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2节
日期：2012-08-2601:36:53
如果说居中的单于王庭，以及匈奴左翼的对手，就是汉帝国的话，那么匈奴右翼所承担的任务就要重的多。当然，对于崇尚丛林法则，赏罚分明的匈奴人来说，责任与收益是成比例的。你面对的敌人越多，所在负责的区域越大，意味着可以预期的收益空间也越大。经过之前的分析，相信大家已经十分清楚，匈奴右翼除了穿越鄂尔多斯高原，侵掠汉地之外，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也同样是匈奴人强劲的对手。
以河西走廊被纳入中央之国后，成为核心农业区这一点来看，在河西走廊从事牧业的自然条件，也是相当不错的。而经过我们之前的解读，大家也应该清楚，所谓“河西走廊”的绿洲带，并不仅仅是指沿祁连山北麓的那一条狭长的走廊地带，还应该包括额济纳河下游、古羊河下游所形成的“居延海”、“潴野泽”两块，水草丰美的草场。不过这也很难解释，早在战国初期便已经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为什么能够长期抵御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侵袭。甚至在匈奴人开始将蒙古高原带入帝国时代后，还曾经在与匈奴人的战争中占据上风，以至于在白登之围中，成功迫使汉军以“和亲”方式妥协的“冒顿单于”，年少时都曾经在大月氏为质。
事实上，大月氏人能够长期与匈奴为敌，很大程度是因为和中央之国形成了犄角之势。尽管这两个板块之间，应该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盟行为，但客观上他们都在面对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压力。而在与匈奴人的博弈当中，中央之国在战国后期以及秦帝国时代，与匈奴在河套地区的争夺，无疑极大了缓解了大月氏人的压力。可以这么说，匈奴帝国自统一漠北，开始南侵之时，就在河套地区与中央之国陷入了胶着状态（先是赵，后是秦）。当匈奴人因为中央之国的存在，而无法稳定经营河套地区时，他们所损失的就不仅仅是袭扰中央之国的前进基地了。河西之地的大月氏人，同样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除了汉帝国客观上为大月氏人缓解了北方压力之外，大月氏人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也是他们能够长期抵御匈奴人进攻的重要原因。这种改变指的就是，在大月氏人决心在河西走廊立足之后，他们逐渐变得不那么象游牧民族了。我们知道，所谓“游牧”生活，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生产、生活都处在“逐水草而居”的不稳定状态。这固然为游牧民族带来了超强的机动性以及生存能力，但也很大程度影响了游牧民族的上升空间。因为当你一直处在移动状态时，是很难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发展更高一级的文明的。而游牧生活对土地产能的低开发力度，也让游牧民族的人口潜力有限。
以古典时期的技术而言，农耕无疑是最有效挖掘土地产能的生产方式。只能养活一只羊的草场，如果能够开发成耕地的话，很可能产出足够一家人食用的粮食作物了。然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种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甚至比那些森林中的“渔猎民族”要更难转变。后者因为本身已经接受了定居生活，并且在生产方式上处于更低的层级，技术上对游牧、农耕两种生产方式，都更容易接受。这是因为从层级上看，游牧和农耕其实是平级的。即人类从最初完全依赖自然赐予的“渔猎”生活开始转变时，并不是说经由“游牧”之后，再进入“农耕”文明，而是可以向这两个方向发展。具体转变为哪一类，就要看所处的地理环境，更适合做什么了。
虽然当一个族群，选择了游牧生活之后，会比较难向农耕生活转变（难不代表不会），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过渡，让自己有机会升级到更高一级的文明。这种方式就是欧洲人在经营牲畜时，很早就采用的“驻牧”方式。也就是说，在固定牧场放牧甚至圈养牲畜的话，可以为这些曾经的游牧民族带来“定居”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点对于文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在之前的解读中，也分析过了，尽管欧洲与蒙古高原处于同一纬度区间，但这块大陆无论在高度、湿度还是温度上就占有优势。其单位土地远高于蒙古高原的产草量，让欧洲人更有机会，很早就转入驻牧阶段。相比之下，不要说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人，即使是现在生活在蒙古高原的牧民，在有更好技术条件的帮助下，也很难完全依靠一片草场，提供畜群所需的牧草。
与生活在苦寒之地的匈奴人相比，大月氏人在幸运的多。河西走廊与华北平原一样的“暖温带”温度条件，季风所带来的相对充沛的降雨，以及祁连山慷慨的赐予，都让这片土地之上的绿洲，有着比蒙古高原更好的植物生长条件。这样一片能够被农耕文明开发成规模农业区的土地，也同样有机会，为游牧而来的大月氏人提供驻牧的条件。也就是说，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已经很大程度摆脱了游牧生活。可以在固定草场小范围放牧的优越条件，使得大月氏人象农耕民族一样，开始营造固定的城堡、据点，来抵御外族的入侵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在旷野中进行野战是他们所最喜欢的战争方式，而这也是缺乏机动性的，农耕民族的短板。不过当农耕民族，开始在自己所适应的区域（能够得到战略补给），营造城邑，据城以自守时，优势便开始转向这些防御者了。双方在博弈当中的这种特点，也使得农、牧民族的博弈分割线——长城，长期以来就是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的地缘分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