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窃

    罗波虽然出了这本书,其实她心里明白,这不能叫创作,拿不上台面的。要想在文坛上让大家承认,就得拿出象样的作品。但是,以她现在的实力,写的文章最多能在《江城日报》和《江城文艺》上发表,这点文扬曾经给她严正指出过。
    但是怎么才能有好作品呢?仅读过高中,而且还是差生的她,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文学无法投机,仅有点小聪明远远不够。
    她没有机会像吴晓晓那样去北京进修,也没有时间像母雅芳那样整天和文学打交道。因为她有工作,而且是不错的工作。现在已被调到分理处来了,如果再不认真,她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那就会被勒令退职。银行虽说是事业单位,现在却改成了企业管理,而且上班管得特严。
    但是,机会还是来了。那天她和文扬约会,地点是座茶楼。文扬随身带有一个小提包,胀鼓鼓的。
    罗波问:“你给我带的什么好吃的呵?”
    文扬笑道:“好吃的我随时夹着,一根红肠。”
    罗波笑骂:“你个下流胚!”说完就要去打他。然后把他的提包抢过过,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叠稿子。不过一看还真让她爱不释手。这是一部散文手稿,作者周秀花,名不见经传,却写得文彩蜚然。
    俩人当然要亲近一番,这次他们进行了改革,就是罗波在上面骑马。现在茶楼真是个好地方呵,特别雅间准备了长长的4人沙发,就像一张床那样舒适。玩了一个钟头,俩人才尽兴。然后罗波坐在这那里,续续看这部手稿。
    文扬说:“你喜欢看就拿回去看,这是乡下的一位中学教师写的,看完了还给我!”
    罗波欣慰不已,在文扬的**上深吻了两下,她说要给他打个记号。
    这部书稿叫《深山有爱》,作者叫周秀花,写的全是乡间的事,特别的纯朴。有股子浓浓的地域风情。比如这篇《母亲的鞋》
    母亲打来电话,说给我做了两双布棉鞋。适合冬天的穿。问我在外的地址是什么,她准备寄过来。我告诉她,城里有卖的。而且不贵。让她不要寄来了,下次回家再拿。何况邮局在邻镇,很远的。母亲又不识字,填个单子都要请人帮忙。
    母亲听了,仍不依不饶,唠唠叨叨的。讲上次回家我说冬天穿皮鞋太笨,在办公室一点也不方便。听到这里,我猛然想起曾与母亲聊天时不经意的说过这句话。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母亲竟记在了心上,并且还特地做了两双。
    电话那头,母亲有些怯怯地说:“已经好多年没做布鞋了,不知做得合不合脚!昨晚才赶好的,就是想你尽早能穿上。”
    我沉默了一会儿,心里堵得慌,陡然难过起来。小声地问母亲:“您不识字,我怎么把地址给您啊?”
    这时,电话那头传来苍老的男人声音“小周啊,我是你李爷爷,你妈把我请来记你的地址啊!赶快报吧——”
    李爷爷曾是村小的民办老师,识得字,可他离我家有五里路。我能想象母亲是怎样一针一线,用布一层一层纳鞋底,在好几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就着灯光穿针引线。跑五里路送上十几个土鸡蛋,请人来记我的地址。然后赶到邻镇,好言好语地让邮局工作人员帮忙写上地址,邮寄给在外的女儿。
    我的喉咙开始哽咽,眼睛有些湿润。对着电话筒我大声地说:“妈,明天您就寄来吧,我正等着穿呢!”
    回想上次回家,哥哥的小孩要吃家乡的阴米。就是把糯米蒸软,晒干,然后炒熟。家里好多年也没有弄这种东西了。傍晚,我陪母亲出门,挨家挨户地借糯米。走了大半个村子都没有。如今的年月已经很少有人家炒阴米。我劝母亲不要再借了,不就是小孩要吃嘛。随便打发一下便行了。但是母亲十分固执,非要借到不可。到了晚上10点多,才在村尾的一家借到了半升。那一刻,母亲像一个要到糖果的孩子般笑了。
    一回家,母亲便急忙地跑到厨房生火。我和嫂子赶紧劝母亲明天再炒。可母亲依旧独自生火,拿着铁铲不停地炒。
    站在灶台旁,高出母亲一大截的我,清晰地看到母亲头顶上那一丛白发,狠狠地扎痛了我的眼睛。额上已经沟壑纵横。不到50岁的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给孙子炒阴米,一下子就老了。
    我们的岁月里,都有这样一个人,不辞辛苦,不怕麻烦地任劳任怨着。用自己日渐的白发和皱纹换取我们的成长。而当我们回望时,她却已经躲在时光背后,悄然老去了。
    是的,这个人就是母亲。
    文字质朴简约,生动。一些白描,一些对话,就写活了人物。罗波拿着这部书稿,爱不释手。看看后面的地址,是大宁县白鹿乡中心校。
    这是位老师,而且是偏远地方的老师。看来绝不是写作时间很短的人,因为才开始写作的人,往往喜欢用形容词,喜欢艳丽,喜欢比喻。只有老手,才会寓深刻于朴素。就象一个刚进城当小姐的女人,画得个绿眼红眉的,以为那样就吸引男人。结果男人往往对她翻白眼。当她知道朴素才是美,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后,才能赢得男人的青睐。
    再次和文扬相见,文扬问:“那部书稿呢?”
    罗波的脸一下就红了,她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这书稿被我搞丢了。”
    文扬并没有深究,现在编辑搞丢稿件的事经常发生。俩人这种关系,说什么呵?况且那个作者他也不熟。
    半年后,一部叫《山乡有爱》的散文集出版了,署名是罗波,虽然是自费出版,到市作协搞活动时,罗波给每位送了一本,大家一看,真的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是罗波的水平?以前只知道她写诗呵,情呵爱的。因为这本书写得真不错,特别是这篇《永远的桂花糖》写得真好,大伙赞不绝口。
    桂花在乡间算不得贵重,一不挂果,二不成材,只不过释放些芬芳罢了。因此一条沟只有几株桂花树,孤零零,那样寂寞。
    但孩子们喜欢桂花。桂花开的季节,一条沟的人们都闻见桂花的香。孩子们喜欢还因为村里最大的桂花树的主人——李婶会用桂花做糖。
    那年月,糖在乡下是稀罕之物。李婶做出的桂花糖总要分给我们这些孩子吃。
    妈妈说我是馋猫,哪有放学先去别人家然后再回自己家的?
    我一手托着桂花糖,一手抱着书包,我去的不是别人家,是李婶家。
    李婶把米粒大的桂花从地上拾起来洗净,等晾干后放进她熬好的糖胶里(胶糖是玉米熬的),然后一勺一勺舀出来,放在大竹筛上,再用劈好的竹片拍成块,等糖干透了,就拿给我们。
    不过这程序是李婶说的,我没有亲眼见过,我去的时候,只看见李婶放在竹筛上的那些已经干好的一块一块的糖。
    每年桂花开得正旺的时候,李婶家都要去好多像我这样的小孩,当然,像哥哥那种有觉悟的男子汉是不去的,他说他才不像我这样的小馋猫。但是我从李婶家回来要是没有给他桂花糖的话,第二天他就不和我一起去上学。
    淡黄色的桂花是什么时候谢去的,我不知道,只知道桂花糖东一块西一块能一直吃到挖藕的时候。每年我拎着妈妈装好的藕送去给李婶时,都能拿到她专门留给我的最后一块桂花糖。不过那年我没有拿到,因为李婶没有等到挖藕的时候,就自杀了。
    李婶的丧事是二老爷主事,全村人一起凑份子办的。妈妈说把我也带上去给李婶磕个头,都当亲女一样地疼。爷爷抽着旱烟不许,他说凶死的人会变成厉鬼勾魂,小孩子去不得。
    我最终没有去送葬,直到第二年忌日,才被妈妈牵着去李婶的坟地里拜祭了她老人家。
    关于李婶的死,有很多版本,桂先姑姑说她是因为得病没了指望才喝的老鼠药;四姨说是因为邻村那个老头的儿子来闹事面子挂不住;大妈说是一个人没有谁照顾把药拿错了……反正多到我听不过来,记不住。我开始明白“死亡”,死亡就是以后开再多的桂花,我都吃不上李婶做的桂花糖。
    李婶死的第二年春天,她家的桂树被乡里来的人砍了,说那么高的树长在电线下面,是障碍。李婶的味道,就这样从村子里消失掉。
    等我家的桂花树开花,妈妈拿它们来腌糖桂花时,我已经长大了,离开了那个村子。虽然走过很多地方,也尝过很多用桂花做的糖,但是,没有一种,是当年放学后托在手中的那一块的味道。
    就是凭着这部书,罗波成了江城有名的女作家了,在本地文坛就如新星般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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