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断肠花

    第一天上班，我在网上把近几日北京的新闻仔仔细细搜索了一遍，没看到相关新闻，我松了口气。
    在公司里大家都叫我JUDY，没有人叫我“秦非”。同时，其他同事也没一个叫中文名的，都是英文名，什么AMY、MAG、DAVY、SAM……只有一个搞后勤的有中文名，大家叫她周姐，但是只知其姓，不知其名。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没人打听你姓甚名谁，更别说关心你的祖宗十八代是干什么的了，除了想知道你是哪里人，然后好把你归为城里人或乡下人，江南人或江北人。
    我被归入乡下人，因为我来自上海以外的地方。在公司包括我在内有五个乡下人，其他的不是城里人就是江南人（宁波绍兴一带的有钱人）。
    关于这些“人”的划分，我是从另一个“乡下人”口里得知的，她是个安徽女孩，小巧玲珑，有一张苍白的脸和两道淡淡如烟的眉，在公司里大家叫她MAG。她和我一样，是个设计师，我觉得她设计的服装有一种内敛的疯狂和深沉的忧郁。
    尽管成了“乡下人，”但我并没有多大气愤，我从小就习惯了忍受。更何况我对这些所谓的城里人乡下人没什么概念，我在北京的时候尽管我的户口本给我打上了北京人的标识，可我从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去北京之前我把自己当成宓水河人，可宓水河不要我了，我成了一个没有根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人”的划分没什么感觉。
    这些曲曲折折迂回在心底的结，我没法说，也不想说，所以就甘愿别人在我身上打上“乡下人”的烙印。而且，我只要能安宁的生活下去即可，管他是什么人。
    我不爱多说话，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上的事情倒不是很多，只是我除了工作没什么可做的，我也不想和同事聊天，说什么呢，穿什么牌子的衣服，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看谁的校旱……这些我都不想说，也不知从何说起。我的衣服要么是从路边小店淘的，要么是买一块布自己设计缝制的，偶尔在商场买过几件衣服，也算不上什么名牌，我的化妆品也不是从巴黎或伦敦来的。而城里人江南人开口就是KENZO、LV、CD，还有好多我没听说过的牌子。我的确是个乡下人，索性闭上嘴，什么也不说，免得被人耻笑。
    公司提供免费的咖啡，于是城里人和江南人经常一边敲键盘，一边优雅地喝着咖啡。我不怎么喝咖啡，因为不喜欢，我喜欢喝茶，我喜欢那种清新自然的清香和淡淡甘甜的味道。公司不提供茶，除了咖啡就是矿泉水，所以我喝矿泉水。AMY每次见我喝矿泉水就微笑着问我好不好喝，我气得心里骂她假洋鬼子，嘴上却说“我习惯喝矿泉水”，她于是笑笑不言语了，眼睛里却内容丰富，好像我是个怪物。
    我不和同事多说话，但不表示我冷漠，我给他们恰到好处的微笑，他们也回以我不浓不淡的微笑。没有多余的热情，都是恰到好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似乎都计算得清清楚楚，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
    在这方面，我比MAG要好，她总是一付愤世嫉俗的样子，也不爱与人说话，弄得别人都不爱搭理她。于是她除了工作，剩余的时间就泡在网上了。
    设计总监叫SAM，是城里人，长得不算帅，但不难看，算是个比较有气质的男人，他的眼睛里有一丝淡淡的孤独和忧郁，同事说他这是艺术家的忧郁。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好像杰出的艺术家都忧郁，比如凡高，比如毕加索。SAM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总是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一丝不苟，他喜欢穿白衬衣，衣领也总是很干净，他还喜欢打领带，而且每天换不同的领带，不同的面料，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图案。他对生活的细节似乎十分挑剔。
    MAG说她数过，SAM有四十根领带。我没法理解，一个男人要那么多领带干什么。
    我每天的工作是坐在电脑前画效果图，或在成衣室里用剪刀剪那些花花绿绿的布和踩缝纫机。我选用的布料大多是丝绸，我喜欢丝绸飘浮的轻盈感，我用色偏重鲜红翠绿，极尽艳丽，还绣上了大朵鲜艳的牡丹、芙蓉之类的花朵，我喜欢这种盛开到极致的惊艳。如果能开就赶紧开吧，别在含苞时来不及盛开就死去。
    SAM很欣赏我的作品，说它们是“另类的古典”和“内敛的激情”。
    我的光芒罩住了另外两个设计师，包括MAG，原本沉默的她变得更沉默，原本苍白的脸变得更苍白，她似乎对我有些怨恨了。其实，我并不想要耀眼的光芒，我只想要风平浪静地生活下去。
    公司在阐北有制衣厂房，SAM带我去过一次，我第一次看到制衣女工们工作的情景。她们一个个面无表情，伏着身子，机械地踩着缝纫机。看着她们我有些心酸，因为我母亲以前也是一家制衣厂的女工，但我没见过她工作的情景，我到北京时她已经坐进一家服装公司管理阶层的办公室，过着体面的生活。
    我想她以前一定也和这些女工一样机械地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第一次对她有了一丝说不出的情感，毕竟她生了我，毕竟情浓于血。
    当晚我在旅馆里拨打了母亲的手机，电话那边传来她那种恒久不变的不急不慢的语调，她永远是那样的优雅，宠辱不惊，处世不乱。
    “还好吗？”她的开场白。
    根据她不变的语调和开场白，我判断那件事还没有怀疑到我身上来。
    “还好。”我说。
    “喔。”她的语气很淡。
    “没事吧，家里？”我想探听一点风声。
    “没事。”她给了我最好答复。
    “我在上海，我在这边找了份工作。”
    “喔，自己多注意点。”
    “嗯。你还好吧？”
    “还好。”
    “我今天在公司的制衣厂看到了女工制衣的情景，你以前在制衣厂很辛苦吧？”
    “还行。”
    热情热心换来冷言冷语，我有些沮丧，于是说道：“我挂了。”
    “好。”
    我刚准备按电话，转念想到那件事，于是说道：“如果有人找我，不管是谁，你都不要告诉他们我的电话也不要说我在上海，好吗？”
    “嗯。”
    “千万千万。”
    “好的。”
    我和母亲的电话通常都这样，一点都不像母女，倒像两个陌生人，好在我已经习惯了。
    挂断电话，一切都陷入沉寂之中，我有点后悔不该给母亲打这个电话，同时我也有些疑惑，难道那件事还没有怀疑到我头上来，我想打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最终我还是忍住了，我不想引火烧身。
    找到工作后我在网上找了处房子，在绍兴路。这条路还有个洋名，“爱麦虞限路”，就像公司的职员，除了中文名，还有英文名。这条路很安静，有许多书店和画廊，还有许多老建筑，漆黑的大门，厚重得像一段凝固的历史。
    房子是一幢老式建筑，楼道狭窄，幽幽暗暗，木质楼梯，被岁月磨掉了最初的颜色，走在上面发出沉重的咯吱咯吱的响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
    房间很小，三十来平米，木地板褪了色，家具简陋，老式衣柜，镜面模糊，雕花铁床，锈迹斑驳。卫生间白色的瓷砖已经发黄，水管生了锈。尽管这样，租金还是十分昂贵。不过我喜欢这里的僻静，所以不用房东太太多费口舌夸房子如何如何好，我就把一个季度的房租预付给了她。
    我素来爱整洁，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屋子擦了又抹，抹了又擦，还用消毒水消了毒，总算把屋子弄得窗明几净了。然后，我又买了床被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还在路边买了盆海棠花，使屋子增添了一丝生气。我喜欢生，不喜欢死，生多好，可以看到阳光，看到雨露，看到盛开的花朵。
    买下海棠花并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当时被它的红打动了，它的红，是一种触目惊心的红，摄人心魄，像胭脂，像离人哭红了的眼睛。
    只是这海棠花的别名不好，叫断肠花。相传古时有一位妇人，怀念自己的心上人，但老是见不到他的面。她很伤心，经常在北墙下哭泣，眼泪滴入墙下土中。后来洒泪处长出了一棵草，花非常妩媚动人，花色极像妇人的脸，后来人们把这花叫做“断肠花”。
    又是一个命运凄惨的女子，和晴雯一样。一个是空牵挂别人，一个是别人空牵挂她，不管谁牵挂了谁，总之最后都是一场空。
    房子因年代久远，隔音效果不好，隔壁房间有人喜欢听越剧，时常有越剧传到我的房间，一声声，一阵阵，或委婉细腻，或轻柔缠绵，或哀婉动人，或温情脉脉。那人听的大多是《红楼梦》。
    问紫鹃，妹妹的诗稿今何在？
    如翩翩蝴蝶火中化。
    问紫鹃，妹妹的瑶琴今何在？
    琴弦已断你休提它。
    是啊，旧欢如梦，琴已断，人已散，还提它干什么呢。
    然而，我常在夜里做那个噩梦，我张着满是鲜血的手在黑夜里狂奔，血如潮水向我漫过来……
    然后我从梦里惊醒，然后睁着眼睛到天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摆脱那个噩梦的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