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6节

    日期：2012-08-1220:05:21
    汉帝国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汉武帝时期，而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将领，是两个著名的“外戚”：卫青、霍去病。不过由于这两人的功绩所在，倒没有人因此去怀疑他们能力了。至于他们和其他帝国将领，是如何完成这些史无前例的开拓工作的，将会是我们后面内容的重点。现在我们需要解读的，是汉帝国如何去完成秦帝国，在南线的未尽事业。
    当一个人面临诸多问题时，解决的思路无非有两种，“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相比匈奴的压力来说，百越之地无论从态度，还是实力上来说，对汉帝国的威胁都要小的多了。更为有利的一点是，这些以“越”文明的王国，潜意识里都对华夏文明有着很高的接受度，并且都在按照农耕政权的要求来改造自己。事实上，当高一级的文明与相对较低的文明，能够无障碍的沟通时，事情总是会朝着有利于高一级文明的方向发展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战略优势，或者说时间在某一方说法的来源。很显然，在汉帝国决定暂时不动南越国，而是与之在保证表面宗主权的前提下，进行平等沟通的那些年。双方在各方面所进行的那些交流、融合，客观上是有利于，汉帝国最终吞并南越国的。
    最终在微观政治层面上，体现出这些融合效果的，是南越国的第四代君主“赵兴”，决心接受汉帝国的“建议”，成为帝国体系管理下的“内诸侯”。在这个个从决定背后，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这位南越国君的母亲，是来自于汉帝国。当然，尽管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往往会让我们感觉到，历史的走向往往在于某个政治人物的一念之差。但实际上，这些其实都只能算是表面原因了。单从南越国王室，准备内附汉帝国这个决定来说，很显然与当时汉帝国已经对匈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有关。当你已经很清楚战略走向的时候，比较识时务的作法，就是在此之前表明态度，已取得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从南越国以后有可能的政治地位来说，在异姓诸侯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也已经名存实亡的汉帝国，取得一个半独立性质的“内诸侯”地位，其相对价值，并不会比当年南越国所获得的“外藩”地位低。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决定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然而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时期和社群里，总是会有一个精英阶层，来影响相关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些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表决权”的精英人物，能否形成统一的意见，才是决定微观历史走向的直接原因。这也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历史并不象我们在很多书中所看到的那样，仅仅因为某个人的想法而改变的。比如在决定南越国命运这件事上，有发言权的精英阶层就出现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使得汉帝国与南越国的关系，没有实现软着陆式的对接，而是以“战争”这种硬着陆的方式，完成了这没有悬念的合体。
    与很多王朝的走向一样，南越国在生存了将近百年之时，君主的权力也出现的被架空的现象。把持朝政的文官体系，并不愿意就此放弃权力。这其实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在300年后，那位被神化为谋臣典范的诸葛孔明，在劝说孙权接受“联刘抗曹”的建议时，所提出的观点是，那些主和的文官们在归降曹魏之后，依然可以保有他们的位置和权力，而孙权家族就可能再有今日之地位了。其实这也并不让奇怪，因为南越国和东吴所面临的形势并不相同。在中央集权体系已经成熟的东汉末年，象孙权这种诸侯，是没有机会在未来曹操所领导的帝国中，谋得一个半独立的内诸侯地位的。相反，那些本来就已经习惯于，在集权体系下各安天命，没有机会享受世袭权力的文官，却有可能因为平台的做大，而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
    至于南越国，情况则正好相反，本来就已经被文官体系架空的南越国王室，在主动归附汉帝国后，其为帝国所节约的资源，以及所起的榜样作用，最起码能够保证他们虚位君主的地位，可以世袭下去。这一前景，吴氏长沙国的存在可以提供参考。
    然而，既然汉帝国决定保留南越国王室，并且出于政治宣传的原因，很有可能会从实它“内诸侯”的地位（最起码在一开始会这样），那么被牺牲的就只能是原本把持南越国的文官体系了。即使是在刘氏封国当中，帝国中央也会直接派遣官吏，以协助之名，帮助那些诸侯王管理政务，更何况是南越国这样一个，刚刚归附的“外藩”了。正是由于这种担心，在南越国王室做出和平进入汉帝国体系的决定之后，一场由把持权力的文官，所鼓动的叛乱终于发生了，主张归队汉帝国的王室成员成为了牺牲品。
    其实从历史趋势来看，南越国在这样一个战略窗口（北克匈奴）归入汉帝国是必然的。是否采取战争形式，对大势并没有太大影响。当然，以战争这种形式来进行的整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消耗。不过好处在于，在战争之后，本来准备给予南越国的过渡期就可以取消了。也就是说，这时的汉帝国可以直接将南越国的领地，归入中央集权的郡县体系了。
    有了秦帝国之前征服南越所打下的基础，汉帝国再一次攻伐南越之地时，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最突出的影响就是，汉军再也不用，为在哪里打通一条水路补给线而烦恼了。灵渠的存在，无疑让汉帝国的南征有了底气。不过秦帝国为汉帝国所打下的基础，并不仅仅在于灵渠这条连通长江、珠江流域的战略通道。事实上在秦人征服南越之后，跨越“南岭”的多条陆地通道，也被打通了。根据五岭南北的地缘格局，最为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由长沙国、桂阳郡起，（此时长沙国南部的山地，已经被建制为“桂阳郡”了）溯湘江上游的“耒水”而上，然后经由陆地通道跨越五岭中的“骑田岭”，再沿珠江水系北部支流“连水”而下，攻入珠江下游；另一条则是由豫章郡出发（今江西境）溯赣江而上，直至大庾岭北，在越岭而过后沿“浈水”入珠江。
    与灵渠相比，这些尽量在长江、珠江水系支流上源之间，寻找接近点来修筑的跨岭通道，有优势也有劣势。其劣势在于，这种“水陆水”的沟通方式，在运输的能效上会比完全水路的“灵渠”通道低；不过优势也是明显的，就是与南越国地缘核心——珠江三角洲的直接距离要近（灵渠的话，要经由广西盆地，才能进入广东境内），有可能更快速的解决战斗。
    究竟是选择灵渠这种，先攻取南越国边缘板块（广西盆地），然后再步步为营，攻击至珠江三角洲的方案更优；还是集中兵力，快速通过骑田岭、大庾岭通道，攻击南越国都更好，是一个问题。如果按照秦帝国的经验来看，整个南越之地部落分割，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号令全境的地缘中心。也就是说，你必须在所有地区都取得优势，才有可能彻底解决南越的问题。这样的话，能够支撑长期补给线，并由上游至下游逐次攻击的“灵渠”线，会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南越国近百年来的国家化进程，也给汉帝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就是如果汉帝国能够快速攻克王国的大脑——番禺的话，那么那些南越国苦心经营的，模仿中原政权的行政体系，就很有可能识时务的马上转投汉帝国阵营，避免做无望的抵抗。这其实有点象是一个悖论，一个文明程度更高、组织完备的国家，在抵抗外来入侵时，其抵抗力很可能不及那种，各自为政的部落联盟。理解这点并不难，对比下我们这些自视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失去大脑后，与蚯蚓这种低级生物，被切成数段之后的生存力；再想想北美印第安人和南美印加帝国的抵抗过程，相信大家就能明白“文明”并不总是万能的了。
    对于汉帝国来说，他们很难判断即将遇到的抵抗，即将到来的战争，是一场必须各各击破的“持久战”；还是一场可以采取“斩首行动”，速战带决的战役。不过这对于汉帝国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在击败匈奴之后，汉帝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都达到了的顶峰。也就是说，帝国有足够的实力尽数利用这些可能的通道，多路出击。至于说最终谁成为了解决南越问题的最大功臣，就要看各路将领的表现了。
    既然有三条攻击南越的现成通道可供选择，那么汉帝国攻取南越的战争，是否就是采用了这三条通道呢？答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是因为这三条通道的确都使用了；而说不是，是因为在帝国的谋划的攻击中，还有两条路线准备使用——夜郎线和闽越线。而这两条路线的使用，就有些假途伐虢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