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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节

    吴有金没抓到公社被专政,使得刘占伍非常恼恨,如果顶罪的不是刘强,刘占伍会狠下毒手。
    他和专案组长认真商量后,都觉得皮肉之苦改变不了刘强的顽强性格,更改变不了他所坚持的“顽固立场”,刘占伍也报不了对吴有金的深仇大恨。刘占伍建议,先把刘强送进条件好的反醒室,让他过一过凉窝头就凉水再睡凉炕的“幸福”生活。
    反醒室的看守在大山窝水库出过民工,知道这个干活肯出力的大个子是一个没有歪门邪道的正派人。他还在专案组那里了解到,刘强是替别人顶罪,又见刘强没被小绳绑,也想到领导不会给刘强定重罪。看守在反醒室的灶坑里加把柴,又弄点咸菜给刘强。
    刘强满以为吃饱喝足后能睡个好觉,然后用充足的精力和体力抵抗皮鞭的抽打。可他闭着眼睛睡不着,满脑袋都是吴小兰的影子。他睁开眼,一片黑暗,吴小兰在黑暗中向他走来,要把他从反醒室中拉走,拉不动,吴小兰哭着哀求:“咱俩走吧!去大兴安岭,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刘强想说话,但是说不出,觉得一种力量压着他。
    吴小兰说:“我知道你舍不下你的儿子,舍不下杨秀华,带上他们一起走,咱们离开刘屯吧!我只呆在你身边,不会打乱你和杨秀华的生活。”吴小兰变得很可怜,哭出的泪有血的颜色,刘强想拥抱她,动不了身。
    吴小兰说:“你离不开家,离不开你的妻子,那好吧,我走,我一定要走了!要想见面,只有在梦里。”
    刘强终于憋出话,只有他自己能听见:“小兰,你不能走,最起码现在不能走,你爹正在病中,需要看护。”
    “我爹不需要我,连你都不需要我,我是多余的人,让我走吧,不要拦我!”
    吴小兰向甸子上跑去,前面横着一条河,吴小兰走进河里,河水淹到了吴小兰的膝,淹到了吴小兰臀。刘强跳下水救他,追不上,眼睁睁地看着吴小兰被水冲走……
    这样的梦把他折腾了一夜。
    天刚亮,刘强用窝头补充能量,吃饱后等待受审。太阳升到一杆子高,照得雪地刺眼,“上挑眼”打开反醒室的门,没把刘强推进阴森的审讯室,而是把他带到一间明亮的办公室里。
    专案组长把刘强带到公社后,又插手另一个专案,把刘强交给有着丰富审讯经验的“上挑眼”,并把刘强的大致身世简诉一遍,让他酌情处理。
    “上挑眼”和“耷眼皮”搭档多年,主要靠整人在公社内混事,两人在工作中本着这样的原则:给当事人做材料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取其重,不可取其轻,宁可择其反,不可择其正,宁可受其骂,不可取其笑。两人怀揣“四个宁可”,几乎走遍了整个公社,半个县区,几下江南,又走塞北,在历次运动中拼杀,成绩辉煌,硕果累累。
    和“上挑眼”相比,“耷眼皮”显得沉稳,心计又多,发展前途要比“上挑眼”看好。可是,在一次外调中,“耷眼皮”没鬼过“上挑眼”,一跤摔倒,再也没起来。
    四清中,两人接案去河北外调,走之前,有人忠告“上挑眼”,说当事人有背景。“上挑眼”多个心眼儿,半路上回保定老家探亲。“耷眼皮”求功心切,更想独享成果,正好公社内要有一批人转干,他不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耷眼皮”带回厚厚的外调资料,正准备提审当事人,接到上级通知,说公社精简机构,“耷眼皮”属于富余人员,让他回小队参加农业生产。“耷眼皮”在侍弄自留地的过程中,理清了被精简的原因,是他工作过于认真,惹怒了县里的一位局长,这位局长是当事人的亲戚。
    “耷眼皮”恨起“上挑眼”,说他不该把当事人的背景保密,这是不讲交情的卑鄙行为。
    “耷眼皮”工作无功,回老家挣工分儿混饭。“上挑眼”探亲无过,顺利地办了转干手续,老婆孩子都跟着住到镇里。“上挑眼”在吃上商品粮的同时,也对“四个宁可”产生怀疑,针对现实情况,觉得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挑眼”吸取“耷眼皮”的教训,对走过的路重新思考,竟然感到自己办了很多冤案,他在反省中自语:“把含冤而死的人当阶梯铺成的仕路,真正走通的能有几人?看着领导眼神行事,固然可佳,可有心计的领导往往让人琢磨不透。四清这件事,要不是有朋友相助,把当事人有背景的天机泄露出来,我一定和耷眼皮一个下场。”
    “上挑眼”的工作态度迅速转变,无论外调还是突审,都是应付差事。新的座右铭是:“讨好上级,尽量少得罪群众。”
    这句话看似简单,一般人做不到,“上挑眼”能做到,是因为他能正确认识自己。无论从年龄还是从能力上,他都没有高升的可能,稳稳地拿工资,吃供应粮,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他新的工作原则。
    “上挑眼”工作顺利,在公社内,还混个好人缘儿,和专案组长及刘占伍的关系都不错。专案组长把刘强交给他,也是刘占伍的主意。刘占伍恨刘强不该救吴有金,但他仍然尊重刘强,他不愿让刘强真顶罪,也不想对刘强动刑。由“上挑眼”做刘强的“专政”工作,让刘强在办公室里悔过自新。
    刘强准备承受鞭挞之苦,没想到受到这么高的礼遇,他拽个凳子坐下,瞅着“上挑眼”,等待审讯。
    上挑眼问:“你还认识我吗?”
    “认识,你在大山窝水库找过我,说我推麻凡下水,我没承认。”
    “你为啥不承认?”
    “不是我干得事,我不会承认。”
    上挑眼说:“行了,行了,那种事已经结案,判你无罪。多亏那个麻凡哪!你得感谢他。”
    刘强没说话。
    “上挑眼”问:“吴有金是你什么人?”
    “无亲无故。”
    “不对吧?”
    “咋不对?”
    “上挑眼”说:“一点儿亲戚没有,你不会替他顶罪。”
    刘强说:“真的没有。”
    “上挑眼”眨眨眼,一丝笑倏然而逝,板着脸说:“我倒听说吴有金有个闺女,年龄和你相仿,长得挺不错。”
    “你咋知道?”
    “上挑眼”哈哈笑,笑声洪亮,使办公室的气氛变得轻松。他说:“我这些年尽干这个了,这点事还能瞒过我?我还知道你们钻过大草垛。”
    刘强脸红,急着解释:“是钻过草垛,但我们是清白的,不像一些人说得那样脏。”
    “就是清白也不行,你可是有家室的人,懂得吗?”“上挑眼”的脸上还带着笑,但目光逼人:“你这次拦车,不但体现了政治上的问题,也暴露出作风上的问题。”
    刘强觉得“上挑眼”在制造轻松气氛中暗藏杀机,必须谨慎对待。他说:“吴有金病得很重,急需治疗,不是急需专政。”
    “把吴有金换成别人,你还会这样做吗?”
    “换成别人?”刘强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不愿说假话,便如实相告:“我也不知会不会这样做。”
    “上挑眼”严肃地说:“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难怪走错路。”
    刘强说:“我不认为救吴有金会有错。”
    角落发出打骂声,“上挑眼”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转了转,然后打开黑屋门。黑屋对着刘强,往里看,是条黑洞洞的走廊,刑讯室传出马向勇的惨叫声。
    “上挑眼”关上门,坐回椅子里,不再问话,意在让刘强认真思考。
    对刘强来说,这种气氛很压抑。
    过一会儿,“上挑眼”低声说,语气却很重:“按理说,吴有金的历史问题比马向勇还要重,让他逃脱专政,你的罪过不小啊!”
    马向勇惨叫声忽高忽低,办公室里听得清清楚楚。
    “上挑眼”又说:“顶罪这个事,说说容易,皮鞭的滋味儿可不是好受的。”
    刘强不是怕皮鞭,他要尽力为吴有金争辩:“吴有金病得起不来炕,让他逃脱,他也逃脱不了,就算有重大历史问题,也应该调查清楚再抓人。”
    “有人检举他当过胡子头儿,这问题就足够了。”
    “胡子头儿算什么历史问题?”
    “算什么?”“上挑眼”被刘强问得发了火:“今天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我看你是自找苦吃!”
    刘强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如果服软,就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不如坚持下去。他说:“光凭检举就抓人,这事做得太草率,你们讲为革命负责,也要为人民负责。”
    “上挑眼”大声说:“吴有金不属于人民!”
    “他属啥?”
    “上挑眼”站起身,愤怒地吼:“不许你逼问我!”
    “我不是逼问你,我是说你们不该随便抓人!”
    “上挑眼”踹开黑屋门,马向勇的惨叫声变成呻吟,打手的喝问声在整个走廊回荡。
    气氛变得极为紧张,只要“上挑眼”下话,立刻会有打手来捆刘强,刘强也做好接受皮鞭的准备。
    “上挑眼”站在走廊上,渐渐冷静下来,他想到刘占伍和专案组长的交待,也想到即使把刘强打得皮开肉绽,对自己也没有一点儿好处。
    这就是人老奸马老滑的具体表现。真正抗击风浪的人,首先要学会保全自己。“上挑眼”从“耷眼皮”摔倒的教训中,总结出一个浅显的道理,捞不到好处而得罪人叫损人不利己,只有傻瓜才干这种事。
    “上挑眼”不是傻瓜,他不想和刘强叫真儿,关上里屋门,拿出纸和笔,让刘强写份检讨书。
    刘强不会写。
    “上挑眼”提示他:“你就写吴有金是历史反革命,你替反革命顶罪,就是反革命行为。专案组暂时没专政你,你要衷心感谢党,感谢伟大领袖**,感谢红色政权,感谢革委会,感谢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回村后低头认罪,悔过自新,服从改造。”
    刘强替自己辩护:“我没有反革命行为!”
    “我看你这个人就像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尝尝厉害真不行!”上挑眼又怒又急,把心里话流露出来:“让你写检讨是给你下台阶,我也好向上级交待。你写你是反革命,是你自己的认识,定不定反革命,掌握在我们手里,没人看你写的那几个字。”
    刘强还是不想写,气得“上挑眼”托出老底:“两个群专副组长了解你,对你印象不错,才让我来教育你,改造你,换别人敢拦专政队的车,早让你哭爹嚎娘了!快写吧,我拿你的检讨书向上交差,整好了今晚就放你。”
    刘强按“上挑眼”的旨意写了检讨书,当天被放。
    马向勇被关押在小黑屋子里,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这个满腹经纶的“革命”瘸子,经不住专政队革命皮鞭的惩罚,每一天都有新罪行从他嘴里坦白出来。
    他交待,他的腿不是被国民党打瘸的,也没挨过解放军的枪子儿,而是贩马摔的。他交待,做了假荣军证,因为做得太不像,没敢亮出来。问他为啥这样做,他说时下假的吃香,人们都喜欢说假话,办假事。打手给他加了两皮鞭,他供出假荣军证是老黑帮他画的,打手把这一重要线索报告给专案组长,专案组长让封进马向勇的档案。
    马向勇交待,已故的妻子出身不好。打手们在这方面大做文章,政策攻心,小绳攻身,也没攻出可要的口供,因为马向勇根本不知道亡妻家人的下落。
    马向勇还交待搞过妇女,被搞的人是历史反革命家属,打手们拷打他,问他和那名反革命家属有没有感情,马向勇一口咬定“没有”,说那名妇女太顽固,时时躲着他,每次都是他强迫。想定他勾结反革命罪,“强迫”两个字给他解了围。
    专案组对马向勇审讯三天,把口供汇拢,觉得他的历史问题不算重大,现行问题也不够定性,打算再审一次做为终结,然后结束对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让他回家调养因“教育”而受伤的身体。
    审讯比以前客气,小绳绑得比以前松,两位打手握着三角带,在审讯中都没往他身上打。
    马向勇跪在审讯桌前,由于两条腿都用不上劲,屁股压着脚跟,姿式不规范,身边的两位打手也没纠正。
    记录者问:“马向勇,你对这几天的审讯有什么感受?”
    “很好,非常好,对我教育很大,我以后要认真改造。”
    问:“你坦白的罪行都是真实的吗?”
    “是真实的。”
    问:“你还有要交待的吗?”
    马向勇想说“没有”,又不知这样说对不对,他向两边看,两名打手好象没在意他,他看一眼主审者,那人忙着整理记录。马向勇低下头,没敢吱声。
    审讯者记完,无意中又问一句:“你还有没有要交待的罪行?”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马向勇想用这句话拖延时间,以决定该说有、还是说没有。他看一眼审讯者,那人的目光又变得严厉,马向勇低声说出一个字:“有。”
    马向勇是个聪明人,他选择最简单的语言来回答,是为了少挨皮鞭。几天的刑审中,他又研究出一个大道理,只要不顶嘴,就会少受一些痛苦。然而,这次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本应该结束的专政,在他的一字之差下又要“深入”。
    两名打手横眉立目,两条三角带同时抽在马向勇后背上,两人同时怒喝:“坦白从宽,交待罪行!”
    马向勇被打得向前栽,大脑也在急速飞转,想不出还有啥罪行没交待,又怕三角带再往身上打。他不愧是阶级斗争的高手,没有的事也难不倒,呻吟后清楚地说:“我还有反动思想没交待。”/>
    审讯者紧追不放:“有反动思想就有反动言论,交待吧!”
    马向勇打算用抓不着看不见的“反动思想”来搪塞,以图躲过三角带,没想到审讯者把反动思想和反动言论联系在一起,事态严重,他低头转眼珠,越转越害怕。
    马向勇非常明白,做些错事可以用皮鞭来改造,而反动言论了不得,特别是攻击伟大领袖**和影射革命旗手的反动言论,那是要用枪子儿解决的。在选择“枪子儿”和“皮鞭”时,马向勇抱定后者,专政队也以“抗拒”对他“从严”,加大了刑罚力度。
    刘强被拉到公社顶罪,刘喜也跟了去,见哥哥被带进反醒室,他藏在屋外的墙角处。刘喜手里的短枪是假的,也要用他救出哥哥。他想:“刘满丰把枪装在裤袋儿里,抓他的人没一个敢上前,等天黑,我用假手枪吓唬看守,夺下他的真枪,他要老实就放他一命,不老实就开火。”
    天还大亮,有人来开门,刘喜从墙角溜出来,偷偷跟上去,看见那人筐里有窝头,刘喜第一反应是饥饿,想到窝头是给哥哥吃的,他把伸出的手缩回来。送饭的看守发现了刘喜,以为他是哪个村混过来的小要饭花子,没喜得搭理他。
    刘喜以为有了机会,贴在门口等。雪花零星落地,太阳在空隙间还露了一下脸,时间很紧迫,刘喜一阵阵着急。
    送饭的看守走出屋,迅速锁上门,刘喜想用假枪顶看守的腰眼,又怕天亮被识破。自己露馅儿还好说,误了救哥哥是大事。正当刘喜犹豫之际,看守转身走向他,刘喜把假枪背在身后,瞅着看守嘻嘻笑。看守以为这个嘻笑的半大小子精神不好,躲开他。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再没有看守来开门,刘喜瞅着门上的大锁干着急。
    寒冷的北风吹开阴云,星星争着窥视雪地上的生灵,刘喜冻得手脚痛,也忍不住饥饿。他想到看守送进黑屋的半小筐窝头,估摸哥哥饿不着,忽然觉得在这守着是白受罪,便跑上县道往家走。
    回村的小道比县道近,可小道边上有坟包,刘喜怕遇到鬼,他不敢走。
    县道上过来一辆马车,和他同一个方向,刘喜爬上车沿,赶车人用鞭稍往他头上甩,刘喜求赶车人拉他一程,赶车人不答应,他被轰下车。
    赶车人扬起鞭,把他扔在黑暗里。
    刘喜感到世上的人在变坏,这个赶车的家伙丧失了同情心,没有一点儿人性。在以前,捎个脚是家常便饭,拒绝者被认为不善良,刘喜喜欢溜车板儿,没遇到车老板儿往下驱赶他。
    一辆解放牌货车从刘喜身边驶过,扬起眯眼的土,刘喜抓起一把土扬过去,连汽车的尾巴都够不着。
    刘喜对开汽车的人有成见,觉得他们不如拖拉机手好接触,拖拉机进村翻地,刘喜没少摆弄操纵杆儿。开汽车的人太牛,停车时还关着车门,不让刘喜往里看。拖拉机手都换成男的,开汽车的也都是小伙,刘喜经常看到小伙旁边坐着姑娘。
    一次,一个留长辫的姑娘站在县道上等捎脚,一辆卡车“嘎吱”站下,小伙子推开车门,很客气地把她让进驾驶室。刘喜也学长辫姑娘的样子等车,汽车在他面前驶过,连车速都不减。刘喜到县道中间截,车在他身边绕过,开车人还摇下车玻璃骂他“找死”。几次被骂后,刘喜对大卡车产生怨恨,偷着往过路的车上抛石子儿,如果汽车停下来,他就和同伴儿喊顺口溜:“司机不用牛,专门儿喝汽油,男人怎摆手,汽车照样走,姑娘一点头,钻进驾驶楼,”喊完连蹦带跳,哈哈大笑。
    又有汽车过来,开着大灯驶过,刘喜不再扔石子儿,也念不出顺口溜,他希望有汽车来回跑。尽管尘土呛鼻子,却能给他壮壮胆儿,特别是车上明亮的大灯,能给他照出一段路。
    走到黄岭时,天黑得可怕,黄岭没通电,刘喜连出村的路都摸不着。想到还要走三里小路,又想到小路两边坟地里的鬼火,刘喜的头发一阵一阵地往起竖。再不敢往家走,他决定到县道边上的小队部里找个宿。
    刘喜想到小时候村里人留过路人住宿的情景,也想到母亲为过路人烧开水的热情,觉得这几年变化太大,人与人之间变得戒备和陌生。他怕队部里的人不留他,还是硬着头皮走进去。
    队部里住着两个人,都是照管牲口的饲养员,为省油没点灯,趴在炕上闲唠一天所经历的事情。见一个半大小子来借宿,先问他是哪村的,刘喜说家住刘屯,两人在大炕上清理出一块地儿,让刘喜趴下,给他一段木头当枕头,又拽出一床带有马粪味儿的棉被扔过去,告诉他:“屋里冷,炕上热,盖上被子就暖和了。”一位很同情刘喜,小声说:“去刘屯的路太背,别说是小孩,咱大人也不敢走。”
    刘喜趴在热被窝里听两人闲说话,又闻到烧红薯的香味儿,他以为是饿急产生的错觉,用不停咽唾沫的办法来掩盖。这时,一个饲养员摸黑下地,去灶坑里扒拉灰,对另一位说:“地瓜烧熟了,你也起来吃。”炕上这位站起来点提灯,边划火边说:“这孩子八成吃不到晚饭,咱把地瓜多让给他点儿。”
    灯点着,灯光照在说话人的脸上,刘喜一眼认出,他是在黄岭水库打架的“开裆裤”。
    同样是一个人,展现在刘喜面前的是两种面目,一个要把食物让给素不相识的孩子,他是好心人。一个要从两个孩子手中抢走榆树皮,而且把两个孩子打伤,他比魔鬼还可恶,是刘喜心中不可饶恕的坏人。
    熊熊的仇恨烈火,很快把“开裆裤”好心人的形象烧成灰烬。刘喜坐起身,拿过“开裆裤”递过来的红薯,红薯烫手,他瞅着“开裆裤”嘻嘻笑。
    人生之路,本来就不平坦,情仇恩怨,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如果上帝把人生设计得非常圆满,人们会在单调的生活中感到空虚和失落,只有竞争,才能催人奋进,只有丰富多彩,才能使人们在永远的追求中得到快乐。恩情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仇怨可以毁掉人间的桥梁。由恨生仇,由仇积恨,它像丑恶的魔鬼一样扭曲着人们的灵魂,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他们会用忍耐来缓解,也可以用大度来包容,发生在孩子身上最可怕,幼小心灵系上死结,花费终生的努力也难解开。刘喜的脸在嘻笑中变形,把手中的热红薯看成炸弹,他要投过去,要看着炸弹在“开裆裤”身上爆炸,要看看“开裆裤”那颗跳动的红心上到底有多少黑点儿。
    刘喜没有这样做,他明白把红薯投过去对“开裆裤”没有任何损伤,何况,他饿得难受。
    刘喜吃完手中的红薯,又笑嘻嘻地把“开裆裤”的那一个要过来,吃完蒙被装睡觉。
    饲养员给牲口加了料,然后熄灯躺下,唠几句本村的事情又唠到刘喜,“开裆裤”说:“这孩子笑嘻嘻的,我好像在哪见过。”
    刘喜的心一激灵。
    另一位说:“他在咱黄岭上过小学呗,可能是路上遇见过。”
    “开裆裤”想了一会儿,他说:“只是有些印象,记不得咋回事了。”
    刘喜在心里说:“你不记得我,我可忘不了你,你叫开裆裤,等我长大后,把你的两条腿也拽开!”
    饲养员把话题转到刘屯。
    一位说:“刘屯不大,斗争不小,连马向勇这样的人都卷了进去,这回可好,绑到公社,不扒掉皮怕是回不来了!”
    “活该!”开裆裤说:“马向勇那个人奸得出奇,坏得过火,应该对他专政,让他尝尝皮鞭子的滋味儿。”
    “你怎么知道他坏得过火?”
    “还用说别的?去年夏天,我看瓜,刘屯的五辆马车路过咱队的甜瓜地,车老板儿想吃瓜,我说瓜没熟,他们把车赶走。第二天我一看,瓜地被罢园,瓜蛋子扔一地,白白糟践了,后来才知道是马向勇领人干的。偷瓜偷果不算贼,没法追查,这要是粮地,我就告他破坏农业翻身仗,让他蹲几年笆篱子。”
    刘喜听到两个坏人之间有矛盾,心里暗乐。
    另一位说:“还有一位大个子被拉走,专政队没绑他,他好像也没当回事。”
    “开裆裤”说:“大个子叫刘强,我认识他,这家伙力气大,打人手也狠。”
    “刘强?我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人挺正的,专政队抓他干什么?”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刘强去给吴有金顶罪。”
    另一位问:“吴有金是队长,不会有啥事吧?”
    “有人告他有历史问题,说他当过胡子头儿。”
    另一位好像有感触:“诶幺,历史问题可了不得!”
    “开裆裤”说:“你说刘强虎不虎?他在半路上截车,让专政队员把吴有金送回去。”
    “这还行?吃了豹子胆的人也不敢这样做!”
    “你别说,刘强还真把车拦回去了,他说吴有金有重病不能受刑,自己愿意去顶罪。”
    “他和吴有金有亲戚吧?”
    “不是。”“开裆裤”说:“真和吴有金有亲戚的是大队治保主任马向东,他还领头去抓呢,听说是马向东把自己姨父拖上了马车。”
    “这事不新鲜,一些人图个好前程而大义灭亲,刘强图啥呢?”
    “这就不好说了,听说和吴有金的闺女搞过对象,两人还钻过草垛,有那事没那事谁也说不清,最后让吴有金别黄了,吴有金的闺女想不通,到现在也不找主。”
    “要把我换成刘强,一定把吴有金恨在心里,替他去顶罪,真是不可思议。”
    “看着和他闺女的情分呗!据我所知,刘强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
    另一位好奇地问:“你咋这么了解刘强?”
    “唉!我们在一起打过架。”
    刘喜警觉起来,支楞耳朵认真听。
    “开裆裤”说:“那年涨水,黄岭水库被毁,都上秋了,刘强的两个弟弟去截鱼,我寻思那水库建在咱黄岭,就抢他们的截鱼口子。其实,刘强那个斜眼弟弟已经不想截了,但他记起以前的仇,说什么也不肯让出来。”
    夜很黑,也很静,刘喜躺着不动,专心听“开裆裤”的讲诉:“说来话长,想起来后悔,就因为几张榆树皮,我们哥俩竟把刘屯的两个小孩狠狠地打了一顿。”
    另一位坐起身,用火柴点着一支白杆香烟,像是在烟雾中重温那段饥饿的历史。
    “开裆裤”讲:“也不知是饿蒙了,还是让斗争搞糊涂了,刘强他那个不懂事的小弟弟说是地主,我哥俩就下了死手,亏得没出大事,要有个好歹,就是刘强家不来找,咱这良心也受不了。”
    刘喜觉得这话不该从“开裆裤”嘴里说出,他认为魔鬼不知道忏悔。
    “开裆裤”要过一支烟,对着火,斜着身说:“黄岭水库那次打架,刘强是小哥仨,最小的顶多十岁。我们哥俩,还有一个表弟,都是成年人,三对三,愣是没打过人家。”
    坐着抽烟的那位舍不得扔到烟屁股,叼在嘴里说:“你说过,刘强力气大,打人手狠。”
    “不是那码事,不是那码事呀!要说刘强吗,还真没怎么动手,是两个小的想拼命,因为几张榆树皮做下的仇恨啊!”
    烟头烧到手,“开裆裤”扔到地上,他说:“我哥哥不服气,我对他讲,过去结仇是怨咱们,咱们吃点亏有利于仇恨的和解。后来,我哥哥也认识到这一点,再没有和刘强一家发生冲突,有一次出民工,我俩还和刘强一起吃的饭。”
    刘喜心想:“你想化解仇恨,我不能,你们在黄岭水库被打伤的是皮肉,疼是暂时的,很快会好,你对我的伤害终生难愈,我会随时报复你!”
    刘喜还很幼稚,不懂得往深的层面想,马文、刘辉是造成他终生伤痛的根源,他们让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永世不得翻身,“开裆裤”和“趿拉鞋”只是在没有翻身能力的孩子身上用暴力抽打。马文、刘辉追求的是巨大的政治利益,而“开裆裤”兄弟俩只为了几张小小的榆树皮。
    小队部是玻璃窗,云开时,躺着能数天上的星星。开裆裤对同伴儿说:“三星当头,吹灯节油,该睡觉,我也别唠叨了。”
    另一位还没困意,好象替刘强担忧,他说:“吴有金在家睡觉,刘强替人受刑,就因为一个没处成的对象,你说多不值。”
    “开裆裤”说:“我看刘强不见得受刑。”
    “凭啥说?”
    “凭我的感觉,这个人宽容大度,不会和人结怨,很多人都知道他不惧邪恶,我估摸没人敢下黑手。”
    “那马向勇呢?”
    “开裆裤”显出幸灾乐祸样子:“你看着吧,这个时候早该把尿撒在裤兜子里了。”
    外面传出声,马圈里的牲口为争料而踢打,饲养员和刘喜都闭了眼,小队部里响起鼾声。
    刘喜回到家,家里乱了营。嫂子抱着孩子哭,母亲在一旁劝,二哥在屋里转,埋怨哥哥不知好赖,骂吴小兰是骚妖精。见刘喜进了屋,都把目光投向他,母亲举起手想打,又舍不得落巴掌,大声号啕:“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又不见了,你这个讨账鬼,死到哪去了?全家人为找你,谁也没睡觉。”
    刘喜拉着母亲,看看嫂子,又看看二哥,平静地告诉家人:“我跟大哥去了公社。”
    “你大哥咋样?”母亲急着问:“打他没有?”
    刘喜说:“没见人打他,还让他吃窝窝头。”
    家里所有人都像松了一口气。
    母亲问他咋回来的,怎么走了一宿才到家,刘喜轻描淡写地说了一遍。
    杨秀华仍然哭泣,她说:“昨天没打,还不等着今天上刑,再好的体格也抗不住绳子勒啊!”
    刘志对嫂子和母亲说:“在家瞎哭,啥事也不顶,还不如让我到公社去一趟。”
    刘志想出门,被母亲拦住,她说:“你去有啥用?这就够说了,你可别添乱了!”
    刘志也明知去公社解救不了大哥,他靠在墙上生闷气,嘴里嘟囔:“我大哥让狐狸精迷住,豁着命去救仇人,这可好,他在公社挨鞭子,吴有金躺在热炕头儿享清福,我嫂子哭得死去活来,人家吴小兰正出匀乎气呢。”
    吴小兰出气并不匀乎,承担的苦痛一点儿也不亚于杨秀华。
    她不想找婆家,有思恋刘强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和父亲怄气。吴有金的突然病倒,对吴小兰打击很大,手足无措时,专政队来抓人,印证了“祸不单行”的那句老话。她不知父亲犯了什么罪,想不通为啥被专政,也想不通专政队为什么不能放过一个重病患者,更想不通把父亲拖上专政队马车的人,竟然是自己的表弟。
    吴小兰和母亲跪着求专政队员放过吴有金,没有人答应,她想找马文和马荣帮她说句公道话,这两人躲得无影无踪。吴小兰的依靠是弟弟吴殿发,吴殿发又和现行反革命的姐姐搅和在一起,不敢出头露面。
    她在极度矛盾中找到刘强,刘强去拦车,吴小兰又后悔,害怕拦车给刘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她想和刘强共同去顶罪,被专案组撵了回来。
    吴小兰站在村口,寒风吹不干她的眼泪,眼泪连着鼻涕,和披散的乱发冻成冰棱,手冻得像红馒头,不觉痛,还觉得好,因为太阳快落山时是红色的,她仿佛有预感,刘强能在天黑前回到家。
    路上过来的每一个人她都认为是刘强,当刘强走到面前时,她又感到陌生,她觉得这个大个子比刘强高大,坚实的步伐也比刘强走得稳。吴小兰转身想走,转得急,头晕旋,冻僵的腿不听使,脚没抬起来,膝盖着了地。
    刘强去抱,被吴小兰奋力推开。刘强看到,杨秀华的目光盯着他。
    杨秀华满脸泪,憔悴的脸上还露出不安。
    吴小兰起身跑,跌跌撞撞。
    刘强站着,站得僵直,看到吴小兰被风吹散的长发,就像吴小兰留给他的一支悲歌:
    我爱你,
    曾经的恋人,
    本是并蒂莲,
    何必要同根?
    对你没有泪,
    我对天泪淋淋,
    记住我,
    记住我吧!
    你记住我的心。
    我爱你,
    永远的恋人,
    因为爱得苦,
    注定要离分。
    对你不强求,
    我对地无路寻,
    忘掉我,
    忘掉我吧!
    我不忘你的魂。
    刘喜看到哥哥回到家,而且毛发无损,他高兴地在院子里跳,看见马金玲走过来,笑嘻嘻地迎上去。
    马金玲来向刘强打听她父亲的情况,被刘喜挡在房门外,刘喜举胳膊扔腿吓唬马金玲,对她说:“这是我的家,不许你进屋。马金玲脸上有哭痕,哀求刘喜:“你别闹,我进屋有正经事。”
    “不行,正经事更不行!”
    马金玲硬要进,刘喜堵着门。但刘喜想不到平时柔弱的女孩会产生那么大的力量,竟被她一把推到门边。刘喜挥拳想打,被赶过来的母亲喝住,李淑芝把马金玲让进屋。
    刘强想把马向勇受刑的真实情况告诉马金玲,又怕伤害这个善良女孩子的心灵,只好做了遮掩,然后告诉她搭救的办法:让马向东以大队的名义把马向勇保出来。
    刘喜在院门外等马金玲出来,打算让她尝尝拳头后,再笑话她也有今天的好下场。
    在街上,刘喜截住马金玲,笑嘻嘻地说:“小狗崽子,你挺有劲呢!”说着晃动拳头:“来比试比试,看咱俩谁打过谁?”
    马金玲不理他,刘喜把拳头亮在马金玲眼前:“今天我打你,得让你知道为了啥,你爹瘸狗,一肚子坏水,坑害百姓,也坑害我,你是他闺女,你也是坏人,公社给你爹专政,我也给你专政!”
    马金玲想错过身躲开刘喜,被刘喜拉转身,拳头打过去,刘喜看到马金玲满脸泪水,他的拳头在马金玲眼前划个弧线。
    刘喜的泪水已经被暴打清理干净,再不会流泪,也不会对流泪者产生同情。马金玲的泪,让他想到皮鞭下的马向勇,他要笑给马金玲看,但表情冷冰冰。
    刘喜没打马金玲,却没放过马成林。
    马向勇被群专组改造了半个月,孬老爷用驴车把他接回来,刘喜跑到蛤蟆塘去迎接,迎接的礼仪是瞅着瘫在车上的马向勇欢蹦乱跳。马成林看不下去,推搡刘喜,被刘喜摁倒在马车后。马金玲赶过去拉架时,马成林已经挨了两拳,脸上还被刘喜咬出牙印。
    这一切,马向勇都看在眼里,但他管不了,也不想管,他要做的事情太多。
    首先,马向勇要调查的是谁举报他,又是谁主张把他抓到专政队,群专小组里哪个人是他最大的仇敌?他把坏他的人在头脑里过数:“刘志、刘辉、刘占山、何大壮、羊羔子……”对于在他危难时刻打他儿子的小刘喜,马向勇已经没那么大的精力来管了!
    马向勇恨刘强,认为吴有金没去专政队,让他多挨了皮鞭。
    专案组对吴有金的历史进行调查,没查出他当胡子头儿的可靠证据。吴有金当过土匪,只是一般历史问题,仍然留在人民内部。马向勇自称荣誉军人,欺骗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他老婆出身不好,让他沾染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老婆虽然故去,他的瘸腿不能从反动阶级的泥潭中抓出来。马向勇逼着阶级敌人的女人通奸,是加入敌人阵营的表现。他有反动思想,也有大量的反动言论,在专政中避重就轻,抗拒从严。专案组集体讨论决定,给予马向勇比照坏分子处理,回村监督改造。
    说是集体讨论,实际上,是专案组长委托给“上挑眼”。“上挑眼”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给了马向勇比照处理的决定,让他有着一日“可以翻身”。
    吴有金在家里养病,稍有好转。马向勇在家里养伤,痊愈时已是冰雪消融。学校复课闹革命,马金玲要上学,马向勇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马文和马荣仍然坚持他们的老观点,说学校里教不出好东西。社会上批判读书无用论,他俩的一些话只能到马向勇家里说。马文举出吴小兰,马荣又搬出辛新做例子:“这媳妇读得书多,上了比中学还高的中学,还不是回来围着锅台转?妈啦巴,还不如不念呢!吴小兰学会钻草垛,我看辛新也没学出好玩意儿,她的眼神挺贼,总往刘志身上瞅,依我说,以后别让她下地干活,省得出事儿。妈啦巴,咱又不差那几个工分儿,让她在家里生孩子算了。”
    马向勇的观点不同,他的一套新理论,又让两个叔叔为之一惊。
    他的这套理论是在养伤期间躺出来的,没有冠之革命的名称。马向勇说:“都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要搞千次万次,人民群众永远当家作主,真正做主了吗?实权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勾心斗角越演越烈,政治上的不平等越来越明显,老百姓的地位越来越低。随着社会形势的逐步稳定,掌权人就要发展适合他们利益的经济,政治上的不平等必然延伸到经济上的不平等。权利以继承为生,多余的还可以买卖,一人得势,鸡犬升天。掌权人高高在上,家人和亲属都能享受权利带来的快乐生活,而平民百姓仍然饥苦。
    一些没有特殊关系的平民百姓给掌权人当咬人的狗,看着掌权人的眼神摇尾巴,掌权人高兴,也只能扔出一块骨头。要想改变命运,唯一的途径是读书,读出本领才能接近权势,也能有机会在权势下分得好处。像今天这样,你打我闹,只能被实权人当枪使,我们捞不到啥。”
    马向勇的话让两个叔叔听得不顺耳,马荣反驳:“你可能被鞭子打蒙了,把读书人看得那么重!妈啦巴,现在被整的人都是读书人,没看谁敢阳棒。”
    马向勇反问:“整读书人的人是什么人?”
    “是我们,贫下中农,妈啦巴,革命群众大老粗!”
    马向勇一脸阴笑地说:“我们都听上边指挥,指挥我们的都是文化人。文化人整文化人那是因为官多位少,用咱们的话叫狼多肉少,我们跟着怎样闹,也是吃屎的料。”
    专政队用三角带“教育”,没有使马向勇得到正确的改造,相反,他的思想真有滑向反动的倾向。但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他用这套理论给马金玲创造了复学的机会。
    马文兄弟俩对马向勇的理论领会不深,凭经验总结出上学不学好的教训,还都付之行动,马文不让小霞上学,马荣让马向伟当了半拉子。
    马金玲和刘喜坐到一块儿,刘喜仍然对她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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