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9节
日期：2012-06-1900:10:09
相比中央之国正在转进的“中央集权”制，匈奴人建立的草原帝国，结构就要松散的多了，就其内部的组织架构而言，与中央之国之前盛行的“封建制”颇有些类似。各大小部落，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草场。而这些部落之间，又分级管理。其中在匈奴单于之下的第二等级，就是负责经略左、右两翼的左、右贤王了。相对于之前各自为战，仅以原始的血缘关系，来区分敌友的状况，匈奴能够建立这样一套草原“封建”体系，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不过按照我们的“历史”属性划分，中央之国现在才是“封建制度”时期；匈奴自然就是低一级的“奴隶制度”阶段了）。
与始创封建的周人一样，那些被匈奴征服的部落，除了被打散并入嫡系部族以外，也有机会成建制的加入草原帝国体系，前提是他们要表现出足够的服从度。对于匈奴人来说，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以较小的成本（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将对手并入己方阵营；坏处就是，一旦自己的控制力变弱，那些能够完整保留自己部族文化的被征服者，会更容易成为变节者。
作为“东胡”系残存的部族的代表乌桓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成建制的臣服于匈奴帝国的典型。而他们所得到的回报，就是被允许从“乌桓山”上下来，在西拉木伦河流域，保持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当然，匈奴能够“恩赐”这样一块草原，并不是出于善心。除了按岁纳贡之外，同样要服从于匈奴帝国的军事调遣。不过我们刚才也说了，以强大的武力威慑这些曾经的对手，并使之成建制的为我所用，固然是一种节约成本的方式，但可靠性就要差上许多了。在汉武帝大破匈奴之后，这些本为匈奴左翼前哨的乌桓人，又反过来成为了汉帝国对付匈奴的助手。
当乌桓决心在战略上，依附更为强大的汉帝国时，他们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为了更好的控制乌桓，另一方面也为了使其免受匈奴的直接威胁。乌桓在和汉帝国的合作过程中，不断的内迁至燕山南北的几个边郡。甚至在三国时代，成为了曹操统一中原的，主力骑兵的来源。也许对于以前在塞外苦寒之地游牧的乌桓人来说，生活在温暖的南方，甚至一定程度接受一些农耕生产方式，并不是件坏事。只是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没有机会，象匈奴一样在蒙古高原建立属于自己的游牧帝国了。
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乌桓选择在匈奴与汉帝国之间周旋不同，退入大兴安岭北部的鲜卑人，似乎更安于接受，在山林之中以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这也使得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在汉帝国与匈奴的残酷博弈中露脸。我们并无法知晓，鲜卑人困守于大兴安岭北部，是主观上不愿意被匈奴所同化；还是因为匈奴不希望在自己左翼最核心的草原，为鲜卑人分割出一片草场所至。不过客观的结果却是可以知晓，那就是当匈奴在汉帝国强大的武力压迫下，被迫分裂、衰退之后，作为与匈奴核心之地最近的独立部族，一直在积蓄力量，完成内部统一的鲜卑人有机会从山林中下来，接收呼伦贝尔草原的东胡故地（还包括数以万计的部众）。并在漠北匈奴被迫西迁之后，成为蒙古高原之主。
鲜卑人后来的成就与结局，相信我们在中学历史中就已经知晓了。不过在我们现在解读的历史中，他们还只是一个一出镜就得倒地装死的龙套角色。他们后来的成就，更多的是在反证蒙古高原左翼，在蒙古高原诸三大板块中的重要地位。当然，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也不可能没有关注到这点。即使这时的匈奴，还没有想过代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大兴安岭西麓的优势草原，以及可以直通农耕之地的，不间断的草原走廊，也是莫大诱惑。正因为如此，在匈奴的游牧帝国版图中，肯特山的左翼地区的重要性，仅次于肯特山、杭爱山之间的色楞格河流域上游地区。
为了重点经营这片从东胡手中夺来的土地，匈奴将除了单于以外最重要的政治地位，赋予了左翼的最高政治领导者——左贤王。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有什么政治地位，是仅次于最高领导者的呢？这个答案并不难猜，它就是未来的最高领导者，也就是单于之位的继承者。换句话说，谁要是被封为左贤王，谁就是未来单于的继承者。只是和中央之国的情况一样，以左贤王之位成为最高权力继承者的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成为政治漩涡的中心，承受更大的政治风险。而为了抵御这种风险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自己生命。这也使得，有的时候会接连有几个左贤王都不得善终，以至于匈奴人觉得，是不是左贤王这个尊号有些不祥。
尊号叫什么，当然不是决定左贤王命运的根本因素了。权力争夺者们所觊觎的，是他未来的政治空间。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既然蒙古高原左翼的条件如此不错，又不必有长时间穿越大漠戈壁之苦，就可以攻掠汉地的条件，为什么匈奴只是把它当成次一级的板块经营，而把色楞格河流域，当成单于自理的核心板块呢？其实我们看地图，就应该已经得到结论了。因为从地缘位置来看，色楞格河流域是蒙古高原绝对的中心板块。除非建立帝国者，可以无视高原右翼那一大片高山盆地区，否则把经营蒙古高原的地缘核心，放在蒙古高原的地理中心——色楞格河流域最南部，几乎是必然的。这个地理中心，具体的说就是杭爱山与肯特山南端之间，鄂尔浑河、图拉河上游的地区（这两条河流是色楞格河最南端的两条支流，分别发源于杭爱山、肯特山南端）。匈奴帝国的“龙城”、突厥帝国的汗庭所在（于都斤山）、蒙古帝国的“哈拉合林”，以及现代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都在这个地理中心。
并不肯定崛起于这个蒙古高原地理中心的匈奴人，到底是先解决左翼，还是从右翼开始着手。不过居中的地理位置，使得他们无论是向北统一色楞格河流域；还是向东翻越肯特山进入蒙古高原东部；抑或先从杭爱山以西的地区着手，都有着同样的机会。唯一比较困难的，就是穿越蒙古高原中央戈壁，去阴山以南“打猎”。不过要是能够先把色楞格河流域，以及左右两翼搞掂，这就不再成为问题了。
既然蒙古高原的右翼，在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中三分天下有其一（除掉条件恶劣的中央戈壁区），那么右翼的地缘结构，也是我们必须重点解读的了。事实上，尽管蒙古高原的左翼诞生了更多的，曾经入主中原的游牧部落，但从战略上来看，游牧民族对右翼的经营，以及中原王朝对西部的渗透，更能从战略上决定双方的命运。至于这一切缘于哪些因素，那就要等我们循序渐进的解读完蒙古高原西部，以及汉、匈日后博弈的焦点板块——河西走廊、西域之后，才会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