逼迫，远走西域之后，帝国的统治者才从那些归顺的胡人口中，间接了解到关于月氏人的一些信息。事实上，在秦人统治时期，将陇西高原视为后院的他们，应该肯定是有月氏人发生过交集的。只不过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确定那些被笼统归为“戎”人的部族中，究竟哪一支才是月氏人。很多研究者，也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究先秦文献中，到底有没有记录过月氏人。比如有人就认为，曾经在陇东高原威胁过秦国后方的“义渠”就是月氏。在被秦国吞并之后，义渠人被迫西迁，并在河西走廊定居。
    月氏人在先秦时期，与秦人的关系到底如何，已经很难考证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自然也可以去故纸堆里翻翻，看看能不能形成一套新的说法。事实上对于中央之国的其他群体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和记录这个西部边陲的部族。毕竟从地缘位置上来看，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至多只能影响到秦人的后院罢了。而当月氏人在河西走廊的经营卓有成效，并有可能以一个强大政权的姿态，进入中央之国视线时（之间就算有小规模的冲突，也会被笼统的归于戎狄的袭扰），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也开始建立游牧帝国，并开始关注到河西走廊这片游牧体系中的世外桃源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月氏人准备渡过黄河，针对汉帝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话，显然是十分不明智的。毕竟从地缘关系，以及后来的历史来看，假如中央之国决心向河西走廊扩张的话，可是比漠北而来的游牧民族，要有威胁的多（如果月氏人，真是先秦与秦人博弈过的部落中的一支，应该对这一点更加了解）。
    其实除了选择不与汉帝国为敌之外，月氏人本来应该还有更好的选择，以捍卫自己在河西走廊的领地，那就是选择与汉帝国结盟，对抗共同的敌人“匈奴”，同样的汉帝国也没有做这样的努力。这其实也并不难让人理解，两个在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的文明体刚开始碰撞时，形成互信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就好像19世纪中叶的清帝国，在面对那些跨海而来的“洋”人时，一开始是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交流，当中央之国的政治家们明白这些“洋”人彼此之间，并非是一个共同体，也存在诸多差异和矛盾时，能够寻机施展“以夷制夷”手段的外交家，便成为了政治舞台的主角了。
    假如继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是“胡服骑射”的赵人，熟知游牧民族习性的他们，也许会早一些尝试在游牧民族体系内施展纵横之术。不过就汉帝国来说，对越地的了解似乎要更多些，对越地诸王国之间的关系也介入更深。这其中，除了越系部落与华夏文明之间的渊源更深些以外，汉帝国楚地出身的背景，也同样在潜移默化的发生作用。
    一个在王朝建立之初的一些战略规划，多少是会受帝国统治者和他所依附的政治、军事集团出身地的影响的。不过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影响在两三代之后就会被完全消化掉。如果不想失去整个帝国的统治权，他们坐天下的子孙们，就必须从整个中央之国的视角来规划帝国的结构以及战略方向。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明帝国对都城的选择。在帝国草创之初，朱元璋曾经试图建都于他的家乡“凤阳”，以依靠帮助自己起家的江淮人士稳定帝国。然如果一定要把帝国的中心放在江淮的话，虎踞龙盘的“应天”（南京）无疑才是最佳选择。因此在凤阳城所营建的“中都”尚未完工就被完全放弃了。当然，从中央之国的全局，以及所受的外部威胁来看，将政治中心放在江淮流域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不是后来采取硬突破上位的“燕王”朱棣，将帝都迁到了北京。几乎可以肯定，“南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以及地位，应该有机会等同于“南宋”了。
    就汉帝国的情况来看，一甲子的时间，已经足以让汉帝国的统治集团，完全摆脱自己出身地地缘背景的影响了。长安城里的汉武帝将要引领着汉帝国，开始真正了解，那些游牧之地的地缘结构了。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地缘板块，当然是我们一直在提的“河西走廊”了。从地缘关系上来看，也是陇西板块在西方所渗透的重点。而中央之国在这个方向上，也成功的将自己的核心农业区，向西北方向延伸出了一个重要的突出部。然而实际上，中央之国在这个方向，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河西走廊”。还有一个在中央之国约束边缘地区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板块——河湟谷地，也同样是中央之国需要通过陇西高原渗透的地区。
    对于以农为本，步步为营扩张的华夏文明来说，开发河湟谷地农业潜力的重要性，并不会比经营河西走廊那些绿洲要低。至于这其中的原因，以及河湟谷地的地缘结构，就是我们下一节的分析方向。到时候，很多朋友感兴趣的“西王母”，也会揭开她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