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狱 后记（1）

    我大学读的虽是文科，但上的不是中文系。毕业后，写过一些学术论文，其中有一篇还得过全国的二等奖，但跟文学也沾不上一点边。移民加拿大后，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常常写些时事评论文章，发表在温哥华和爱民顿（埃德蒙顿）的中文报纸上，但跟校旱也扯不到一块。很多熟识的人听说我写了本校旱，无不感到惊讶和疑惑。出版社的人劝我写点创作心得。恭敬不如从命。其实创作是件苦差事，尤其对我这种新手来说。我想借此机会如实地把创作的动机和过程的艰辛记录下来，既是给那些关心我的朋友一个交待，更希望能给一些正在
    或将要从事文学创作的朋友一点借鉴或启示。
    我家附近有个公立图书馆，里面有不少中文图书，但大多是港台出版的，校旱并不多。说实在的，在国内时我太不爱看校旱，出国后，反倒喜欢上了。也许是跟所处的环境有关吧。喜是喜欢了，可就是无书可读。2005年夏天，图书馆里突然来了一批大陆的书，其中大部分是校旱。看到书架上那些崭新的图书，我两眼发亮，满心喜欢，一下子就借了十本，乐呵呵地抱回了家。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些校旱并不是我想要看的，勉强看完两本，其余翻了翻，全都又还回了图书馆。也许是逞强好胜的本性在作怪，我竟萌生出创作的欲望，想自己写本校旱。都说“无知无畏”，我看一点不错，当时根本就没想到创作会有多难。
    刚开始写的时候，倒是很顺，好似厚积薄发，思如泉涌，一口气竟写出好几万字，连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了。每每想起时，我只能用“犹如神助”加以解释。往往是晚上躺在床上构思，白天往电脑里敲字，说“夜以继日”一点都不为过，人处于极度亢奋之中。好在我是自雇，要不然早被老板炒鱿鱼了。即使是半夜，突然想起什么，就得马上开灯起床，把它记录下来。外出时，也随身带着纸和笔，哪怕是开车途中，只要灵感来了，就得立即靠边停车。那些时，整个人全都交给了这本让我魂牵梦绕、朝思暮想、激动不已的校旱了。日子过得虽累，但看着书稿一页一页地增多，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我女儿是省乒乓球队的队员，每周她训练三次。每次送她去练球，我就在一旁写我的校旱。可以说，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她们省队借用中华文化中心的大礼堂进行训练。礼堂的旁边有个报刊阅览室，很适合写作，可它毕竟是全城几万华人惟一的文化活动站，常常人多嘈杂，看报的地方成了聊天的常葫。有一次，我正为阅览室没人而暗自高兴时，一位老侨突然冒了出来，操着一口广东腔的英文对我说，这里的电是属于文化中心的，你不能用电脑。见我没理会他，他又连说了几遍，然后去找那里的工作人员，想对我兴师问罪，幸好在他们来之前我已经拔掉了电源线。打那以后，我就很少再带电脑去那里了，心想何必遭人说闲话呢。无奈之下，我只得去附近的图书馆。说是附近，其实也有一两站路。图书馆在市中心，那里的车位很有限，与其开车四处找车位，不如走过去的方便。夏天还好说，冬天可就难了。零下二三十度，再厚的羽绒服也挡不住刺骨的寒风，好在我心里总有一团火。天再冷，也从没想过放弃。这本书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地熬出来的。
    创作过程中的累，比起心中的苦，其实算不得什么。从动笔到初稿完成，历时五个月。这期间有段时间，才思枯竭，有点写不下去了。亢奋期过后，着实感到创作的不易。怎么写都不满意，头天写的，第二天就删掉了，自己跟自己较劲，有些像天人交战。我只好停下来看稿子，从头看起，边看边改，等改过一遍后，思路才慢慢清晰起来，才又找回到当初的感觉。写完结局，顿时觉得“如释重负”，但我心里明白，离“苦尽甘来”还差得很远。
    初稿完成后，随即开始修改，越改越觉得自己的功力不够，真是应了那句话：“书到用时方恨少”。改了三个月，删掉八万多字，改得昏天黑地，人也瘦了一圈。除了删节，也增加了许多情节，比如谢大江捐款给希望工程，谢大江的老部下小陈在上海夸谢大江等等，“于晓明”这个人物是在第三次修改时加进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把人物塑造得更加丰满一点。对“谢大江”这个人物来说，有点“欲抑先扬”的意思。尽管我自己对交给出版社的稿子并不十分满意，可要我再改下去，就怕稿子没改好，人先倒下去了。好在我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略显粗糙、稚嫩，才是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