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3节

    日期：2012-08-0620:56:40
    当陈胜、项羽、刘邦这些“楚人”开始动摇大秦帝国的基石时，本来也算楚国遗民吴芮，也看到了复兴家族的希望。当然，仅仅凭借一个出身，是不可能在即将来临的乱世中，谋得一个诸侯之位的，你必须向未来的天下之主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好在自吴氏家族，低调的在吴头楚尾之地做地头蛇时起，他们对于中央之国的稳定就已经有了独特的价值。如果要选一个代理人，来帮助中央之国管理那些“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百越之地的话，没有比吴氏家族更合适的了。这一点，即使是对集权迷信到极致的秦帝国，也不得不承认。因此在秦汉交接阶段，无论是项羽的封建体系，还是刘邦的混合体系中，吴氏家族都能够在不直接参与一线作战的情况，谋得一个诸侯之位（楚之“衡阳王”，汉之“长沙王”）。
    尽管因为远离政治博弈的主战场，又能为新生政权稳定南疆，吴氏长沙国在汉帝国的体系中，成为了一个特例，但这并不代表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对于帝国来说，之所以要设立长沙国，是因为帝国最终希望，能够将南越之地重新归入中央之国体系。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在帝国最初为长沙国所规划的领地当中，是包括南越之地的。也就是说，帝国希望将自己的利益与长沙国的利益，有效的统一起来。其实在北迁韩国至山西高原北部时，这一使命和预期，也同样给予了“韩王信”，只是能力有限，又是空降兵的韩王信没有“金刚钻”，揽不了这瓷器活罢了。
    既然汉帝国设立长沙国，甚至容忍它作为异性诸侯国，存在于帝国体系中，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南越之地此时的态度了。当中央之国内部重新陷入混乱之时，秦帝国刚刚完成了对南越之地的征服。在这种时候，帝国派往南部的这支，数以十万计的军队面临一一个抉择，究竟是回师中原，帮助帝国打击那些叛乱者；还是和关东之地所发生的连锁反应一样，也成为帝国的掘墓人。从南征秦军的成份来说，这些被送往南部蛮荒之地的军人，绝大多数都为六国遗民。当整个关东之地，都在为恢复六国体系而战时，除了秦人以外，应该很少有人会真的愿意为帝国而战（没有多少人，愿意呆在秦帝国那严苛的管理体系中）。因此加入反叛者的行列，似乎是南征秦军最有可能的选项。然而，这并没有成为南征秦军的最终选择。南越之地与中央之国的地缘关系，使得他们有了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打酱油”。
    说“打酱油”，当然是套用了现在比较时髦的网络用语了。放在当时的语境中，那就是“封关以自守”。横亘在长江、珠江流域之间的“南岭”，尽管并不算高大，但能够提供的通道也是屈指可数的，这一点我们在秦征南越的章节中已经解读过了。也就是说，如果赵陀所领导的南征秦军，想切断与中央之国的交通，彻底置身于事外是很容易的。另一个让“南越国”有可能独立于中央之国之外的原因是，南越之地本身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地缘版块，而土著居民对所谓的“回归”华夏体系并没有概念。所以如果作为南征秦军的前领导者，南越国的创立者——越陀来说，他是很有机会构筑自己的独立王国的。
    当然，南越国能不能保持独立状态，直接取决于中央之国是否重新统一。如果中央之国在经历过混乱之后，重新构筑了帝国体系，那么新的帝国将比秦帝国，会更有动力和想法，促使南越之地，“回归”中央之国体系。毕竟第一个吃螃蟹的秦帝国，已经从战略、战术层面上，为新生的帝国指明了方向。这种后发优势，从汉帝国最终将熟悉百越状况的“番君”吴芮，封建在湘江流域就可以看出。要是当初秦人，选择了从赣江上游寻找连通珠江流域的运河方案的话，那么吴氏家族受封的地缘板块，就应该是他们更加熟悉的赣江流域了。
    对于试图独立的“南越国”来说，刘邦这么快的重新统一了中央之国，建立了“汉帝国”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新生的南越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内部结构，准备与汉帝国的决战。然而此时的汉帝国也同样没有准备好，关东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封建诸侯地位的异姓王，所引发的叛乱只是其中一个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统一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对帝国核心区所造成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在“白登之围”时，直接体现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身上。同时在南、北两线出击，并非不是一种选择，最起码秦人曾经这样做了，看上去也获得了成功。只是谁又能说，秦帝国的迅速崩溃，与调配大量资源来支撑这两场战争没有直接关系呢？更何况，此时的匈奴比之蒙恬所御的匈奴，只会更加强大；而直接由南征秦军所组织起来的“南越国”，也只会比当日那些南越土著更有战斗力。至于此时汉帝国，即使不考虑战乱所带来的国力消耗，单从组织结构上来看，也不会比秦帝国更强势。
    既然统一的汉帝国对“南越国”有着明显的战略优势，但又暂时无法把这种战略优势，转化为一场胜利，那么通过外交手段来寻找一种妥协，就是两个政治体之间所需要做的了。这种外交努力在公元196年，也就是汉帝国建立的第七个年头获得了成效。南越国接受了汉帝国所授予的“南越王”印绶，成为了帝国名义上的藩国；而南越国，则在实际上保持了完全的独立。双方之间所需要履行的权力、义务，无非是那些体现在面子上的朝贡之礼罢了。
    与在帝国体系内，谋求自治权的“长沙国”不同。南越国这种仅仅是给个面子的做法，显然不会让帝国满意。事实上，除非你习惯于地图开疆的话，是不应该把此时的南越国归入汉帝国的版图的。就好像我们不应该，把朝鲜视作明帝国的一部分一样。正因为如此，帝国也始终将南越国视为潜在的威胁，以及未来的征服对象。而在接受汉帝国册封之后，南越国也并不总是满足于山高皇帝远的生存状态。在汉帝国忙于应付匈奴人时，他们也曾经尝试过向北方武力渗透。这种现实的威胁，也为长沙之地成为“封国”留下了空间。当然，为南越国设立一个警戒用的自治“封国”，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使用异姓诸侯。毕竟在帝国的其他地区，执行同样战略任务的封国，都已经归入了刘氏封建体系。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在于除了东南丘陵上那些自成体系的越地王国以外，湘江、赣江流域的山地当中，也同样存在许多未服王化的边缘民族。并不是随便空降一个管理者，就能够恰如其分的稳定这一区域的。这一点，北迁韩国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经验教训了；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吴氏家族表现出了足够的政治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已经让他们的家族，成功的度过了战国、秦、西楚三个历史阶段。比如在吴芮的女婿——淮南王英布，从创立帝国的功臣变身成为反叛者之后。吴氏家族就及时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没有参与这场没有前途的叛乱。
    既然吴氏长沙国，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自己对帝国的价值，那么强制削藩就变得不那么有必要了。特别是，这样做有可能在长江流域，引发一场新的动荡，并让整个百越之地卷进来的话，风险就更大的。在帝国的北部，那些本来用来防御匈奴的诸侯国，先后成为匈奴南侵的助手，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这些客观因素，让吴氏长沙国得以在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当长沙王室因缺乏直系继承人，而面临继承人问题时。帝国并没有试图从家族旁系中，帮助他们延续统治，而是借这次“自然死亡”的机会，直接将其纳入了刘氏封建体系，成为了新的“刘氏”长沙国（公元156年）。
    在历史长河中，吴氏长沙国的存在只是很小的一个浪花，早几十年还是晚几十年削藩，对历史进程并不会有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南越国正式纳入中央之国体系，意义要大的多。这意味着，中央之国核心区不再是河、济、淮、江四渎体系的结构，而要加入珠江水系了。不过，除了这几块东西贯穿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大河流域，还有几个自成体系的边缘板块，需要汉帝国去征服，这其中就包括瓯越、闽越两个东南板块。尽管热血青年们，总是对发生在蒙古高原、西域的博弈更感兴趣，但其实对于中央之国来说，征服这几块百越之地的意义要更为重大。因为地缘特点和历史告诉我们，在古典时期，百越之地才是真正有可能成为中央之国一部分的土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皇汉武的最大贡献也在于此。至于说这两个伟大君王，是如何在相隔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过程的，也是我们下一节的分析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