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2节
日期：2011-10-1700:10:59
说到萨达姆，相信最起码在国观上，应该不会有人不知道这位伊拉克“前”总统。如果阿拉伯世界，包括整个中东在内，是一个封闭的，没有外力干扰的世界。那么萨达姆可能现在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问题是以伊拉克的地缘位置，和它那丰富的石油储量，注定了这片土地的命运，是不能由自己来掌控的。正如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这个世界的霸权，仍然还是美国手中，而对中东事务干涉最多的，也就是美国。就伊拉克的情况来看，美国人并不是在萨达姆入侵伊朗，准备挟持更多的石油资源，以实现他“阿拉伯复兴”的梦想时，才开始介入的。事实上，和N多反美战士一样，萨达姆当初也曾经是美国的亲密战友。
当一个国家，试图政治介入一个地区时，有一个“少数派原则”。即在大部分时候，你会倾向于支持这个区域中，势力比较弱小的一方，以牵制力量更为强大的一方。这并不代表实施这项策略的政治家，人性有多少的高尚，愿意扶贫济危，而是为了让该区域达到平衡，避免出现一家独大，反过来背离自己。根据这个原则，如果让美国人在中东选择盟友的话，孤独的波斯人，会是最好的选择。经常有朋友问我，美国最想灭掉的是不是伊朗。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如果从政权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确是非常想解决掉伊朗现在的政治体系；但如果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中东的地缘利益来说，伊朗这个国家却是美国所需要的，也是很有可能结成亲密联盟的。
事实上，在伊朗成为现代化意义上的国家之后，美国曾经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象绝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一样，伊朗在建国之后，经历过君主制阶段。如果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君主制无疑是过去式的政治体制，但对于这片“封建思想”浓厚的土地来说，能够将权力集中使用的君主制，在国家建立阶段，却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在一个国家趋于稳定之后，君主们往往就在面对自下而上，要求介入权力的声音和压力了。能够搞的掂的，目前还能够维持（向下分权是一种方法；国家拥有高额的财富，并让国民享受到一定利益，也是缓和下层政治需求的一种方式）；而搞不掂的，君主们就只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象伊拉克和伊朗，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为波斯人建立现代国家的王朝，叫作“巴列维王朝”（1925——1979）。在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世界陷入冷战格局的时候，伊朗人选择了站到美国一边。当时伊朗的政治和文化西化程度，并不亚于脱亚入欧的土耳其。如果你有机会穿越回上世纪70年代的伊朗，你很难相信自己是在一个穆斯林国家。相比于现在黑色调的，宗教化的伊朗，你将会看到一个和当时西方生活方式无异的，完全开放的伊朗。这段曾经的世俗化生活，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伊朗现在的文化。虽然在现在的伊朗，女性仍然必须戴头巾才能上街，但最起码色男们有机会，看到波斯女那精致的面容了。
对于冷战初期的美、苏来说，并不能做对冷战本身，有太多的计划。大家都是在尽量的争取更多的盟友，并且极力避免自己在某一地区，出现真空。而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之所以选择加入西方阵营，是因为对俄国人的恐惧。基于俄国人长久以来对印度洋的渴望，伊朗在北方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地缘压力。而出于同样的地缘因素，美国人也曾经对中国的加入，寄予厚望。只不过当时的中国，因为意识形态和内部博弈的问题，选择和自己那危险的邻居结盟罢了。
在那个时候，伊朗并非是美国在中东穆斯林世界争取到的唯一盟友。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美国曾经在中东一带，组织起了一个在地缘结构上，看似十分完美的联盟。在伊朗加入之前（1955年），这个联盟包括本来就已经在脱亚入欧，又在地缘上受俄国人存在直接矛盾的土耳其；对印度成为第三世界国家领袖，并和社会主义阵营打的火热，心存恐惧的巴基斯坦。至于伊拉克人，则是出于对埃及人的不满，才决定加入的。之前我们说过了，在竞争阿拉伯世界领袖这个问题上，伊拉克和埃及是两在竞争对手。而在阿拉伯世界获得独立之后，能够通过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来提升自己实力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复兴的旗手。由于之前阿拉伯世界是属于英法等国的势力范围。埃及在选择冷战阵营时，很自然的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结盟原则，选择了俄国人做靠山。而出于同样的理由，还是一个君主国家的伊拉克，倒向了西方。
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加上中东、南亚之前的宗主国“英国”。这样一个地理上相连，地缘属性丰富（各种类型的穆斯林国家，都有代表）类型的军事联盟，表面上应该可以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亲密战友。但实际上，这种出于不同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联盟，是非常不稳定的，特别是这些国家，并不象西方那样，和俄国人有着根本性的矛盾。最先出现问题的是伊拉克。相比竞争阿拉伯世界领导权这个理由，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的矛盾要显得更为突出。而这样一个基本矛盾，是非常容易被政治上的反对派所利用的。即使是在现在，这个矛盾也依旧没有得到缓和的迹象。就像利比亚的反对派，一方面希望得到北约的支持，以达到抢班夺权的目的；一方面又非常担心，和西方走的太近了，会引起基本面的反弹。所以最终的妥协结果，就是希望北约提供空中打击（包括地下管道的支援），但不要有地面部队，踏进利比亚的国土。至于这种即想吃鱼，又不想沾腥的作法，会不会有问题。我们可以慢慢看下去。
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直接原因，是伊拉克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建立了“共和国”（1958年7月）。失去了伊拉克的亲西方联盟，也不得不把总部迁到土耳其，并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站在和西方帝国主义对抗的“民族大义”立场上，伊拉克这些革命同志，似乎应该选择和埃及人站在同一阵线上，以共同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复兴与强盛。而埃及人也的确很看好这一点，在它联合了叙利亚，为阿拉伯世界量身定作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个国家组织之后（1958年1月），已经在国家框架内，为伊拉克留下了位置。在当时领导阿拉伯复兴的埃及人看来，尼罗河下游加上新月沃地，所构成的这条“n”形地带，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富庶的土地。如果这上面的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包括赶走卡在中间的犹太人），就能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核心，并拥有和外部势力对抗的资本。
虽然埃及人信心满满，但我们刚才也分析过了，拥有两河之利的伊拉克人，从心底里觉得自己也有机会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相比伊拉克，埃及所拥有的地缘优势，主要有二，一是地理上位于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二是有苏伊士运河，这条世界级影响力的航道。至于伊拉克人，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地下的石油，同样也有让自己拥有影响世界的能力力。因此革命之后的伊拉克，虽然撇清了和基督徒们的关系，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复兴事业的一份子，但却始终没有做大自己的想法。为了让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伊拉克的新兴政治家们（特别是，并不介意在政治上再一次的“利用”西方。而最终促成这一切的，正是伊拉克的邻居“伊朗”。
先写到这了，祝大家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